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種供給是無限量的，它就毫無經濟價值。
一個經濟體開始工業化，勞動力就是這樣的供給。當產業勞動力少於農村剩餘勞動力時，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並不能改變勞動力過剩的狀況，因此勞動力也無權提出更高的工資要求。
但是，當剩餘勞動力消失，勞動力則變為有限供給。如果某行業想雇佣更多工人，就必須開出比其他崗位更具誘惑力的條件，即支付更高的工資。發展經濟學理論把前者和後者之間的臨界點稱為「劉易斯拐點」。
中國近期勞動力短缺現象，意味著「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拐點」的形成和到來是一個過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起薪低，似乎暗示中國市場的勞動力仍是無限量供應。藍領勞動力市場情況參差不齊：青年藍領工人資源已經枯竭，但很多中年勞動力長期處於待業狀態。
出口型產業過去一兩年常抱怨「勞動力短缺」，其中暗含玄機。它們大多建立在青年藍領勞動力基礎上，生活成本低，勞動力具流動性，對住房的要求有限。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這些勞動力的醫療成本呈指數增長。
產品緊缺意味著定價有誤。因此產品價格應當上漲，遏制需求、增加供給，達到新的供求平衡。勞動力短缺實際上是勞動力的價格過低。
不過，遭遇「勞動力短缺」或經歷罷工的企業也無需過度擔憂。薪酬的要求並非無底洞，只要工資水平以每年15％-20％的幅度增長，勞動力關係就能達到供求平衡。薪酬上調，勞動力需求就會增加，雇佣中年勞動力就有商業價值。勞動生產力隨之增加，並能抵消工資成本增加的一半。工資成本增加的另一半可以通過通貨膨脹轉嫁給買家。
讓買家承擔價格上漲貌似非常荒謬。中國出口商向來懼怕買家，因為買家總可以轉與另一家工廠購貨。但是，如果中國生產成本上漲，這種選擇在理論上就不存在。當所有工廠要求支付同樣的薪酬，買家就無法找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工廠。因此，雖然中國工廠不擁有定價權，中國這一世界工廠卻掌握著一定程度的定價權。
隨著經濟全球化，生產基地也可能從中國轉移到別的國家，但生產基地轉移受兩個因素制約。一方面，沒有一個國家能在規模、成本和基礎設施上超越中國。轉移生產基地，則必消磨掉其成本優勢。另外，工廠不能離供應商和買家太遠，轉移將極大地增加物流成本。移動整個供應鏈將會極其困難。
因此，中國可以在某一幅度內提高勞動力薪酬，而不必付出失去全球貿易市場份額的代價。這一時間可能是10年左右。在此期間，依賴價格上漲及出口量的增加，中國出口額每年將以7％-10％的幅度提高，並在10年後翻番，達到3萬億美元。
出口價格的增長令更多勞動力轉向服務業，勞動力市場則必定產生非常大的通脹壓力。過去10年中，中國勞動力收入總額佔整體經濟比例大幅縮水，目前不足40％。今後10年，勞動力收入佔整體經濟比例將增至55％-60％。勞動力收入佔整體經濟比例的正常化將帶來5％甚至更高的通脹率。
調高利率有利於防範危機。正確的利率則應該比現狀高出5個百分點，保持現狀將使通脹進一步惡化，惡性循環引發危機。因此，中國必須加息。
作為中國最大的利益集團，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反對提高利息可能延緩中國經濟轉型，進一步推高通脹率。現在很難預測通脹率最終將被推向什麼水平。油價作為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指導價格的變數非常多。考慮到英國石油公司(BP)目前的處境，石油價格未來數年只會升，不會降。因此，中國的通脹率很有可能突破兩位數大關。
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轉型時很難不伴生危機。但是，危機不是注定的。中國應當盡快以合適的速度開始加息。如果今年加息1.5個百分點，明年再加息2個百分點，2012年再次加息，中國即可實現經濟軟著陸，儘管房地產市場可能硬著陸。
當今，時代變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會導致通貨膨脹。宏觀層面，中國必須提高利率，避免過度通脹。微觀層面，政府應當容忍通過罷工提出增加薪酬的合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