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為了紀念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發表30週年，《財經》週刊以《完成鄧小平未竟事業》為題，採訪了原新聞出版署杜導正、原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陳小魯和中央黨校王長江。我贊同《財經》雜誌和杜、陳、王等對推動政改的呼籲，但是說政治體制改革是鄧小平的未竟事業，我卻有不同看法。
毋庸置疑，30年前，鄧小平在經歷了被迫害、被屢次打倒的文革之後，曾對中共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有清醒的認識。他在這篇講話中，對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特權等種種弊端，均有精彩的論述。而他的最精彩的論述卻是在這段文字裡，「……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好制度約束壞人，壞制度制約好人，這種說法從此流傳下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只要一提到鄧小平和政治改革，人們就會引用這句話。它成了鄧小平真誠地主張政治改革的關鍵證明。不能否認，鄧的這套說法，在當時相當吸引人，似乎一個 經濟上現代化、政治上民主化的中國就要到來。但是後來大量事實證明，鄧小平的那套關於政改的說詞，全然不是人們想像的那麼一回事！
不錯，是鄧小平首先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人制度，而後來的執政者無不信誓旦旦要完成鄧小平的未竟事業。可是為什麼三十年來，這個未竟的事業幾乎沒有什麼進展呢？究竟什麼是鄧小平的未竟事業？為何觸及了中共政治制度核心的鄧小平，面對核心問題，總是虛晃一槍，繞道而行呢？
這裡似乎只有一種可能，即鄧小平意識到，政治改革對中共統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政改能解決一些執政當局急需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它在解決老問題的同時，又產生了新的問題，而這些新問題的產生和進一步的解決，非常有可能對中共統治產生致命的破壞作用。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權力壟斷、兩極分化、腐敗蔓延等重大問題的解決，無不同時指向兩個不同的方向。
鄧小平的聰明之處在於，他早就預見到了政治改革對中共執政的雙向作用，因此，他既要利用政改對統治者有利的方面，以提高統治效率，又要避免政改對統治者不利的方面，以免斷送了中共的江山。換言之，鄧不能不搞政改，但又不能認真搞。這就是鄧小平的未竟事業。
對鄧小平的未竟事業，趙紫陽在他後來被軟禁的5000多個日日夜夜中，捉摸得不能再透徹了。趙在《改革歷程》中指出，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改革，根本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而是行政改革，是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而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
這就解釋了為何主張建立約束壞人的好制度的鄧小平，會激烈地推動反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會把身體力行建立約束壞人的好制度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趕下臺，會不惜借用達姆彈和坦克車血腥鎮壓學生運動。原來鄧小平的醉翁之意並不在好制度本身！而他自己，正是建立好制度的絆腳石。這就是為何吳國光等越瞭解鄧小平政改來龍去脈的學者，對中共搞政改越悲觀的原因。
至於現在的胡錦濤政權，對鄧小平的未竟事業也理解得相當透徹，所以也不會搞真的政治改革。余英時先生近日在「談俞可平所謂的體制內改革」一文中披露，現在的共產黨沒有意思要改革，許多中國來的朋友很坦白地告訴他，目前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共會改變。
總之，所有關心中國政治發展前途的人，既不能對鄧小平的未竟事業再迷信下去了，也不能單純地等待現在的胡溫當局會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只有另辟他途。正如陳小魯和王長江等人所說，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以執政者的個人意志為轉移，也不取決於執政者自己的判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