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萬億養老金面臨貶值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五個險種社保基金規模發展驚人。2001年累計結余為1639億元，但到2009年底就近2萬億元(1.96萬億元)，9 年間增加了12倍，2002-2009年平均增長率高達41%(養老保險含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不含企業年金基金；城鎮職工養老和職工醫療制度中含統籌和個人賬戶部分)。
社保基金規模快速擴大，令人喜憂參半。喜的是社保基金實力極大增強，徹底改變捉襟見肘的被動局面；憂的是投資收益率還不到2%，沒有跑贏 2.2%的CPI(2000-2008年)，處於貶值狀態，且規模越大，貶值風險越大。目前社保五險基金的投資渠道只有存銀行和買國債，不到2%的名義收益率既低於國外任何一個實行國債投資的收益率，也低於國外任何一個實行市場化的投資收益率，幾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之前公布的10年平均收益率為9.8%，企業年金2006-2009年平均收益率為10.5%。如果取上述二者中位數10%為基準收益率，剔除基本社保五險基金2%的名義收益率之後，1997年以來五險基金的利息損失高達6000億元以上，相當於抵消了同期財政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所有補貼！
在過去幾十年，老齡化一直被視為是發達國家的「富貴病」。如今，老齡化已經成了全球性的挑戰。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即使沒有天災人禍，當今四五十歲的這代人在有生之年也可能看到世界人口的下降。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組織的人口學家預計，到207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90億的頂峰，隨後下降。在此之前，一些國家的人口可能已經開始急劇下降了。
在人口萎縮所引發的老齡化問題中，東亞社會首當其衝。最嚴重的危機將出現在日本和中國這兩個東亞最大的國家。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25年，日本的中等年齡將超過50歲，30%的人口在65歲以上，每9個日本人中就有一個是80歲以上的老人。日本80 歲以上的人口，幾乎將和15歲以下的人口一樣多。平均兩個15-64歲的勞動力，要養一個65歲以上的退休人員。日本幾乎就成了一個老人院。一個平均年齡為50歲的民族和一個平均年齡為25歲的民族比誰能幹活，勝算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的情況，不比日本樂觀。在 2000-2025年間，中國人口的中等年齡預計將從30歲提高到39歲。以這個標准算，中國到時候就是一個比美國還老的國家。表面看起來，中國的老齡化遠不如日本嚴重，實際上卻比日本更難應對。簡單地說，日本是先富起來以後才老的，中國則是沒有富就先老了。日常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有錢的老人，是個地道的「富翁」，生活中一般不會有大的危機。可怕的是老年貧困，無依無靠。2025年，大約13.4%的中國人口將在65歲以上。日本的老齡化達到這個程度時，人均GDP已經接近2萬美元，是中國現在人均GDP的6倍左右。中國在未來16年之內幾乎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水平。
更糟糕的是，到2025年，中國將有3億60歲以上的人口。他們也就是現在40多歲的一代人，屬於計畫生育的一代，大多數隻有一個孩子。到時候可能出現一個勞動力養一個退休人員的情況，比日本兩個人養一個人的局面還要嚴重。加上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也沒有存養老金的習慣和制度，到時候就更無財力應付危局。
日本是個高科技發達的國家，國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並且受益於「終身雇佣」的制度，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工作能力。日本人的健康水平也是世界最好的。這些條件，使日本有更大的餘地應對老齡化問題。比如，人手不夠用，可以推遲退休年齡，讓老年人繼續從事商業銷售、計算機、教育、設計等工作。他們在這方面並不一定比年輕人差，甚至有一定的經驗優勢，大多數能夠自食其力，社會負擔也能相應減輕。
但是這樣的措施，根本無法搬到中國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以製造業為主，工人大部分都在干體力活。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目前中國的勞動力有將近一半在種地，另外1/5是礦工、建築工人、交通運輸工人，以及各種工廠的職工。你不能指望一個65歲的人再當建築工人，就是在服裝廠當製衣工也會力不從心。況且，現在許多人50歲不到就提前退休，怎麼可能到65歲時突然有了工作能力？再有，中國的經濟條件還不夠好，沒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的保障，勞動力的健康水平遠遠比不上發達國家。老人健康差，不僅無法工作，而且也會增加醫療費用，使國家財政雪上加霜。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全球老齡化現象，我們只有一個非常狹窄的「機會窗」。10年後，高度的城市化，會自然壓低生育率。到時候即使鼓勵大家多生孩子，怕是也沒有人聽，「機會窗」會馬上關閉，老齡化將拖累中國的經濟。人口發展一方面有一定的可測性，同時又有相當長時間的慣性，這就要求人們必須依賴可靠的數據而非常識來進行政策判斷。
毫無疑問，中國人口政策的既定目標還是要讓人口適當地下降。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避免「急剎車」所帶來的意外傷害。要「緩剎車」，就得提前行動20年，通過漸進的政策轉型，在人口下降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口的急劇老齡化。我們當年沒有聽馬寅初的話，晚行動了20年，至今還在為此付出著代價。如今如果不能迅速接受新人口論，提前20年進行微妙的政策調整，未來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