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而北平也將恢復其原本的名稱--北京。國共內戰仍未落幕，但大家都確定共產黨會得到最終的勝利。
北京是我的老家，我十三歲以前都住在我祖父所興建的那所傳統四合院裡。我老家富裕，屬上層階級。高牆和瓦頂平方錯落隔成三個大院，院中種滿花草，總共有三十多個房間。它坐落在紫禁城的南方--也就是琉璃廠一帶。琉璃廠曾在明朝專門為皇城製造金色的琉璃瓦。
我曾祖父在我出生前就過世了，他的畫像掛在家中單獨一間房內，每年李氏子弟都會定期聚在此，向他祭拜。他在前廳開的中醫診所仍然保留了下來。我曾祖父富而有禮好施，對窮人十分仁慈。他在我家旁邊另外開了一個藥鋪「沛芝堂」，提供免費的醫療診斷和藥品。我先祖在琉璃廠一帶和北京許多地方以慷慨而聞名，我自小便相信窮人有他們的苦衷，應該善待他們。
但我的富裕出身仍將我與窮人隔了開來。北京窮人很多，我母親不准我出大門和「野孩子」一起玩耍。自小起，家裡便期待我成為醫生，將醫業家傳發揚光大。我也以先祖為傲，並立志向上學醫。
我叔父畢業於北京醫科專門學校，也是個樂善好施的良醫。河南在流行斑疹傷寒時，他自願前去行醫，結果染病，不到三十歲便英年早逝，他遺孀和兩個兒子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跟我們同住的還有我同父異母的大哥。我父親在第一任太太去世後，便和我母親成婚。
我父親是唯一未承繼家傳衣缽的人。一九二零年他參加勤工儉學運動，留下我母親和我前往法國留學，一去七年有餘。周恩來是他團裡的同學，兩人成了莫逆之交。周後來成為共產黨領導，我父親卻加入了國民黨，成為蔣介石手下的高級官員。
我父親回國時，帶回來一位法國太太跟我們一起住。這事使全家族蒙羞。我母親是個傳統中國女人，單純而不識字，裹過小腳，天性善良慷慨。她最大的心願便是相夫教子。那時中國男人可以合法擁有數個太太；這是富豪子弟之間的風尚。但李氏家族從來沒有這種先例。
雖然如此，我父親的法國太太溫和守禮，教育程度很高，在北京大學裡教法文。她對我特別好，常拿糖果逗我吃。但我可以從我母親時常爆發的憤怒和家法杖責中感到她對我父親的不滿。這也是等我長大成人後才逐漸懂的。
我童年時便憎惡我父親。我們很少見上一面，他帶給我的大都是負面的影響。族訓教導我要犧牲奉獻和服務人群，但我父親渴望權勢。我先祖注重道德修養，我父親卻不走正途，他和他法國姨太太回國後不久，便去南京投靠蔣介石政權。幾年後法國姨太太去世了，我父親也未曾再娶，轉眼成了紈絝子弟。我對他追逐聲色犬馬的行徑感到羞恥，決心成為懸壺濟世的良醫。我父親與國民黨的關係使我厭惡國民黨，並在早年就接受了共產黨。也許我對我父親的憎惡，也是我後來對毛澤東縱欲生活失望的原因之一。
我像我那一代大部分的中國青年一樣，懷著滿腔愛國熱血，以中國四千年來的文字、詩詞、藝術等豐富的歷史遺產為榮。我對近百年來中國的衰弱感到不安。小學時代，我讀到一八三九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國的戰敗，以及法國、日本和俄國相繼入侵之下，清朝的凋零和中國的分裂殘敗，外國租借地在許多城市中散佈，自外於中國法律。我從小便知道上海同盟路往河濱公園的入口上有一塊臭名遠播的標示--「華人與狗不許入內」--這使我非常憤怒。我跟許多人都把中國的衰弱歸罪於外國勢力--也就是所謂的「帝國主義」。
一九三一年，我十一歲時，日本侵佔東北，並建立偽滿州國傀儡政府。我母親和我逃離北京，南往蘇州。隨後我在美國衛理公會設立的東吳大學附屬中學就讀。我在那裡接受的是全盤美式的英語教育。學校宗教氣氛濃厚。一九三五年，時僅十五歲的我受洗為基督徒。
我那時也初步接觸共產主義。我同父異母的大哥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震旦大學醫學院讀書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對他這種富裕背景的人來說，這很不尋常，但他全是憑一股救國情操和對貧民苦痛的關懷。我父親要送他到法國去深造，他不肯去。
我大哥每週末都來蘇州探訪我們。他教導我資本主義的邪惡和其對勞工階級的壓迫，並介紹共產黨平等民享的信念。他指斥國民黨的腐敗和不願與日本滿洲政權鬥爭的懦弱。他讓我相信共產黨全力在對抗日寇。
我崇拜我大哥，嚮往他口中的烏托邦世界--一個強大富庶、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國。我念了他給我的幾本共產黨書籍。大哥說只有共產主義能救中國--而朱德和毛澤東則是民族的救星。我自此視朱毛為中國的彌賽亞。後來我得知我最崇拜的作家魯迅也支持共產黨時，更加深了我的信念。
大約在此時，就是一九三六年，我母親的乾女兒跟我介紹她一位中學同學，她叫吳慎嫻。我們幾乎是一見鍾情。慎嫻也是出身富裕的基督徒。整整十年後我們才結婚。那期間，即使戰爭迫使我們兩家越來越往內地避亂，我們都會盡量想法子待在同一個地方。
日本人往南深入後，我和我母親逃往武漢。一九三七年我們抵達四川首府重慶。蔣介石於一九三八年將國民黨首都遷往重慶。一九三五年秋天，紅軍在蔣介石軍團的重重圍剿下棄守江西山區，完成長征，並在陝西延安建立新基地。我大哥和一位堂兄也去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四川成都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就讀，此校於一世紀前由加拿大教會所創辦。日本佔領北京後，許多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教師和學生逃往成都。一九四一年華西協和和北京協和醫
學院完成戰時並校。兩所大學都屬於洛克菲勒基金會。校中大部分的教授為美國人，我用的是英文課本，接受的是現代西方訓練。我畢業時有兩張文憑--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和紐約州立大學畢業證書。
慎嫻原本在重慶復旦大學念社會學，後轉往成都一所美國基督教學校就讀，即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正好完成外科實習，在南京中央醫院工作。院裡設備十分現代化，醫生們都極為盡職。我的志願是成為神經外科方面的專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和慎嫻結婚，嫻那時任英國文化委員會的圖書館員。
國共內戰隨即爆發。通貨膨脹鬧得人心惶惶。慎嫻的薪資比一般人高，一月相當於一百五十美元，且以英鎊給付。相較之下我的相當於二十五美元的月薪便微不足道了，而且我拿的是中國紙幣。我每一領薪就馬上拿去黑市換成美金或銀幣。百姓推著一車車的錢上街。米價狂飆，太平時代無論如何也不會偷錢的人，被迫紛紛闖入米店搶米。
在這片混亂中，我同學黃夢花正在香港做醫生，他建議我去生活較安定的香港找他。香港的醫生收入頗豐，嫻鼓勵我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離開南京前往香港。
但我未在香港久留，我轉到澳洲東方公司，在雪梨行醫，時而在往返澳洲和紐西蘭的船上做船醫。我收入穩定，嫻也搬到香港，租了房子，跟英國人共事。
因為澳洲當時施行「白澳政策」，我不要嫻前來澳洲和我同住。身為中國人，我可以在澳洲短期居留，行醫掙錢，但我永遠無法成為澳洲公民。我的驕傲和自尊使我憎惡這個種族政策。我住在雪梨的一個小公寓裡。我認識的澳洲人都覺得中國沒有前景。我變得更形沮喪，我留在那只是為了掙錢。但我也不想住在英國的殖民地--香港。我的驕傲不容許我成為外國國王統治下，沒有選舉權的子民。
因此在共產黨解放北京時，我十分振奮。我確定共產黨的勝利將意味著外國租借地和帝國侵略的結束，中國終於能再在世界上揚眉吐氣。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剛收到了母親從北平來的信，其中有我大哥的一信。他抗日戰爭時去了延安，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共產黨接收北平後，他隨著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進了北平。他很高興回了老家，並希望我回去。
信中寫道，現在很缺少合格的醫生，回來後肯定有符合我的工作，而且全家也團聚了。看完信後，我心情很矛盾!目前我的工資相當高，我們的生活很舒適，嫻計畫來澳洲和我團聚。我可以將母親接出來，或者每月寄錢回去都沒有問題。
但我也清楚，在澳洲我無法完成做神經外科醫生的志願。中國人在澳洲沒有發展機會，而且就算我錢掙的再多，澳洲仍是個異邦，離開中國，我只是像沒有根的浮萍一般飄零。我的愛國赤誠，使我日夜深受煎熬。
復活節這天是個晴朗的好天氣，昨天與楊先生約好一同去參加復活節遊行，然後到他家過節。楊先生是土生土長華僑，但仍舊保留著中國人的習慣。夫妻二人帶著一兒二女在伊莉莎白街底開個雜貨店。
我精神恍惚走到楊家，楊看出我心事重重。我將大哥來信的事告訴了他，我沒有提「白澳」的事，只是說我下不了決心。他收起了笑容說：「這可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我說：「你的看法呢?」他聳聳肩說：「我同你不一樣，我全家都在這裡。那邊給我的待遇再高，我也不會去。澳洲雖然實行白澳政策，可是全國人口太少，謀生容易。你應該問問你大哥，是什麼事，有多少工資，可以兩邊比比看。」
他的話更激發了我的愛國情操，我並不在乎掙多少錢。如果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真能由此富強起來，個人的生活暫時下降，也是值得。我離開楊家當天就給慎嫻寫了封信，讓她寫信去問我的工作如何安排。
五月上旬又收到慎嫻來信，其中附有大哥的信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的一封簡訊。傅連璋在中國醫學界是知名人物，他大概是長征中唯一一位受過西方訓練的基督教醫生。他在一九三四年長征前，治好了毛主席的瘧疾。他在延安的共產黨戰時司令部任共產黨領導階級的醫生。傅的信寫得很誠懇，歡迎我回去，工作安排沒有問題，並且希望我轉告別的醫生，願意回去的，一律歡迎。但他隻字未提薪水的數目和我工作的性質。
我看到信真是受寵若驚了，一位部長肯寫信給我，說明共產黨愛惜人才，延攬人才建設國家的決心。我抱著感恩知遇的心情，決心回去。
在我動身的前夕，楊請我到他家裡，同時還約了兩位在中國城開業的華僑醫生。他們祝我一路平安，並且要我以後給他們寫信，又說：「如果工作不合適，還可以再回來。」
誰知這一別就是三十六年。一九八五年我應澳洲醫學會邀請到澳洲訪問時，曾順道去伊莉莎白街街底找楊先生一家。但雜貨店不見了，我也沒找到我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我回到香港英皇道家裡與慎嫻團聚。這裡很熱鬧，上海戰事已結束，天津與香港之間已經有船通航，香港擁來了大批由內地逃來的人，可是又有不少人離開香港返回內地。這真是一種奇怪的現象。我先去看了黃夢花，告訴了他我的決定，他十分惋惜，說：「我們一起在這裡干多好啊。」我向他提了傅連璋的信後，他沉默了好久，然後說：「也好，你先回去看看，如果好的話，你寫信來，我也回去。」後來我沒有寫信叫他回來。
走前我們又去看慎嫻復旦大學的一位老師張今鐸先生，他正準備去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當時共產黨召集了無黨無派的各路精英，成立了這個會議。我們當時很天真，以為這能給傑出的知識份子、科學家、藝術家、演員和非共黨的「民主派人士」政治實權和發言機會。新共產黨政府會運用我們的精力、教育和才能來改造中國。
張令鐸十分高興地說：「中國現在有了希望，應該回去參加建設。」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舉辦第一次大會，會中表決通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中央政府領導成員名單，毛澤東將成為新共和國的主席，副主席為劉少奇和宋慶齡等人。但政治協商會議最後演變成一個笑話--共產黨接管了包括中央政府在內的所有政務。政治協商會議只是個花瓶而已--擺著好看，但沒啥用處，凡是斗膽不識相的向共產黨進言的委員皆被打成右派，送去改造。張老師便是這些天真的人之一。
張於一九五七年被批鬥成右派，下放勞動改造。一九七九年給他平反了冤案，可是這時他已是龍鐘老人，兩眼失明，自己都不能照顧自己的生活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