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一次演講中再度指出，「中央銀行保持對利差的適當管理，將有利於調節銀行業對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積極性。」周小川指出，危機之後一些歐美國家抱怨本國金融機構在經濟復甦期間出力不夠，這凸顯中央銀行應該給金融機構提供正向激勵體系的必要性。
這一演講承接了他在2009年11月20日的演講。周小川當時就指出，從這次危機來看，利率過低會影響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動力，並導致銀行選擇發展其他非信貸業務，利差還得保持在一定水平上。發展中國家在利差方面應保持一定的水平，因為利差過小會影響金融機構發放信貸獲取利潤的動力，會影響銀行體系服務實體經濟的動力。
易綱的思考
2009年12月，現任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先生出版論文集《中國金融改革思考錄》。在書中，易綱說，「我篤信市場經濟，堅信市場經濟能給中國人民帶來福祉，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但近來我變得有些保守，對於中國如何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沒有想清楚。」
書中詳細開列了易綱的「困惑」。他指出，推動利率市場化，也就是放開貸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會產生銀行業之間的競爭，而如果競爭失敗，退出機制的約束又是否存在呢？易綱認為，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利率完全市場化和國家對大銀行的控股、存款保險以及國家注資銀行等是有矛盾的。產權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壟斷、有序退出、預算硬約束是利率市場化深層次上的必要條件。
此外，易綱還指出，發展中國家由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發展的過程中，需要一個「金融約束」階段，也就是用政府「有形的手」為金融業發展一個涵養期，通過價格和市場准入管制，培育微觀機構競爭力。在一定時期內維持適度的貸款存款利差，可以為提高金融業競爭力贏得時間。
可以說，以上週小川先生和易綱先生的思考，代表了危機之後中國央行對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新思考，那就是擱置利率市場化，繼續「在一定時期內」維持利率管制，維持中國銀行業的壟斷利潤。這可以總結為是危機給中國央行的「經驗和教訓」。
兩位中國央行掌舵人為利率管制辯護的邏輯，是成立的麼？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維持利差提高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積極性」，在筆者看來，是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金融體系的誤讀。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維護銀行業利差，保持對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涵養，還是從實際負利率對儲戶利益和宏觀經濟的影響來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已經是當下就應該做的事。
診錯病、開錯方
一個簡單的數據，就可以對此進行反證。
的確，雖然美聯儲啟動了史上規模最大的「貨幣創造」，充裕了市場流動性，但美國銀行體系並沒有將此轉化成「信用創造」，實體經濟信貸規模的確在持續萎縮。美國佔信貸總量超過40%的居民房屋抵押貸款，已經從2008年至今持續8個季度萎縮；居民消費信貸至今已經連續7個季度下滑；工商業信貸規模已經比峰值減少了25%；小企業信貸總量已經連續6個季度下滑……
這是由於利差水平不足引起的麼？是由於零利率、存款成本低廉，銀行沒有動力去發放信貸麼？
完全不是。實際上恰恰相反，美聯儲創造的接近零利率的水平，大幅放大了美國銀行業整體利差水平。根據統計，在新世紀，美國銀行業整體利差水平在1.5%左右，2006年時依然不足2%。但危機之後利差水平持續攀升，2008年第四季度至今已經連續維持了多個季度在3%及以上的水平。
以2010年第一季度為例，美國三家主要商業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銀行的存貸利差分別高達3.3%、2.9%、3.3%，平均為3.2%。這比危機之前翻倍，甚至目前美國銀行業存貸款利差還高於中國銀行業。
危機之後，美國金融業出現利差翻倍提高，其表現，是貸款利率基本沒動，而存款利率則大幅下降。原因正如周小川行長所指出的，是央行的激勵——美聯儲大幅下調市場利率，存款利率走低，這直接擴大了存貸款利差。
利差巨大，但信貸依然萎縮，是危機導致銀行業無資金可貸麼，是銀行業資金流動性緊張麼？完全不是。從整體流動性形勢來說，危機之下，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張了270%，基礎貨幣供應量從過去的8000億美元瘋狂上漲到2萬億美元；從銀行業具體來說，光美國銀行業存放在美聯儲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就從危機前的30億美元暴增至目前依然高居的8000億美元。而且美國大銀行累積了史無前例的現金，花旗集團賬面現金達到1840億美元，佔其資產的10%，美國銀行現金達到1750億美元，摩根大通也有850億美元。
資金充裕、利差高企，但卻依然信貸萎縮。周小川行長理解錯了美國「美國銀行業不支持實體經濟」的原因。原因不在於利差低，不在於因為存款成本低就沒有動力去發放貸款。
為了更好的理解這個，我們可以嘗試開列兩個真正的原因。
其一，經濟形勢惡化，銀行體系擔憂信貸資產風險，連續收緊「信貸標準」。
美聯儲每個季度都會公布《銀行高級信貸主管調查報告》（Senior Loan Officer Opinion Survey on Bank Lending Practices），根據2010年五月發布的新一期《調查報告》，就美國工商業信貸市場來看，銀行已經連續十個季度的「信貸標準環比收緊」，在被問及為何要收緊信貸標準時，銀行回覆的主要依據分別是：「進一步削減了風險偏好」、「對經濟前景更加不看好」、「對某些目標行業的前景更加不看好」。
說到信貸風險，目前美國住房空置數量高達1902萬套的歷史最高水平，平均每5.5個家庭就有一套空置住房，這注定了房地產市場的高風險。在工商業領域，產能利用率依然只有74%，低於歷史平均水平80%，顯示出信貸潛在風險。
其二，是信貸需求本身的萎縮。
工商業信貸的需求方面，企業已經連續14個季度削減了信貸意願。該調查還顯示，導致企業信貸需求環比持續減少的多個因素中，最顯著的就是「企業設備投資意願進一步減少」。這同樣表現在地產領域，美國商業地產信貸需求在經歷了十六個季度的下降趨勢之後，目前環比依然繼續下降。美國居民消費信貸需求也是萎靡不振，由於失業加劇、收入減少，美國居民信貸意願減弱已經持續了近20個季度，當前仍有高達20%的居民在削減信貸意願。
也就是說，在以上兩個真正的原因面前，美國銀行業即便流動性充裕，即便享有了美聯儲為其創造的高利差環境，也並沒有推動對實體經濟的大幅放貸，甚至不惜放棄高利差，去美聯儲尋求極低的超額準備金利息。
對於危機教訓的總結，很顯然，周小川行長診錯了病情，也開出了錯誤的要維持壟斷利差的藥方。
利率市場化迫在眉睫：宏觀不穩
對於中國來說，周小川強調，中央銀行保持對利差的適當管理，將有利於調節銀行業對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積極性。但問題相反性的在於，中國銀行業對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積極性，是太強了，而不是太弱了。
2008年底至到2009年，中國銀行業逆週期投放了超過10萬億元的信貸。進入2010年，官方開始憂慮信貸資產質量，憂慮經濟過熱，並開始反向調控。如果說保持利差可以放大銀行業信貸積極性，那目前在啟動的信貸控制，是否要下調利差，以減弱銀行業發放信貸的積極性？
問題還在於，中國宏觀調控、中國金融業和銀行業改革，都已經到了必須要動「利率管制」這根硬骨頭的時候了。這不僅是一場銀行業金融業的改革，更是中國整體社會利益分配的大改革。如果推動利率市場化，會帶來什麼？
從國際上看，美國上世紀70 年代推行的利率市場化，即直接提高了商業銀行的存款成本。後來，商業銀行主動調整，追求更高回報的貸款業務，增加非利息業務的佔比，這才使得商業銀行的淨息差整體變化不大。但美國銀行業的資產收益率ROA水平還是不可避免地經歷了下降階段，直到1992 年才恢復到利率市場化之前的水平。另外，東亞地區日本、中國臺灣上世紀的利率市場化也給出了完全一致的經驗，臺灣銀行業還曾因為利率市場化出現過整體虧損。就中國來說，利率市場化之後，利差會收窄，這是當前的普遍預期。
在連續多年負利率態勢之下，利率市場化必然將導致存款利率上行。今年以來，以股份制銀行為代表，已經通過變相高息的手段去拉攏存款。此外，由於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大企業客戶融資渠道拓寬、議價能力提高，大企業將享受到更低的貸款利率。而一些中小企業、農村金融等則將維持目前的貸款利率上浮格局。
因此，利率市場化正是一個銀行體系還利於儲戶、還利於實體經濟的過程。在這一時期，利率市場化將體現為銀行體系利潤規模萎縮。
我們可以用數據來進行衡量，看銀行業目前的畸形高利潤，是吸納了多少壟斷財富。
2009年底，美國知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兩位高級研究員Morris Goldstein和Nicholas R. Lardy（拉迪是美國最知名的中國經濟專家之一）發表了一份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幾萬字的研究報告，報告中列述了他們對中國負利率問題的研究。
報告測算了中國家庭面臨的金融抑制的總水平，在2008年上半年家庭儲蓄利率收入應該比實際值多6900億元，約等於2008年上半年中國GDP的5.3%。
報告測算邏輯如下，2002年後中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出現上升，但名義利率僅上調了很小的幅度，或者活期存款利率則保持不變。測算公式是，假設2008年上半年的實際利率維持在2002年的收益水平，那麼計算家庭在存款上獲取的利息收入能增加多少。
計算結果是，在2002年（當時的CPI下降了0.8個百分點）到2008年上半年（廣義CPI上漲了7.9%）期間，通過降低銀行給儲蓄存款支付的實際利率，中國家庭實際上被徵收了隱形重稅，這一規模高達6900億元。
最近幾年，尤其是金融危機後的兩年，中國銀行業在利潤、規模、市值的排名上在全球披荊斬棘。英國《銀行家雜誌》新近公布了2010年全球1000家銀行排名，按一級資本排名，中國工、中、建三大行排名第7、 14、15位；按資產排名工、建、中分別排名第11、18、21位，但是按利潤排名，工、建、中三大行卻名列全球銀行業第一位、第二位、第七位，包攬了冠亞軍。整體入榜的中資銀行一級資本只佔千家銀行的8.9%，但是稅前利潤卻佔到了25%。
這是中資銀行靠經營實力得到的利潤麼？不是，這本質上主要是拜利率管制創造的壟斷利潤所賜。
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將壟斷利潤還利於民、於企業，這恰恰正是應該走的路。不能再讓全體儲戶民眾去承擔銀行業的風險損失了。這是一個巨大的綁架式道德風險。
實際上，利率管制不僅扭曲了居民、銀行、企業的利潤分配結構，也是中國2003年以來宏觀經濟基本不穩、泡沫壓力大的根本原因。
2003年以來的近8年，是中國利率水平最低的階段。8年期間1年期實際存款利率平均為-0.15%。其中2003∼2007年GDP增速連續超過10％的5年裡，1年期實際存款利率平均為-0.7%。存款實際負利率加劇了居民的投資衝動，這在需求端加劇了泡沫。
而貸款方，實際上也在享受超低的資金成本，這則在供給方加劇了泡沫。2003∼2010年，中國1年期名義貸款基準利率年均為5.9%，下浮10% 的優惠利率為5.3%，實際貸款利率為2.6％（年均CPI漲幅為2.7％）。在此期間，1年期實際最優貸款年均利率美國為2.9%、印度為5.7%、新加坡為3.5%、印尼為8.3%，國際比較顯示中國利率屬於最低類水平。這放大了所有供給方的投資衝動。
繼續通過利率管制來保持這種格局，早就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系統性風險。
利率市場化迫在眉睫：微觀不順
在周小川、易綱先生對利率管制的辯護中，都強調了對銀行業的保護態度，比如維護對金融業的正向激勵，維護金融業給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積極性，以及所謂創造金融業發展的「涵養期」。
這些聽起來都是為了銀行業改革和發展好。
但問題在於，在2003年迄今這一輪國有銀行改革中，政府巨資剝離銀行業不良資產、增加資本金，已經實現了內部清理，並明確了這是「最後的晚餐」。在股權多元化之後，政府已經沒有理由再去「涵養」，目前銀行體系極低的不良率，銀行業自身機制完全有能力消化。這種基礎上的「正向激勵」、「涵養」，只會放大壟斷利潤，而利潤則直接分配了，並沒有用於清理壞賬。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正是利率管制，讓銀行業還在維持「開門就賺錢」的格局，沒有動力去創新產品、開拓新客戶，真正提高競爭力。這已經是中國銀行業進一步改革發展的最大阻礙。
進入2010年，民生銀行、招商銀行先後提出了「二次改革」、「二次轉型」，其方向就是尋找中小企業等高收益資產，積極準備利率市場化，應對未來「真正的改革」。
銀行業已經做好準備，並準備迎接這一場肯定要到來的利率市場化洗禮。但央行卻在刻意維護壟斷利潤，收縮銀行業改革創新的動力。央行對利率管制的刻意維持，已經成為銀行業改革發展的最大阻礙。
說央行是銀行體系發展的阻礙。還來自於另一個層面，即目前銀行業整體資產中收益最低的部分，恰恰是與央行有關——銀行體系購買了大量央行票據，以及將巨額資金放到央行存款準備金賬戶。
根據前述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報告，到2008年中，銀行體系持有的央行未償票據總額達到4.24萬億人民幣；銀行體系存放在央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高達率17.5%，如果6%算是正常的話，銀行體系多放了5.2萬億元。
這共同給銀行體系帶來了沈重的負擔，央票平均收益僅為4%，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則只有1.89%。從銀行的角度看，這些資金本來可以用來增加貸款，當時貸款的基準利率是7.47%，一年期貸款的實際平均利率為8.47%，這意味著銀行體系被徵收了巨額的隱形稅，2008年超過4000億元，這一數額接近2007年整個中國銀行業的稅後利潤。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將這一格局的根源，定義為人民幣匯率不市場化，是被動沖銷機制導致的後果。
這一格局，讓人們懷疑，央行是否通過利率管制，來彌補在這一領域對銀行業利潤的傷害？央行前任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余永定教授在2007年一篇論文中也鮮明地指出，持續大規模地出售低收益的央行票據，以及存款準備金率的反覆上升，都會阻礙中國的銀行業向完全商業化經營轉變。
繼續維持利率管制，已經毫無理由。對利率管制的辯護，其意義等同於對銀行業壟斷利潤體系的辯護，用一句時髦的話說，銀行業壟斷利潤實際上是目前利率管制格局之下的「既得利益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