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已被宣告超越近鄰日本而成為了「世界第二」。這自然免不了又集中引發了海內外的一番熱評。
中國媒體在看待這件事情時，樂觀的聲音不多，這種態度是明智的。GDP在世界的排位變化，並不能完全代表國家的實力生成與文明提升。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仍然相當落後。就拿已在經濟總量上退居身後的日本來比較，中國目前在人均收入、社會保障水平、社會公平度、技術創新能力、教育投入等方面，恐怕只能與日本在四十年前的狀態相比擬。
但這還不是最值得擔心的。中國是如此一個大而古老的國家，就像一艘在海中航行的大船，只要船體足夠堅固結實，就抗得了任何風浪。最近幾年，中國學界和輿論突然興起的一個話題，就是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中國模式」當然有認真總結的必要，作為文明古國，中國有其成為文明國家的獨特性，在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的不少方面，都有推而廣之成為世界公共物品的潛能。但當下中國語境中的「中國模式」，多半是對近三十年來中國發展歷程的概括提煉，甚至僅僅是對所謂「中國經濟奇蹟」的經驗總結。這種著眼於「發展」和「現代化」、明顯缺乏歷史視野的功利性論述，不僅抽離了中國文明的豐富多樣性及其當代潛能，而且容易意識形態化為其他一些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對立面，被看作是與其他形式的發展模式相競爭中的勝利者，一種新的值得學習仿效的對象。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及與之匹配的有限制度變革，的確開創了中國自身的一個新時代，也形成了一定的「模式」。簡單來論，「中國模式」乃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弱小的時候就減少政府控制(國退民進)，市場變強的時候就加強政府控制(國進民退)，市場的功能和作用雖然前所未有地增強，但始終是圍繞政府所設定的樁腳在打轉。這種政府主導下的市場體制建設及經濟成就，放大時空來看其實又並不新鮮，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不少國家，在更早的年代都曾有過類似經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前阿根廷的人均GDP曾比肩歐美發達國家，巴西在上世紀70年代也一度被認為將成為南美超級大國，人們當年談論「巴西模式」就如今天談論「中國模式」。然而，這些國家在獲得一定的經濟增長後，進一步的經濟發展與現代性轉變卻變得裹足不前，甚至還在某些方面出現倒退。
何以如此？美國經濟學家沃森解釋了這種現象。他說後發國家在經濟追趕時，所容易犯下的毛病，是樂於對外進行技術引進而不進行制度創新。缺少法治精神、民主體系、市民社會等方面的制度變革作為支持，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儘管會在一時取得較為可觀的經濟增長，但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卻會不足，最終形成發展陷阱。此即所謂「後發劣勢」(Curse To The Late Comer)，也稱「對後來者的詛咒」。
此言不中聽，但卻是中國曾經有過的血淋淋經歷。放到中國自身的歷史坐標中，「中國模式」也非從天而降、突如其來，中國遭遇「後發劣勢」早有前鑒。自打一個半世紀前兩次鴉片戰爭驚醒了中國的天朝幻夢，從而也追求起現代化以來，中國至少已經歷四次現代化過程。1860年至1870年的「同治同興」即為第一次，當時大清皇朝在大批能幹官僚的推動下，一邊對農民輕徭薄稅、鼓勵耕作，一邊大舉引進外來設備、資金和技術，不長時間內經濟總量即獲大幅增長，呈現一派興旺景象。這一被稱作「洋務運動」的第一次現代化經歷，卻並沒有進行更為深刻的制度創新，與現代性轉型相關的土地制度、私有產權、科技教育體制等，均未觸及。快速增長的GDP水平與明顯滯後的制度建設之間的不協調，最後是通過甲午戰爭一役而全部暴露。
歷一百五十年之後，中國的GDP增長再次引來了世界的一片驚嘆。但以縱橫為鑒，很明顯，這只是一個不錯的開始，要想一路走好，還有許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