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的一夥人佔最多數，除了胡適，徐志摩，陳西瀅，凌叔華，顧一樵，聞一多，陳銓等人之外，如羅隆基，梁實秋，葉公超，劉英士，余上沅，饒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衛聚賢，沈從文，顧仲蠡，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過書；至於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殺的左翼作家胡也頻，他初期的作品，《鬼與人心》和《聖徒》等也是在《新月》雜誌發表的，甚至還在新月書店出版過幾本集子，也可以說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然而，那時新月社這一夥人是被人號為「新月派」的。但依照梁實秋先生的說法「辦這雜誌的一夥人，常被人稱做新月派，好像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好像是有什麼共同的主張，其實這不是事實……新月派這頂帽子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所製造的，後來也就常被其他自命的人所使用。當然，在使用這頂帽子的時候，惡意的比較多，以為一頂帽子可以把人壓個半死。」不過，在外人看來，新月社這夥人當中，有三個人最為特殊。一個是胡也頻，後來因為參加了左聯而被捕槍斃。另一個是聞一多，因政治問題被暗殺。還有一個是羅隆基，後來也走上政治的道路，成了中國民主同盟的要員，被人目為左翼政團宣傳家，為朝野所側目。梁實秋先生在《論羅隆基》一文的結尾，便有「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的話，並不是無因的。
大約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羅隆基夫婦自海外返國，路過星加坡時，登岸拜謁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過一個短暫時期。原來他的髮妻是英國留學生，是星加坡華僑資本家張永福的千金。羅隆基原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送美留學，他為人急於功利，而性格又異常倔強。他因為要著博士論文，以「英國選舉」為題，蒐集材料，遠赴英倫，從英儒拉斯基請益之便，而致結識了張小姐。他之追求張小姐，由相戀而結合，原以為髮妻方面，既是有資產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潤多少的。誰知道他的丈人翁，雖然是苦工出身的華僑資本家，卻是一位有真實信仰的同盟會會員，並且是孫中山先生不折不扣的忠實信徒。他原是廣東饒平人，十多歲南來星加坡謀生，因種植胡椒樹膠起家而致成為巨富。並且因為少年失學，而勤學自修，尚能作詩寫文，晚年還自費印過一冊詩集《觚園耶許聲》行世。星加坡最有名的歷史勝跡的晚晴園的主人翁也正是他。一九二五年曾任廣東國民政府參事，翌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他任汕頭中央銀行分行經理，不久，調任廣州中央銀行總行副經理。同年十月間，國民政府發表他當汕頭市長。那時他不過五十多歲。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汪精衛投敵，他因為與汪精衛最接近，感情最好，因此從汪，任偽府中央監察委員及國府委員。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十月間張永福被捕，被判入獄一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釋，年已九十餘，一年後以病在九龍去世。他早年在星加坡時，常常接待國內的客人，總以他的信仰為標準；如系黨員，便立即予以優惠招待，臨行還致送豐厚的盤纏。可是羅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間，卻和這位丈人翁格格不入，致目的不達，大失所望，只得鎩羽而歸。回到上海以後，由於他最尊敬的張君勵和胡適的介紹，夫婦倆才到光華大學、中國公學和暨南大學來教幾點鐘書的。
他的這位髮妻，當年還寫過一部《楊貴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時，也是採用這部書作課本的。
羅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經濟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學，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表示非常欣賞。他雖則是口齒伶俐，辯才無礙，但聽他課的同學卻不十分踴躍。後他一連串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與個人主義，使得《新月》有了更濃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風波，又因同學的口碑載道，方陡然驟增了不少旁聽的同學，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為期不久，大約是教了一年光景，便離開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報》的主編去了，這都是後話。
這期間，不知怎的他對於張小姐不對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協調，大概是為了急於功利的緣故，後來他看上了徐志摩的離了婚的夫人張幼儀，也就是張君勵的妹妹。他偽裝張君勵的信徒，加入國社黨，滿以為近水樓臺先得月。殊不知張幼儀對於羅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對她的追求，不但徒勞無功，簡直是毫無希望。他追求張幼儀之不能成功，他懷疑是因為有髮妻的關係，遂決心擺脫。可是又怕她受律師的挑撥和教唆，向他提出贍養費的要求。他只得學楊傑的手段，決定離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沒頭沒腦的亂打亂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來，什麼贍養費，簡直連想都不敢想，便自動下堂求去。張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哪裡經得起羅隆基每天的拳腳，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羅隆基和她分手以後，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當年在北方給國民黨做婦運工作。他自己時常對人說他對王家右非常好，但王女士不原諒他。他還說他和髮妻的離婚，完全是為了她。想不到現在結果如此。他對她好，而她卻要分離，這也許可以說是最早造成的錯誤——猶如他後來在政治上一樣。但他一直不承認王女士和他已經離婚，她後來卻嫁了已故電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的第五任太太。
羅隆基是以大學教授和學者資格，崛起於政治舞臺的，但一般人對他具好感的極少。他在天津主《益世報》筆政時，即因事飽受人恐嚇槍擊，可是他卻因此而享大名。他唯一的本領，即一方面罵，一方面又捧，甚至在前面罵，在後面捧；或者當面捧，而背後罵，自以為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結果卻為人不滿，說他是政治掮客，到處以第三者為貨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東西來。當第一屆國民參議會舉行時，羅隆基與張君勵，以代表國社黨而為參議員。他以舌鋒銳利，辯才特長著稱，在會中非常活躍，稱為參議員四辯士之一。但他的言論並不完全代表國社黨，甚至與黨魁張君勵的意見相牴觸。，當時有人問他，他的回答卻相當耐人尋味，他說：「政治家之於黨，好似行路者之於找一所屋宇，藉以避蔽風雨。國社黨並非高樓大廈，僅不過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樓大廈之前這所茅屋雖然簡陋，也可以聊蔽風雨。」
羅隆基的話，說得很坦率。他當時是沒有國社黨，就不能當參議員。以後有所謂三黨的國社黨、青年黨、第三黨，三派的職教派、救國會派、鄉建派合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羅隆基以國社黨代表而當委員，成為「民盟」的有力的發言人。後來他脫離國社黨，大概是找到比較滿意的房子，他的作風，也正是如此。
有一次，在國大會前的一個晚上，羅隆基曾作了一番有意義的「夜談」，那晚的話是由在場的一位高級官員無意中偶然提起來的。他和羅隆基有很厚的私誼。那時國大召開在即，第三方態度不明，而他正是「民盟」的「准發言人」。他因為提到國大名單，便顯得分外感慨。他批評到與國大有關的人物，如曾琦，他就表示很不屑予，認為蔣主席高興曾琦完全是錯誤的。因為曾琦連一點派頭都沒有，見馬紹爾特使要帶翻譯，而「我羅隆基最少比他強一點」。他還批評廖雲臺，說他沒有理由充任「社會賢達」。
他滿腹牢騷，說話未免偏激。但政治還是人的關係，人與人互相批評，原本沒有什麼奇怪。
後來他又談到他自己。只要和他見過兩面的人，必定會知道他的口才。不過，在談到他個人時，他的口才卻顯得很笨拙。他過去曾當過參議員。據說他任職不久，便和若干參議員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參議員，這並不希奇，但也該換些比我好的。現在這些袞袞參政，算什麼呢？如果參議員是考選的，我考也考得上頭三四十名。」他這些話，無疑的是悲哀，而且是「懷才不遇」的抑鬱。從他的談話看來，也可以看出當年中國政治圈中一些准悲劇性文人的心情。
至於羅隆基在被除名後，才產生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這一組織。據左舜生先生說：「它是一九四一年發動的，其直接的動機，是由於政府將若干不必除名的參議員一律除名了。大家覺得與抗戰宗旨不合，與推進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發起這樣一個團體，以表示抗議。後來因為救國會分子瀋均儒、張申府、史良、劉清揚、鄧初民等人的加入，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後成立，活動範圍加廣，盟員也逐漸加多，好奇者投機者，紛至沓來，盟員也一天天複雜，中共想利用民盟作為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趨於明顯。這時主持昆明支部的為羅隆基、聞一多、李公樸諸人，他們覺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團’兩字，對於以個人資格參加者頗感不便，因提議取消‘政團’兩字，該稱中國民主同盟。後來民青兩黨退出後，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邊倒’……」
在抗戰期間，羅隆基在西南聯大任教，還流傳了不少佳話。聯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豐的，都被他追求過。有一次，他從圓通街經過，看見一位頗具風韻的少婦。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慣伎，一步一步跟隨著，並且沿途向路人探詢她的住處。這位少婦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走進街口一個小鋪子去買花生米，想借買花生米逗留一陣，待羅走過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進小鋪子裡，從後面伸手替她付款。這樣一來，兩人當時便發生口角把事情鬧大了。這位少婦控訴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時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學教授袁某。地方法院開庭的那天，聽審的人，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那天羅隆基沒有出庭，由他的律師代理，又恰巧袁太太聽覺不好，法官審問時有些聽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羅隆基跟蹤追隨起，到小鋪子買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來。
當時羅隆基的代理律師，似乎也無法為羅聲辯。唯一辯護的理由，就是：「羅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羅先生不會在外攪七捻三，尋花問柳的。」後來這段公案，也經由另外幾位大學教授出面調停，才算不了了之。但是那個小鋪子的花生米，卻因此而名聲昭著，每個去游公園的人，幾乎人手一包，稱為「羅隆基花生米」。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南京突然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民盟大部分的要員，便開始遠走高飛，有的遠適異國。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稱的羅隆基，卻一直留在南京。事實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當局想請他上杭州。恰巧羅本人那時也為了行動的不自由而苦惱。於是由張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邊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離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別約了他的愛人浦熙修話別。羅浦間艷事風傳已非一日，不過始終沒有完全公開。那晚浦小姐如約前往，兩人在梅園新村民盟總部會面，情話喁喁，離情萬千，卻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驅車趕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動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原來那天民盟內部因羅隆基即將離京，所以把所有的傳達侍役全辭退了。袁趕到門口，也沒有人攔阻，便一直撞開內室，而羅浦兩人卻正在互相擁抱，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氣壞了。他上前就給羅浦二人一記耳光。羅浦也不示弱，聯合向袁反擊。後來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劇，還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員調解之下而平息下來。羅袁雙方也為了顏面關係，互作讓步了事。
不過，經過這次鬧劇演出後，羅隆基和浦熙修的艷事到底揭開了。關於浦熙修這個人，可以說的是她當年正是四十二歲，和袁子英結婚也十多年了，有兩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羅隆基的接近，還是在重慶作《新民報》採訪主任的時候。那時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當活躍，羅隆基又是政治紅人，浦因採訪之便和羅一見傾心；復員還京，再度相值，便種下了這樁不解緣。至於袁子英，則任經濟部華中礦務局副局長，素有「好人」之譽。他早就知道羅和浦之間的關係，但是為了名譽地位關係，不願傷面子。據說他幾次要子女輩環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諫，但終無法挽回。
這樁桃色糾紛，當年的確頗喧騰一時，很使人注意。因為三個主角中，一個是政客，一個是名記者，一個是現任官員。袁子英還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決定延律師和浦正式離異；而浦也寧願「為愛情死，不願受禮教束縛。」當中只有羅隆基也許還想自辯，但他的行為已受限制，嘴巴當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國內地易手後，羅滯留在故都，行動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斂抑鋒芒，得以終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時，也不過享年六十多歲。
羅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稱。他在《新月》發表有關人權問題的文字，一共有十幾篇，後來匯印成書，名曰「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現在自然成了絕版。新月社在今日已經成為文壇上的一個歷史名詞了。當年這夥人也正如梁實秋先生所說的：「……除了共同願意辦一個刊物之外，並沒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數，各有各的研究範圍，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職業技能。彼此不需標榜，更沒有依賴，辦刊物不為謀利，更沒有別的用心，只是一時興之所至。……」觀乎羅隆基，聞一多輩的行徑，堪作這些話的註腳。當年新月社的這一夥人，今日都已風流雲散了，有的垂老投荒遠適異國，有的已經是快近古稀之年，幸而大多數老而彌堅，尚閃耀著他們本身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