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維持「低人權優勢」下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以自我剝削的方式成為別人透支的對象
現在有兩種對中國未來的預言，我都不希望其變成現實：一種是中國崩潰論，說中國這樣幹下去總有一天會天下大亂。老實說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能量和對世界經濟影響的勢頭，如果中國崩潰，恐怕世界也要跟著崩潰。即使現在達不到這樣的影響，將來也不能排除這種趨勢。中國崩潰肯定不是中國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好事。可是中國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維持「低人權優勢」下的發展，實際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剝削的方式成為別人透支的對象。這個優勢有什麼好？對世界不好，對中國人就真的好嗎？我想只是對一些寡頭好。
所以，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完全是兩回事。說中國崛起就會威脅世界，這樣的「中國威脅論」我們要堅決反對。不要說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希望國民富強，即便並非站在中國利益的立場上，在今天「中國的崩潰」對世界的威脅肯定也比「中國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國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著「低人權優勢」在世界上風行起來，張五常先生說的那種「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真的成為現實，那決不是什麼好事，即便從中華民族利益或民族主義的立場上說也是如此。最簡單的道理是：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完全是兩回事。正如學習了蘇聯的中國當年曾是蘇聯的敵人，學習了中國的越南曾與中國反目成仇，學習了越南的紅色高棉更成為越南的死敵一樣。
所以，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政府友好，那麼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也是兩回事。而如果「對華友好」的意思是對我們的國民與同胞友好，那麼學習「低人權」與對華友好就豈止是兩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兩回事！把自己人當人的西方人曾經把我們不當人，因此激起了中國人的正義抗爭。即便這樣，他們「把自己人當人」這一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學會「把自己人不當人」了，他們難道還會把我們當人嗎？
無怪乎多年以來，我們這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們認為的「友好國家」乃至「兄弟國家」，對我們的同胞——華人、華僑和華商大都態度很壞，而且似乎國家越「友好」，對我同胞越窮凶極惡！反之，我們當成敵人的那些國家，對華人、華僑與華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國家的敵人」，對我們的同胞越好。就以東南亞為例。在這個素有排華虐華傳統的區域，印尼、越、柬、緬、馬，都曾有過那種記錄，只有泰國，對華人、華僑與華商應當說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國曾是我們在東南亞的頭號敵人，我當年在插隊的那個山旮旯裡也經常收聽到「泰國革命之聲」，這個在我國支持下設立於昆明的電臺天天號召要推翻「他儂-巴博反動集團」(即泰國政府)。而我們稱為「同志加兄弟」的某國，卻對華人採取嚴厲的剝奪政策，而且早在與我們交惡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還不是最糟。與號稱是我們「毛主席的最好學生」的紅色高棉相比，該國算客氣的了。而紅色高棉，對華人就不是什麼剝奪而已了，而是屠殺與滅絕。而且紅色高棉不僅屠殺一般華人，還尤其把我國在華人華僑中培養的「僑共」幾乎斬盡殺絕！但就在這同時，紅色高棉卻是我國政府認為的第一號鐵哥們，為了救它，我們簡直不顧一切，甚至不惜與「同志加兄弟」的某國發生一場血戰！
今天我們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可是這種奇怪的「國際地位」似乎並未結束，君不見今天在工業化國家中，對華人、華僑、華商最開放最友善的是誰？不就是那個被我們視為「世界首惡」的國家麼？比例如此少的華人卻能進入社會主流，大批成為教授、科學家、高官等上層精英，這世界上還有哪裡能夠如此？就是同為民主國家的西歐各國也做不到，眾所周知，那裡的華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開餐館等，很少有機會進入主流社會。我們不少朋友是那裡的「名校優博」，卻鮮能在那裡的高校謀職。當然，西歐各國對華人華僑華商也還算不錯的，這僅從我們經常報導我們的同胞在那裡舉行遊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緬甸，華人還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就燒高香了！那麼主要工業化國家中對華人華僑華商最惡劣的是誰？我想恐怕公認的就是俄羅斯了吧，那裡不僅對我們同胞的刁難與勒索司空見慣，「灰色清關」、「新星號事件」那樣的惡性事件也層出不窮。(不過與前述「更友好的」國家相比，應該承認俄羅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規模排華屠華的事那裡還沒有過。)但是，奇怪的邏輯仍然是：對華人最好的國家似乎是我國的「首惡」，次好的西歐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羅斯又是我們在同類國家中的最愛！
換一種模式：爭取中國國民的崛起
怎麼會有這麼古怪的邏輯呢？我倒不是說對華人最好的國家就一定能與中國達到國家關係也最好。善於利用華人華僑華商的人力資源，與在國際政治及國家關係中跟中國競爭乃至對抗，也許不一定構成矛盾。也就是說，善待我們的同胞與公民也許並不是在政府層面與我國形成友好、親密關係的充分條件。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前者肯定是後者的必要條件！善待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未必一定是我國的友好國家，但虐待、屠殺乃至大規模殘殺我們同胞與公民的國家必定是我國的敵對國家，而絕不可能是什麼「友好國家」——如果我們這個國家搞外交真的是為了我們的「民族命運」，而不是僅僅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種不是為國民辦外交、而只是為皇上辦「洋務」的體制，才會遵循這樣的邏輯：只要恭維好了皇上，虐待幾個草民算什麼事？如果再慇勤些，奉承得皇上龍心大悅了，就是對吾華草民大開殺戒，皇上照樣會青眼有加！
我們當年和今天都在為中國的崛起而奮鬥。但撫今追昔，我們所追求的到底應該是何種「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種邏輯我們「崛起」了，結果把那些我們討厭的高人權國家(因而也是善待我們同胞的國家)成功地壓了下去，而使那些我們喜歡的低人權國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國家)大行其道、越來越多，乃至遍佈全球，等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之際，我們的同胞在這個世界上還有立足之地嗎？
這樣看來，我們怎樣才能實現真正的中華崛起呢？
中國當然要崛起，但必須是換一種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現在這種「模式」的崛起！不要說我們今天只是GDP總量增長很快(還不知道能持續多久)，人均水平還差的老遠，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們在軍事上把人家打敗了又怎麼樣呢？當年沙俄打敗了拿破崙，俄軍佔領了巴黎，但是俄軍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裡一看：法國人生活得多麼有尊嚴！而我們俄國人把自己當人了嗎？於是勝利者羨慕失敗者之餘，回國後他們就成了開創俄國變革與自由之路的十二月黨人！
而我們離「俄國打敗法國」那種狀態還有多遠就更不用說了。中國應該改變，改變老實說也很簡單，無論是自由還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學習。政治自由的意義自不待言，經濟自由也還要增加，要反壟斷，改變「國進民退」的做法。其實不要以為這是什麼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這其實是中國共產黨的老主張。1949年以前共產黨把那時的國有資產叫「官僚資本」，而私營企業叫做「民族資本」。「官僚資本」被列為罪惡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時的「國進民退」被共產黨叫做「官僚資本摧殘民族資本」。所以讓「民族資本擺脫官僚資本的摧殘」其實也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的專利。
至於說到福利國家，的確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國還遠遠沒有到所謂的福利病那種程度。我覺得中國在福利問題上最應該避免的就是負福利現象。我們的福利和自由都應該更多，現在我們沒資格講什麼福利國家病，首先把我們的負福利問題解決了再說。如果你是自由主義者，你首先應該否定特權福利，但是，在中國老百姓的福利剛剛才起步，反什麼？而如果你是社會主義者，你應該首先應該推動國家對弱勢群體承擔責任。
這裡我要講，這是責任，不是皇恩浩蕩。福利國家和「皇恩國家」一個最大的區別在於：後者那個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賜的，給了你要謝恩，不給你也不能跟他要的，這種狀態一定要改變。像瑞典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是國家包的，哪個瑞典人會因此高呼「萬歲」，稱頌「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經有右派政府不喜歡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為這是國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應該的，不做就要被問責，所謂福利國家就是這個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們中國現在顯然還做不到(也有人說不該做，這姑且不論)，但這種國民可以進行福利問責的機制並不是高福利國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國也一樣是「只需問責，不必感恩」的。這樣的公民權利和政府責任，我們為什麼就不該有？「只能感恩不許問責」也許就是中國既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瑞典的獨特「模式」吧，但憑這樣的模式我們能走出「負福利」狀態嗎？
至於自由應該增加就更不用講了。如果我們在這兩個方面都不斷進步，中國與世界就有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