審查制度不是中國新聞報導的唯一問題。另一個是通行的腐敗。
周建國（音）和一個同事打著一份中國某日報的旗號，開了幾個小時的車，到達北京西南邊的中國腹地：產煤大省山西省靜樂縣的叢山之中，調查一起發生在5月31日週末造成兩人死亡的煤礦事故。報導這一事件是需要膽量的。 在漫長的一天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們被告知要爬上破舊的磚混政府大樓的樓梯，去和一名縣裡的主管安全生產的官員面談。
但是到這裡這篇新聞報導就偃旗息鼓了。關於這一事故的報導出現沒有出現在《山西法制報》上，或者任何的新聞媒體上。報社否認曾雇佣過任何叫「周建國」的人。周和他的同事拒絕《福布斯》的記者旁聽他們和安全生產官員的會面。當這場十分鐘的會面結束的時候，兩名男性和一名被稱為「李主任」的人拒絕透露他們討論了什麼。
這一簡短的會面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可以讓一場致命的礦難神奇地消失？「黑暗的新聞界，」我們的當地嚮導說。我們只知道他叫「老趙」，自稱是個生意人，也是記者，他給我們安排了與那兩名記者的會面。在走進李主任的辦公室之前，兩個年輕人和老趙湊在一起，老趙直白地解釋了為什麼《福布斯》的記者不能參與會談。有外國人在場，「李不可能付錢給他們。」
難道奧運年不應該預示著中國新聞界的正直新時代的到來嗎？是，也不是。四川地震讓一些勇敢的中國記者無視審查制度，追尋關於建築標準的殘酷真相。但是政府的干涉不是唯一一個阻礙了真相被曝光的因素。在中國黑暗的新聞界，無數的小型災難照例都被隱瞞了。記者們以賽跑的速度到達煤礦事故現場不是為了調查，而是為了收「封口費」。媒體專家和一些中國記者們說，礦難死的人越多，封口費越豐厚，尤其對那些有著國家或者省級新聞機構身份的記者更是如此。
收受賄賂是蔓延在中國新聞界的「現金文化」的一部分，從各種公司新聞發布會上收受禮品的記者，到銷售晚間新聞中的黃金時段的制播人，再到以曝光威脅進行敲詐的記者。跟政府審查不同，腐敗從內部隊伍中吞噬了本來就飽受批評的職業道德。利益和金錢的交換隨處可見，以至於有良心的記者要冒著被同事鄙視的風險，就像某個誠實的警察在腐敗的警察局中的情形。
「那些從來沒收過紅包的記者將很難與同事們相處，」位於北京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展江（音）說。「其他記者會把他看成是敵人，而其他人會想，這些記者很危險，他們可能會報導我們。」
老牌調查記者王克勤的確舉報了他們，王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應景的是，他犯下的「罪」正是因為他調查了一名墮落的同行，蘭成長。
蘭被山西煤老闆雇佣的流氓打死，最開始他的死亡以「一名記者在履行職責的時候被謀殺」當做新聞頭條被報導。但是也有媒體報導了另一個版本，蘭似乎是去那個煤礦敲詐老闆。王克勤的深入調查發現蘭終其一生都沒寫過一篇文章。
「蘭成長是個黑記者，」王克勤說，「他不是為了新聞主義而殉職。」
王克勤全面的報導沒讓他在同行中受到擁戴，他說他只不過「觸及了點皮毛」，擔心更深入的報導會將他徹底逐出新聞界。
「大多數的中國記者生活工作在灰色地帶，甚至是黑色地帶。要是我揭出所有的事，我在中國就沒法生存了，」王克勤說。今年，醫生給他的建議是為了健康休養一段時間，他住在北京一個政府提供的普通公寓裡，每月領著160美元的基本工資。（記者每發表一篇文章可以獲得額外的酬勞。）他沒有房子，也沒有汽車。
「要是你看工資單，北京大多數記者的工資和我一樣，但是為什麼有的人可以買豪華汽車，住別墅呢？」王克勤問道。「因為他們用報導與官員、商人做交易。他們有很多灰色和黑色收入。」
因為有封口費，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未報導的事情。就是一名業內人士也很難評估新聞界的腐敗程度。王克勤認為，中國80%的記者都是「灰色」的，這些人有時真正地履行職責，但是有時也寫一些「軟文」，或者悄悄地槍斃掉不討好的文章，以此來收錢收禮，用廣告合同的回扣來補充他們微薄的薪水。
王克勤猜測，平均6個記者中就有一個是那種行業中最壞的「黑色記者」，他們向企業主和官員進行敲詐。這包括一些裝作是記者的騙子，他們炮製負面新聞、敲詐目標，也包括那些和不法份子勾結的記者，這些記者為不法份子提供保護，一年可以偷偷地賺上幾百萬美元。
2006年，《中國產經新聞》湖南分社的記者楊曉慶因向一名黨委書記勒索而被判有罪。楊用一篇當局所稱的「假報導」來敲詐他，報導的內容是該黨委書記非法進行土地交易。據《中國青年報》報導，2002年，來自國家官方新聞機構新華社的兩名記者收受金元寶，掩蓋煤礦事故。
在這個已經把腐敗當作「生意」常態的行業裡，如此戲劇性的曝光很少見。事實上，腐敗已經成為了深深嵌入中國新聞界的商業模式。過去的15年來，新增了數千種報紙雜誌。它們全都必須自負盈虧，無法從政府得到任何經濟資助，這就意味著從封面到封底，所有東西都可以賣，收入可憐的記者被允許利用他們的職位獲得額外收入。中國的記者們說，有時候，新聞機構在偏遠城市設立「分部」不是為了採集新聞，而是為了斂財。
「他們實質上運行的是商業編輯體制，」一位來自香港大學的中國媒體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的研究員，大衛·班德斯基（David Bandurski）說。他研究的是新聞界的陰暗面。「根本就沒有新聞主義。」
記者有很多撈錢的途徑。在企業新聞發布會上收現金「紅包」已經是多年來的常規了，這也是記者們來參加這種會議的唯一原因（實際上，現金通常是放進考慮得更週到的白色信封，連同「推薦稿」一起裝在媒體材料袋裡）。這個公開的秘密是嚴歌苓的小說《不速之客》的故事背景。在嚴歌苓的小說裡，主角扮作記者去參加企業新聞發布會，只為了拿紅包。現實生活中，這種方式讓普通記者一個月能多賺幾百甚至幾千美元。
根據目前的和過去的出版人的介紹，另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在以「燒錢」為行規的時尚雜誌業，社論的位置可以賣到5000到25000美元一頁，頂級雜誌的封面的價格超過了10萬美元，什麼品牌都想在當月封面上展示：歐萊雅、路易威登、菲格拉慕。頂級商品的揭幕派對、禮品包、費用全免的歐洲游，所有這些都確保了新聞團隊的無比順從。
「這裡有一火車的意外之財」，時尚雜誌iLook的出版人洪晃說。在中國的市場經理「不用像其它普通的市場經理那樣憂心忡忡，比如自己是否工作得出色，是不是做了足夠的功課來獲得更多的新聞，因為品牌商們真是給每個人塞錢求著報導他們。」
還有，就是所有的媒體空間中最誘人的一個，數千萬人收看的晚上7點的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野心勃勃的下層官員夢想著在播放時能露一小臉，幾秒鐘也行，以提升他們在共產黨中的資歷。新聞傳播學院的展院長也曾經是中央電視臺的員工，他解釋道：「各地官員和企業家最喜歡出現在7點鐘的新聞聯播裡。我聽說價格好像是幾十萬[元，或者超過4萬美元，」展說，「各地官員很難出現在電視上。一旦他們出現了，比如說3秒鐘，5秒鐘，這對他們的仕途很有幫助，可以增加他們獲得提升的機會，為了這個，他們付100萬也願意。」
CCTV否認自己在售賣《新聞聯播》中的時段，也否認有任何腐敗的記者。但是，它同新華社一起，代表了支撐腐敗橫行的中國新聞界的兩大支柱：官方權力和最大的市場到達率。
亞洲其它國家也有腐敗記者的問題。但是中國雜交的媒體體系製造出了一個威力強大的官方影響力和利潤驅動的怪胎。當來自中國最高新聞機構的記者找到一名官員或者商人的時候，在這些記者背後不僅有市場力量，他們還有更加令人畏懼的東西——國家權力。
「媒體得到了強權的投資，因為媒體長期扮演著某種國家職能的角色，所以人們基本就在用政治資本來換取商業利益，」班德斯基說。「也是因商業和控制這兩種角色之間的張力才真正創造出了腐敗和虛假的樂園。」
一些中國新聞界的領導品牌，包括受人尊敬的商業雜誌《財經》已經在試圖建立起職業標準，宣言不收受紅包。（《福布斯》雜誌的授權中文版的主編莉迪亞陳說，我們禁止「甚至是以交通費的形式」得到的好處。）但是這種對腐敗文化的公開挑戰只是例外。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媒體研究系的副教授周澤甚至認為，「黑暗的新聞界」可以看成好事。他之前長期工作的單位，國家級報紙《法制日報》有時候甚至沒有足夠的經費來支付差旅費。從某個被委屈的家庭收錢報導一下他們的問題，這沒什麼。
「把問題扔下不管，不報導，或者拿錢然後報導問題，哪個更道德？」周說。
「對煤老闆進行勒索有好處，因為‘它增加了煤老闆的成本’」，周說。「那些煤老闆也許會想，與其不得不面對這樣沒完沒了的勒索，我還不如提升安全工作的條件。」
山西的一些腐敗記者也這樣將他們的行為合理化。一位向《福布斯》賣了一則記者從煤老闆那裡收賄賂的視頻的記者說，他和同事們把他們對煤老闆的行為稱為「黑吃黑」。他解釋說，「對那些黑心的煤老闆，我們必須要出黑招來對付他們。」
但是這不是問責機制。這是中國的腐敗經濟的另一個層面，一個蓬勃發展的影子市場，許多年來，它已經損害了許多政府頒布的意圖良好的法令。
在煤礦行業，去年的報導中有3,786名工人死亡（一些未知數量的死亡未計入官方的統計數據），這個影子市場不制止任何死亡事故，甚至將這些事故當成是經營成本的來源。
一旦煤礦出事，所有的記者都來了，媒體顧問根據來的媒體的級別給記者發不同的紅包。CCTV也許能得到5萬到10萬[元，或者725到1450美元]，新華社的可以得到5萬。對省級媒體，可能是3萬，對那些小報，可能只有幾千到兩萬。這個錢被稱作「封口費」，也被稱作「媒體公關費」。新華社則否認最近幾年中它有任何腐敗行為，它說如果發現有一個收了「封口費」的記者，就會把他開除。
這是個騙錢的好辦法，因此也吸引了一大批中國媒體稱為「假記者」的人。去年12月，《中國青年報》報導說，幾個月前在山西，28名「假記者」因勒索被捕，收繳了1362張假記者證和工作證，關閉了45個非法的新聞機構分部。
儘管這些國家媒體報導暗示，那些假記者是騙子扮成，玷污了經過正式認可的中國記者的名聲。但是實際上，一些記者告訴《福布斯》，他們常常是想要籌措現金的新聞機構招聘來的。
「很多小報，省級的非主流報紙，當它們在其它城市設立新的分部或者新辦公室的時候，他們通常也設定了一個收入目標，」在山西分社的某記者說，因害怕報復，他選擇匿名。「那些分社本身就只有一、兩個人，根本不能實現目標，於是他們雇佣一些臨時人員來幫他們完成目標，而這些人連寫作都不會。」
「有人說，你今天是個水果攤老闆，明天就能成為記者。」
當我們的山西之行中，這就很明顯了。當我們在場的時候，我們的嚮導老趙沒有去找封口費，但是他試圖招收《福布斯》雇佣的司機來當他未來的記者。老趙告訴司機說，能寫文章不是必要條件。
Qu Wei補充報導
譯者：Grobe Fuge
校對：@xiaomi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