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評價一個老師，就像擰螺絲一樣，越擰越緊，一套套量化考核標準在「折騰教授」，「學校就是要項目數。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體。」有的學校還設立「學術駐京辦」。
「比起媒體上討論的‘汪暉’，個別擁有行政資源的學官們，其實是最大的明火執仗的‘抄襲者’。」
有些「精於此道」的教授將連續申報項目視作「生財之道」，有的高達上百萬，也有人編一套假髮票把傢俱以「學術經費」之名抱回家，「誰願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來的。」
心理過山車
「我昨天有項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沒有項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難道不是同一個我嗎？」
53歲的胡學文是東南部某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頂著令人羨慕的「特聘教授」頭銜。但這麼多年，他似乎一直被困在一座看不見的圍城之中。
僅對教授資格的滾動式認證，就令他夠焦慮了，直到退休，都是他心頭陰影。
如果項目明年結題，他的特聘教授資格將被取消，「特聘教授一年一評，必須承擔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他絞盡腦汁找到了一個護身符——「延期兩年結題」。
他盤算著，離他退休還有5年，如果能再申請上一個項目，就能把特聘教授的待遇保持到退休；如果申請不上，則被降級為「普通教授」。
國家社科辦有規定，手持項目者，無權再申請新項目，必須等項目結題，他很矛盾，一方面盼著結題，一方面又想使項目延長些。
特聘教授比普通教授每年多5萬元工資。如果失去特聘教授資格，損失的除了工資，還有面子。他曾經歷過一次被降格的心理「過山車」。
因為曾承擔199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04年他被聘為「特聘教授」。第二年學校政策改了，舊項目不算數了，他重又淪為普通教授。
為了重獲「特聘」資格，從2005年開始，他每年都要申請社科項目，有次他的項目「入圍」了，據當時政策，入圍國家級項目，省裡會補償一個項目，但省級項目少，走關係的人多，他不想求人，最後空手而回。
直到2008年，他終於拿到一個國家級項目。但這一年，「特聘教授」的資格認定條件又加碼了，除承擔一個國家級課題，還要多承擔一個省部級或市級社科項目，叫「一大一小」。慶幸的是，他過五關斬六將又申請到了一個市級項目，再次被擢升為「特聘教授」。
他的課受學生歡迎，打分在85分以上，他的詞學專著早就成為專業的必讀書目，但這些卻無關緊要，只要沒承擔國家級項目就一票否決，「我昨天有項目，我就有水平，今天沒有項目了，就水平下降了，我難道不是同一個我嗎？」
他覺得學校評價一個老師，就像擰螺絲一樣，越擰越緊，讓老師不能消停，是「折騰教授」，他感到當教授越來越難，「學校就是要項目數。這是教育部排名的硬體。」
明火執仗的「學官抄襲者」
潛規則是，有行政資源的校長和院領導，主持一些重大項目時，號稱「舉全院之力」，其實只是掛名，實際操作的是青年老師和學生。
2008年入職的「海龜」趙濤剛踏入了圍城。
他從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再讀博士後，據協議，必須承擔並結項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否則不能出站。自從2008年底起他就開始發愁。
國家社科規劃辦通常在每年年底發布23個學科的「課題指南」，意味著申報課題只能是「規定動作」。
趙濤企圖找到以往項目立項的規律，他買了一本在暢銷書排行榜上脫銷的書，名為《國家哲學和社會科學「十五」研究狀況與「十一五」發展趨勢》，定價198元。
令他困惑的是，有些越空洞的課題，研究經費越多。很多立項課題，他看不出有什麼學理性，比如一項標價為50萬元的課題是「如何與媒體打交道」。
當了30年教授的胡學文更清楚其中「潛規則」，他眼見某些有行政資源的校長和院領導，主持一些重大項目時，號稱「舉全院之力」，其實只是掛名，實際操作的是青年老師和學生，「比起媒體上討論的‘汪暉’，個別擁有行政資源的學官們，其實是最大的明火執仗的‘抄襲者’。」
一位哲學教授把正在翻譯的一本前南斯拉夫的哲學著作，直接當作「原創」，本以為夠冷僻了，沒想「克萊登」遇到「克萊登」，還是被告發了。
關於抄襲，國家社科辦負責人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在2萬多份申請材料中，有專家反映個別課題論證中多處存在嚴重抄襲行為。在會議評審中，也有評審組發現兩份題目雖然不同，但論證核心內容和表述多處雷同的申報材料」。
瀏覽社科網站上的歷年項目，年年重複，從國家、省級到市級、校級，上下「比葫蘆畫瓢」，各省間社科基金半斤八兩。有些題目像「文字遊戲」，比如「馬克思主義和與時俱進」和「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同時出現。
趙濤買的那部厚書中說，外國文學類題目中，「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司湯達、左拉等研究，低水平的重複不少於80%。」
有的甚至連題目都一字不差，比如，兩個關於大學生就業研究的項目同時出現在立項欄中，一個標價42萬，一個標價15萬，胡學文為此還打電話詢問過國家社科辦有何不同，對方答覆，「一個是重大項目，一個是年度項目」。他還是一頭霧水，不清楚「重大」和「年度」的判斷標準。
胡學文也發現，「跟風」研究多，金融危機來了研究金融危機，四川地震來了研究地震，奧運會來了研究奧運，光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大同小異的有二三十個，有的經費高達四十多萬，「還不如直接撥給災後重建」。
而有些臨時對策性研究，還沒等結題已時過境遷，「納稅人的錢花出去了，打了水漂」。
趙濤聽幾位國家社科評審評委說，課題指南中三分之二題目是「坐機關辦公室的出的」。有一年，一個單位組織雄厚的「實力」申報到了「指南」中的重大課題《鄧小平宣傳思想研究》，當時標價8萬元，因找不到相關材料，「特大課題成了特大難題」。
趙濤發現在指南中，「馬克思主義文藝的中國化」、「延安左翼作家研究」幾個項目提供的金額很可觀。他注意到國家社科辦的官方闡釋：「哲學社會科學除了個別學科，絕大多數學科內容都具有比較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
他最後還是選擇了「個別」學科，不想太改變自己的學術方向。
國家社科基金也經歷了從沒多少人申請到趨之若鶩的變化：1985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只有500萬元，2009年全國社科基金已近4億元。
國家社科辦網站談到社科基金髮展的喜人形勢：「各高校普遍把是否承擔、承擔多少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作為衡量自己研究實力的硬指標。」
僅去年全國社科基金項目受理機構就接到14萬種材料，包括趙濤在內，加上省部級和級別更低的，是一個天文數字。
申報秘籍與「學術駐京辦」
北大、人大、復旦、南大、浙大等重點大學入圍率達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請到的比例小得多。
那段時期，被同事們描述為「黑五月」，拿趙濤的話說，填寫申報材料就夠「恐怖」了。
第一份申報材料投出後，他開始有一種恐慌感，決定模仿別人，普遍撒網，「碰碰運氣」。每個月他都「改頭換面」投出一兩個，甚至投到了國家體育總局的基金裡，但也泥牛入海。
他每次去科研處，發現校級項目的一摞申請書都長高一大截。他想，大的抓不住，小的也別跑了，順便也摞上一份。
他甚至在網上看到義務傳授秘籍的帖子，有一份帖子在傳授了幾十條「注意事項」後，不忘記叮嚀一句，「不排除動用其他手段」。
作講師的趙濤一學年每週有三門課，12課時，為了湊時間寫申報材料，他把12節課挪到一天講。講完嗓子都啞了，每天沒在凌晨兩點前睡過覺。
一份申請書通常有15頁。僅其中課題說明，要寫5000到8000字，「申報項目是‘期貨’，你把它說成一朵花，結果可能是一堆豆腐渣。」
最讓他傷腦筋的是，在申報表中要分別填寫「前期成果、研究意義、研究開展、研究內容」等。他看不出實際差別，但還得絞盡腦汁細分，把有限的幾個詞平衡分配到幾個空格中，「投了20份，光申報書就有一二十萬字」。
申報書投遞之後，經篩選，被匿去名字和單位後，分到匿名評委處。這叫雙重匿名。一份項目申報表由5名匿名評委打分。
胡學文作為國家專家庫成員，有時被抽做匿名評委，經常接到各種「打聽」電話。
2008年他自己申報項目時，見周圍人都在打電話，托關係，一開始很不屑，但身在其中不由地產生一種惶恐感。有一次，他參加一個全國學術會議，遇到幾個名單在專家庫裡的教授，也半開玩笑地打了個招呼：「請高抬貴手」。事後才知，此人並非相關評委。
以2010年為例，匿名評委有5362人，打聽匿名評委如同大海撈針。
匿名評委審讀堆積如山的材料也是苦差，「滿篇都是套話」，而那些集體參與的專著，除了個別章節，大部分為「拼湊而成」。匿名評委有時雖分打得低些，但還是會給「通過」，都是圈裡人，睜隻眼閉隻眼。
過了匿名評委這關，項目算「入圍」。這一關刷下來八成申請者。以今年為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國共申報27171項，4652個入圍，入圍率為17.1%。
接下來一輪，是會議評委的最後評審，由學科組長召集280名會議評委投票和開會表決。最後經領導小組審批後，正式立項2285個。立項率為8.42%。這一輪又刷下來九成。
「誰願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來的？」
國家社科辦每年都強調嚴防評委被「攻關」。趙濤心想，既然要防止被「攻關」，說明「攻關」的存在，想到這裡，他莫名地擔心起來。而國家社科辦的對策是，將會議評審專家庫擴大，增加隨機性和不確定性，降低「攻關」可能性，對個別信譽不良專家，要除名。
胡學文清楚歷史：1995年開始的「211」工程，把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授、博士、論文、獲獎等數量作為考核學校的硬指標。
學校分等級，教授分等級，學科也分重點學科和一級學科。「211」學校會有數以「億」計撥款傾斜。「211」外的大學，校長為了政績和爭取地方政府撥款，也向這些指標系統靠攏，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的學校還設立了「學術駐京辦」，常駐北京爭項目。北大、人大、復旦、南大、浙大等重點大學入圍率達33%以上，地方院校能申請到的比例小得多。有些未獲立項，也和「專家」是「外行」、「不對口」有關係。
一位副教授本來是民間文學研究領域公認的實力派，但5個專業不對口的古代文學「專家」評委亂點鴛鴦譜，把項目給了其他專業申請者。
「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要同時承擔校級、省部級和國家級項目，趙濤只好把一個大題目拆分成幾個小題目，「一石三鳥，一雞多吃」。
立項結果終於在6月底公布。經過漫長等待，27171個申報者中，有人狂歡，有人沮喪，有人懈怠，有人焦慮。有的大學申請到一個國家項目，會放鞭炮慶祝，張燈結綵。
趙濤像買彩票中了大獎，他一下子收到國家和省級兩個立項通知書，大鬆一口氣，「我太幸運了。」像範進中舉一樣，有那麼一瞬間，他產生了飄忽感。
趙濤只是圍城中的講師，如果要評副教授，需另承擔一項省部級社科基金課題，還要在5年內發表5篇論文。評教授，就要承擔一個國家級或兩個省部級項目，還要發表論文。他聽說有的學校評教授職稱要求一年發表8篇論文，「太淒慘了」。
論文還要發表在指定的「核心刊物」，在國外學術刊物發表的論文，需要經社科處認定，換算成相當於國內「核心刊物」級別，存在風險，因此學校也不鼓勵老師發表在國外刊物。
要同時承擔校級、省部級和國家級項目，趙濤只好把一個大題目拆分成幾個小題目，「一石三鳥，一雞多吃」。他思忖這有點「投機取巧」，「但抄自己至少不犯法」。
他覺得在現有體制下，就得在「讓你做」和「你想做」之間找到平衡點，「你得想辦法讓自己活得不那麼痛苦。」
「如果沒有職稱晉升的壓力，我不知道自己還會不會做。」他說。
在美國讀博士時，他的導師發表論文也很難，但學校沒強迫他寫論文，「很多美國教授一輩子在大學教書，沒見他出版一部專著和發表論文。」
對中國的博導來說，如果手裡沒課題，就無法帶第二個博士生。博士生每人每月要發1000元補助費，一半由導師的課題費中出，一半由學校出，「現在學生選導師也很勢利」。大學裡很少有能超然的人。
北大一位副教授15年沒晉升教授，一開始他沒博士文憑，等讀了博士學位，現在又說他沒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學校以前還有一項規定，六年不晉升職稱的，按自動解除合同辦理，而10個人中只有2個能晉升教授，即使達標也競爭殘酷。
原來北大中文系是教育部文科排名第一，現在因為承擔社科項目和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等指標落後，被北京師範大學超過，屈居第二。學校和系裡都坐不住了，急起直追。
北大也不能免俗，想到這一點，趙濤竟奇怪地產生了一種輕鬆感。
社科基金網站上的公告說，能一次性通過結項的課題為50%左右，還有50%左右需延緩結項。
趙濤的題目和政治的關係不大，但他也提醒自己，千萬注意結論正確，「說過頭話，你還要不要結題了？」
趙濤很幸運，今年7月，他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順利結項。
對趙濤們說，似乎「學術」與「申報基金」是一回事：學術就是申報基金，申報基金就是學術。
「小人是逼出來的」
光榮和齷齪常在他心裏交織，糾纏，變成一種折磨。
趙濤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7月份結項時，報銷曾花了他一週。
他的立項資助是2萬元，6000元扣下作為結題時的評審費。學校還要抽取4%的科研管理費500多元，剩下的13500元歸他使用，但所有錢都要發票才能報銷。
大學教師的工資不高，講師2000多元，副教授多500元。誰都知道做項目可增加收入。
儘管文科基金項目錢不多，但實際上花得更少。他貼了幾百張發票，最後一數，才幾千元，找發票令人頭痛。
針對大學教師做課題的發票生意應運而生。自從立項後，他的郵箱裡就不斷收到賣發票的郵件。他一開始比較懵懂，一位同事開導他，「原則上商店裡出售的一切商品都可算作科研用品」。他開竅了。電腦已經有了，但也不妨再買一款。
他問其他同事，如果經費沒用完怎麼辦，對方答：多出幾趟差，多坐幾次飛機。
會議費、資料費、印刷費等各種花費都要預先填。有的項目規定餐票不能超過5000元，一張發票不能超過1000元，空調、彩電得另想辦法。
他去統計局取個數據，一次要付100元，但人家不給開發票，取的次數多了，都沒有票就麻煩。
胡學文看到不少教師對那些用關係弄到項目的老師憤憤不平，他感到其實那些老師也挺「可憐」的，省級項目本來就難申請，弄到了也只有一兩萬元，如果計畫不好，還得往裡貼錢，「都是些蠅頭小利，弄得人斤斤計較，又要作假。」
胡學文現在的國家級項目，10萬元，學校配套5萬元。有的學校按照國家項目金額100%配套，以資獎勵。
有些「精於此道」的教授將連續申報項目視作「生財之道」，有的高達上百萬。其中多數是學校中的「權貴」，擁有行政資源，重大項目幾乎被他們包了。
當然也有老師出來叫板，讓那些累計拿了國家幾百萬基金的人晒一晒成果，比比誰的投入產出比更大？基金成果到哪去了？
胡學文讓老婆替他管賬，他的基金比較充裕些，老婆替他精打細算，還得給結題後的成果出版預留至少4萬元錢。
1990年代，他出版學術書，出版社不問他要錢，還給他稿費。如今，出版社也把社科基金項目出版當成一個業務，知道你手裡有國家的錢，都理直氣壯地要，連他一向敬重的某知名出版社，也不例外，「要了出版費，再賣書，賺兩次錢」。
把足額的錢報銷回來的活，把趙濤煉成了半個財務專家。
學校財務處，結題的人排成了長隊，像在銀行門口，他拿號等到下班還沒輪上，等第二天再來排，又沒排上。
會計在他的報銷單裡翻翻，「去年的票不能拿到今年來報。」會計警告他。難怪每年年底，他都見同事們在突擊花錢。
有一次，他聽會計抱怨，「什麼人嘛？把買傢俱的票也作為科研經費來報銷？」
說的是別人，但他的臉上也一陣發燒，自己也幹過這種事，他也很自責，把空調彩電抱回家感覺像小偷，還要編一套假髮票來騙人，「誰願意做小人？小人是逼出來的。」
他也變得憤憤然起來。他覺得一方面給國家項目做事，是合法的，光榮的；但另一方面，做假髮票，又從心理上覺得不光明。光榮和齷齪常在他心裏交織，糾纏，變成一種折磨。但趙濤習慣了也變得麻木了，放著錢不報是傻子。
他留學時做過紐約的一個城市項目，基金會把一張支票給他，怎麼花就不監管了，也不要發票，最後把成果給人家就行了。
直到第七天，趙濤終於把「屬於自己的錢」弄到手了。
近幾年，胡學文發現他的收入增加，不是靠工資，而是靠承擔項目，它們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越來越心生退意，想逃離圍城，「理工科那套量化考核法硬套在人文學科上，和評職稱、高校排名等各類評估結合在一起，這種體制不打破，中國學術沒有未來。」
他注意到，「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的定稿中，刪去了初稿」逐步去行政化「中」的「逐步」二字，他急切地關注何時邁出這一步。
7月，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科振興計畫」出臺，引發媒體和高校教師熱議。該計畫稱「十年不發論文、不承擔課題也可以當教授」、「給教授配備助手」等。
杭州師範大學校長葉高翔說，一刀切的數字化考核「導向的是急功近利的學風」。
「我把壓力轉嫁到我這裡，有可能短時期杭州師大的排名靠後、指標低，但從長期看會見成效，會出《紅樓夢》這種作品，比出多少論文，更有價值。」
胡學文很贊同這個物理學博士出身的文科大學校長的改革理念，但他對這項改革能走多遠心存疑慮，在整個學術生態大一統的環境下，它能單獨撕開一角天空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