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來就有輕商的傳統」，這似乎已成公論。時至今日，這一「公論」似乎要重新思考。
在我看來，古往今來，中國輕視的其實是商人，卻從來不輕視商業。
說到輕視商人，倒真是罄竹難書的。早在管仲那時候——公元前七世紀，他給百姓分等級，是為「士農工商」，商排在最後，經商是末業。到了漢朝的劉邦，他最討厭商人，專門頒布詔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車騎，還專門抬高針對他們的租稅，以表示困辱——「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他還規定，商人不得從政，甚至連他們的子孫也不行，所謂「禁錮不得為吏」。當時朝廷沒有錢，就推出一個「納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可誇張的是，就是在「賣官」的時候，朝廷竟也規定，最有可能出錢的商人不在此列。
這種對商人極端蔑視的政策，在此後的歷朝歷代中稍有緩解，但是從根本上卻沒有改變。
可是，為什麼又說中國從來不輕視商業呢？
還是從兩千多年前的管仲說起。他主政齊國時，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就把鹽業和鐵業收回國家專營。當時其他的諸侯國，徵稅靠的都是農業稅，可是只有管仲看到了一個事實：工商業——煮鹽冶鐵——所能產生的利潤遠遠的大於耕地種田。在農耕時期，這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更重要的是，這是唯一的工商合營產業，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壟斷經營的優勢，從業者一面自製商品，一面自行販售，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輾轉變化，繁殖累積，其財勢不可阻擋。
更要緊的是，國家直接控制工商業，老百姓並不覺得受到了損失。管仲就舉例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等鐵製工具，只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於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於人頭稅的徵收總額。表面上，國家並沒徵稅，實際是「無不服籍者。」
因為實行了鹽鐵專營，齊國迅速成為當時最強的諸侯國，齊桓公因此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名號。從那時起，中國的歷代統治者都把最能夠產生利潤的工商業收歸為國家經營。這種統治藝術冠絕全球。與歐洲列國相比，那裡的治國者從來只知道從稅收中獲得收入，在中世紀，一些國家真的窮到沒有辦法了，連一根煙囪也要徵稅，結果弄得天怒人怨，他們沒有想到，其實只要把煤炭專營起來，每一斤煤多加一點錢，遠遠比征煙囪稅更能增加收入。只有中國，想到了從國營工商業中直接取得利益。所以，一些有見識的史家便提出，中國的治國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識到「工商富國」的一撥人。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一方面知道「農不如工，工不如商」——這是司馬遷先生在《貨殖列傳》中的原話，可為什麼另一方面又要拼了命地壓抑和蔑視商人呢？
道理在於：當國家直接進入到產業經濟之後，國家資本集團就與民營資本集團構成了競爭之勢，後者自然就應該遭到打壓。所以，輕視商人與重視工商，正是一體兩面的結果。
這種頗似矛盾，實則一體的觀念會造成怎樣的景象呢？下面一段故事，在歷史上一再發生——漢朝初建之時，國力極度贏弱，皇帝要出巡，居然配不齊四匹膚色一樣的駿馬，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諸侯，窮窘得只好乘坐牛車。國貧民窮之際，朝廷一改管制政策，「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經過七十年的「文景之治」，出現前所未見的盛世，「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國家儲備的錢財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勢力。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了二十一位當時的富豪，個個都神采飛揚。可是到了景帝的兒子漢武帝時期，再度實行管制政策，鹽鐵等重要產業重新收歸國有化，所有鹽商、鐵商、流通商、金融商幾乎全部——破產。
讓人嘆息的是，這樣的景像在此後的兩千年裡一再地重演。我們這個國家，只要沒有外患內亂，放縱民間，允許自由從商，三十年可出現盛世，五十年可成為最強盛的國家，可是接下來必然會重新出現國家主義，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權的邏輯之中，必然造成國營經濟空前繁榮的景象。
歷代史書中的所謂「大帝」，從秦始皇、漢武帝、成吉思汗到康熙、乾隆，無一不是國家主義的實踐者，在其統治期內，商人階層從來就是被打壓的族群。這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國家主義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負者，而他們以及他們所在的階級則是這一自負的最大得益群體。具有迷惑性的是，他們在口頭上都以「均貧富」——救濟貧困，抑制豪強——為號召，這能夠喚起無產者對有產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實際上，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專權統治，謀求財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國家的利益永遠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執行這一政策的官僚，因為要與民爭利，所以又必定多為嚴厲的酷吏，先是以鐵腕手段對付商人及中產階層，然後又私下作法敲詐，結成權貴資本集團。
在這種政策邏輯之下，有產者的下場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諷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財政收入，大多用於國防軍備，平民階層因此而得到的實惠卻少而又少。在國家主義的政策之下，國強易得，民富難求。
中國對「商」的態度是如此的混亂和矛盾，說到根子上，都是制度惹的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