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中國是禮儀之邦，但筆者認為以前也許是，而現在，分明是道德真空之地。
揭發批評官員被判誹謗罪
8月上旬有一則報導說，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規定，誹謗案批捕須報上級審批，不能把對幹部的批評視為誹謗罪，緊跟著有媒體大聲叫好支持。我對此的第一反應是感到惶然和滑稽，在現代，有最初淺的生活經驗或法理知識的人都知道，批評幹部和政府當然沒有犯誹謗罪，這一點需要最高檢察院作出規定，對此規定歡呼，恐怕是中國人不正常，這個社會不正常。
記得幾年前某地教育局出臺中小學教師職業守則，其中規定教師不得強姦女學生，人們嘩然：難道不作此規定，教師還可以強姦女學生，難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都不管用，還需要這樣一個具體規定？類似地，難道「禁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公費到國外旅遊」、「對疑犯不刑訊逼供」不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還需要三令五申？
但就是可悲，常識不再三重申，廢話不一說再說還真是不行，甚至說了也不起作用。今年4月，福建省某法院判決3網民因誹謗罪獲刑，他們所做的，不過是把一離奇死亡女青年的母親的上訪材料整理髮送到互連網上，該位母親指控當地執法官員與案件有牽連。
中國人判斷不了什麼算剽竊
再舉一個剛發生在知識界的例子。幾個月之前有一位教授揭發另一位教授出版的博士論文有剽竊，在學界引發軒然大波，至今仍聚訟紛紜。爭論相持不下的焦點之一，是力挺被揭發者的一派指責說，揭露剽竊是假，思想文化立場的派別之爭、黨同伐異才是真。
這就怪了。設想一下，有個顧客走出超市時被人舉報偷了東西，並指明他的購物推車中有幾件物品是購物小票上沒有登記列印的。這時候最簡單、最合適的做法是什麼？常識告訴我們，應該檢驗舉報者說的是不是事實，既然他已經指出哪幾件物品為購物小票上沒有，那就核實一下得了，看情況是否真的如此。如果這時候被揭發者的親戚朋友一擁而上，亂七八糟地聲稱此人是民主黨，彼人是共和黨，抓小偷實屬陰謀，我們該作何感想？還有人說，博士論文寫於上世紀80年代，那時中國學術界還沒有清晰的剽竊標準。這同樣奇怪，中國的80年代又不是處於原始共產主義，這相當於說，中國人在 80年代分不清什麼是偷竊，80年代偷東西不算偷。
當前，中國知識界的道德水準和智力水準就是如此。為什麼要害怕常識，為什麼要與常識為敵？為什麼捍衛常識的人爭得那麼艱苦，為什麼常識不能作為我們判斷是非的簡單明快的標準？
重申和捍衛常識是必須的
今日中國有那麼多不公道的事情發生，如果沒有吶喊，沒有抗議，這將是一個犬儒主義的、可恥的社會。但在想說的衝動之後，我往往不知道說什麼，因為該說的是那麼簡單，任何人本該早就明白。把理所當然早該明白的道理煞有介事地重說一遍，既是對別人的冒犯，也是對自己的貶抑：難道我們真是什麼道理都不懂，難道我們找不到重要的、有新意的話可說？
我沉默了好久，現在終於發現，就是需要重複常識，就是需要灌輸常理。並不是簡單的道理就容易做到，不說，不堅持，人們的精神會往下滑，以至於沒有止境。「不隨地吐痰」、「不隨地大小便」需要說，「不摻假造假」、「奶粉裡不准放毒」需要說，「不以權謀私」 和「不仗勢欺人」也需要說。人們說中國是禮儀之邦，以前也許是，而現在，分明是道德真空之地。中國的道德和文化重建，需要從確認和重申常識常理開始。中國是一個可怕的國度，在古代有指鹿為馬的事情發生，在當代有人為說出常識獻出生命。在中國，常識並不受尊重，因此它還需要我們說出來，大聲地說，理直氣壯地說，不知疲倦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