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一線城市房地產銷售出現「回暖」跡象，經媒體報導後再次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很多人在此輪房地產調控之初就表達過極度的「擔心」——報復性的上漲是很有可能在調控過後發生的。此時，這一觀點甚至被表達為還未等到「調控過後」，而是在調控之中就頑強地逆轉了調控。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馬上就有官方的觀點（當然這之中更多的是以「非官方」身份表達的）出來嚇唬市場、安撫民眾，如果出現反彈只會招致更嚴厲的調控，民眾大可不必參與到短暫的「回暖」的樓市。
另外一對「冤家」上一週的對壘也非常有趣，那就是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副所長）以及國家統計局的兩位官員。他們之間關於中國人「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少，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的問題爭得不亦樂乎。
最新的情況表明王小魯似乎更佔上風，因為官員在質疑王小魯的調查和統計方法不得當後，得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結論——「明顯偏高了」。這個結論是如此脆弱，王小魯只需反問一句，「如果結果‘不可靠’，會有偏高和偏低兩種可能，為什麼是偏高而不是偏低」，對方便失語了。
王小魯的反質疑遠比我這裡寫到的複雜，就如同他主持的報告《灰色收入與國發收入分配》一樣，他希望以學術的方式研究問題、指出問題，甚至嘗試提出解決之道。本人不是學問家，無法參與學術意義上的討論，但我們還是從這個現在看起來非常學術的問題中看到了中國問題的實質。
幾千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二元的、官和民的兩個等級的社會中。
與世界歷史上其他文明的等級社會以及此後形成的等級差異不同，中國的社會其實並沒有很多等級，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似乎又不像等級社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獨有的「科舉制度」又提供了一個跨越兩個等級的通道，也就是說低等級中的人如果通過了高等級設定的考試，就有機會進階入級；反之，高等級中的「壞人」，當犯上作亂之後不但被剝奪生命，更重要的是會連帶大量宗親被貶為「庶人」，打入「二元社會」的另一半去。
這與當下的房地產市場和公眾熱議的「分配不公」的問題的關聯到底在哪兒？在我看來，它們完全是一個問題。
中國社會在工業化之前，只有城鄉差別和官民差別。當官的住城裡，老百姓住鄉下。有一些中間地帶，比如在城裡的下人，在鄉下的士紳。但如果你人在城裡，不能和官搭上關係，你與鄉下人沒什麼區別；而在鄉下，你家裡有城裡的官「罩著」又與城裡人無二。
至於商人，那就更簡單了，「無官不商」嘛。（其實此話可至少做兩種解釋，沒有當官的不從商的；沒有當官的相助，就不要從商。後一個好像是正解。）
近代以來，特別是近三十年，伴隨著市場經濟的壯大，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對社會結構的衝擊巨大。與世界的廣泛交往，也就是所謂「國際化進程」確實讓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中產階級」的影子。但是，強大的歷史慣性，正在改變著新興的中產，而不像許多仁人志士希望的那樣，「中產」改變社會的老結構。
非常讓人失望，不是嗎？有錢人，一定要與官結伴；沒錢的人，只好乞望恩施。當然，正如王小魯的研究發現，貧富差距如果拉得過大，社會矛盾將會有不可調和的可能。
政府應該是基本認同這一觀點的，所以，它試圖運用它能運用的最強烈的手段來調控房價，使得城裡的「窮人」得到安撫。但是，當今中國的富人真的是太多、太有錢了。他們去日本玩時人均消費5倍於美國的旅遊者，他們消費了全球近1/3的奢侈品，他們不論你怎麼提高首付款比例，都會一次性付款買房——上週的一則「沾連國資委」的消息說，有群人團購了北京郊區的一處新售樓盤500套，而且是用現金全款的方式！
有錢人的能力令嚴厲的調控措施難以形成有效的預期。所以，中國的社會還是二元的，有錢的、沒錢的，有權的、沒權的。至於他們到底是城鄉差距、還是工農差距就不那麼重要了。
這就是當下的投資環境，經濟上應該沒有問題——錢很多而且不停地在流動，流動就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但在政治以及政治治理上，那問題還是蠻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