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連傑談到壹基金的三年時表示，在國內遇到的最大問題是，捐出去的錢最後有沒有幫到真正需要的人。在內地的幾個項目做下來，他慢慢發現，給災民發放現金是最不可靠的，而發放物品比發放現金效果要好，把善款變成糧食送到災區，是為了減少被貪污的可能。（9月26日《揚子晚報》）
民間慈善做到李連杰的地步，出來說幾句實話大抵不能算是居心歹毒或信口雌黃。說起慈善，病因多歸咎於制度，但所有的制度其實都指向一個問題：善意難彰、善款不達。李連杰說得很坦白，在內地的幾個項目做下來，慢慢有了一些「經驗」，比如雲南地震，不看紅十字的收據、只看老百姓的簽名和手印；他慢慢發現，給災民發放現金是最不可靠的，而發放災民需要的物品比發放現金效果要好——而同樣的物品發放，大米、麵包就比衣服、鞋子效果要好。
道理說出來令人潸然：「我為什麼一直把善款變成糧食送到災區，是為了減少被貪污的可能，因為你貪污最多拿一袋米走，從一個省到縣到基層傳遞下去，你最多就貪污兩袋大米，你不可能把一百袋大米擱家裡吧。」這個無奈的邏輯背後，意蘊這幾層潛台詞：一是善款幾經轉手後或明或暗的「折損率」不低；二是慈善從不是一塵不染的淨土，權力染指、監管闕如的癥結同樣令人擔憂；三是慈善領域的信息公開程度已經嚴重影響了捐贈者的信念與熱情。不捐，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捐了，又因其間的「逶迤曲折」而鬱悶。最後的結果，就是捐一些尋租者看不上的物事，以期減免被權力揩油的機率。
慈善與權力之間的糾結繁複，一語難以道盡。事實也許比抽象的道理更有說服力：余彭年資助建設了「立珊中學」，由於沒有處理好與地方的關係，「有些人從中作梗」，不僅招生和師資力量跟不上，校舍維護也每況愈下；全國人大代表、茂名市工商聯會長倪樂在企業所得稅法草案討論時，表示「一次水災後，我給某山區捐了100萬，結果總共要徵收50％的稅款，而因是以我個人名義捐贈的，還要交個人所得稅，最後交了共60多萬元稅，等於我一共捐贈了160多萬元！」捐得不舒心，用得不放心，根源仍在於慈善機制的晦暗不明。去年8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披露了一個調研數據：汶川地震後，700多億社會捐款中約八成流向政府，統籌使用。有媒體就此專訪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他說，「慈善捐款流向政府是體制性尷尬」，「應該盡快建立與中等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國家福利體系」。
善款也是硬通貨，在權力生病的時候，善款同樣不會天然具有免疫力。李連杰的「現金不可靠論」，其實也只是印證著坊間早就流傳的諸多質疑而已，但這番論調依然值得相關職能部門警醒——若不能令行善者放心、安心，慈善之精妙終究要化為群體性猶豫與猜疑，而慈善為彌合社會斷裂所承載的成本，也許就需要政府從捉襟見肘的財稅蛋糕中予以墊付。
眼下而言，既然慈善離不開權力系統的運作，那麼，權力當有自證清白的義務，不要讓社會慈善的層級永遠停留在「大米麵包」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