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一個朋友來訪。這位老兄雖然在不少問題上和我的看法相左，不過我們這些年的交情套句東北話，一直都是「槓槓的」，並不會因為意見的分歧而受影響。在咖啡館裡，除了敘舊之外，我們就他所謂的「中國模式」和我認同的「中國道路」理念之爭頗是唇槍舌戰了一番。
我的看法是，自從鄧小平30餘年前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進程後，中國其實至今仍在摸索著前進。我想沒有人能夠否認，當時的中國已走入死胡同，也只有通過尋找新的「中國道路」，才能拯救國家於崩潰之邊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與其虛頭八腦地說是任何模式的功勞，倒不如把問題簡單化一些，直接承認是巨大的市場開放後所天然具有的原子能量釋放。當然，我個人之所以覺得有必要區分「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這兩個概念，是因為對中國未來的可持續性發展而言，理解二者背後的種種假設和條件會更有現實意義。
從宏觀的角度出發，我想這兩種提法最大的不同就是「模式」的說法更強調國家和民族的個性，弱化乃至否認人類的共性，而「道路」的理念在不排除人類共性的前提下，也不否認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所應有的特殊性。概括市面上幾個版本的「中國模式」說法，基本上都是在宣講以大政府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方式，試圖用無法自圓其說的「中國價值觀」取代由民主、自由和現代文明等理念組成的普世價值，而某些專家提出的「中國模式」甚至被賦予了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相比之下，我一直認同和提倡的「中國道路」理念並不否認當下各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問題和難處，但與此同時也會堅持應有的底線，有自身正確的坐標，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價值觀「不拋棄不放棄」，不會因為中國在短時間內發生的所謂「經濟奇蹟」而迷失方向，不會因為盲目維持GDP增長而忽視民意和民生。更重要的是，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道路」的提法並不會把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尊重放在對立面，也會為建立司法獨立和媒體監督的政策性追求提供更包容的空間。
其實，某些外國專家學者提出「中國模式」的動機不難理解，多少是企圖標新立異乃至譁眾取寵的學術行為，既透視出宣揚者對中國缺乏全方位和深層次的瞭解，而且因為涉及到著書賣書的市場行為，也帶有一定程度的商業色彩。在中國的知識界，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自然也無法逃脫權力和世俗觀念的干擾，既得利益和公共良心之間的博弈也始終貫穿其中。在當下「大國崛起」說法甚囂塵上的大環境下，時而出現的一抹民族主義色彩更是容易混淆視聽，讓中國在自身的發展道路上有可能再次陷入迷途。
和我這個朋友一樣，有那麼一群知識界和商界精英，他們有邏輯沒邏輯地把中國近年的經濟奇蹟完全歸功於虛無縹緲的「中國模式」，忽視了過去30多年經濟潛力集中爆發的自然推動力。而在這種所謂模式背後的種種假設和條件，諸如大政府主義、民主因素在中國的可有可無以及國民性和他國不同等看法，其實無一不是阻礙中國未來幾十年持續性發展的主要因素，也無法在根本上為目前中國在政策領域補丁上打補丁以解燃眉之急的困局提供靈丹妙藥。
縱觀歷史，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高速發展模式也非前無古人。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黃亞生教授的研究表明，上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同樣經歷了類似的「奇蹟年代」，每年的GDP增長高達11.4%。在此期間，巴西強勢的軍政府充分發揮了集中式的政府決策優勢，實行高稅收政策，把資金大量投放到土地徵收和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但忽視了在公共教育和衛生方面的投資。當時所謂的巴西模式也是沉浸於國內外一些專家的溢美之詞，但到了70年代後期，巴西國內的經濟和政治開始動盪不安，GDP一度完全停止增長，而且這種低迷狀況一直持續到本世紀初。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雖然彼時的巴西和今日的中國不能完全等量齊觀，但以大政府主義為導向的發展模式所帶來的教訓卻不容忽視。就像我和朋友之間的討論一樣，我願意相信中國知識階層就 「中國模式」的爭辯也應是百利而無一害，希望這既是中國社會民主進步的一個標誌，也是在英雄所見可以不同的今天，激勵各方在中國道路上充分發揮集體智慧的催化劑。
105歲的中國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近日指出：中國的落後是驚人的，不存在「中國奇蹟」。這句貌似離經叛道之語，仔細想來，應是閱事無數的百歲學者不夾帶私貨的大實話。人類的發展需要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而世人在對美好事物的追求上大同小異，本無國籍之分。在殊途同歸的中國道路上，相信國人有能力、有毅力且更有勇氣追求和得到本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在這個可能漫長而艱辛的旅程中，只有中國道路，沒有中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