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題解：
《詠懷古蹟五首》是一組七言律詩，作於大歷元年（766），是杜甫在夔州和自夔州赴江陵途中陸續寫成。此為第三首，是杜甫離開夔州東下、途經荊州府歸州（今湖北秭歸）東北四十里的昭君村時所作。
有人認為，「詠懷」、「古蹟」本是兩題，後人誤合為一，如果並讀，則不成話；有人則認為，借古蹟以詠懷，詠古即詠懷，一題而兼有二義。從詩的內容主旨說，這兩種看法都有道理，但就語義而言，將「詠懷古蹟」解釋為「歌詠懷抱、古蹟」，「詠」字下有兩個賓語，一為「懷」，一為「古蹟」，讀起來很彆扭。而將「詠懷古蹟」直接解釋為借古蹟以詠懷」，用以解釋詩的內容主旨是確切的，但用以解釋題目含義，則不免牽強。實際上，「詠懷古蹟」就是「懷古」，「詠懷」二字都是動詞，意為歌詠懷念，題目之義就是歌詠和懷念古蹟。
句解：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三峽之中，成千上萬的山巒山谷，相依相連，一齊奔向荊門。就在那一帶，還保留著生長明妃的山村。首聯點出昭君村所在位置和環境。「荊門」，指荊門山，在今湖北宜都西北，長江南岸，荊門以西多山嶺。今湖北秭歸有昭君村，在與巫峽相連的荊門山裡，傳說是昭君出生的地方。「明妃」，即王昭君，名嬙，字昭君，湖北秭歸人，漢元帝時宮女。竟甯元年（西元前33年），昭君被遣，嫁給匈奴呼韓邪單于，後死於匈奴。晉時因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也稱明妃。交待地點，本來是很平常的起頭，卻寫得極有氣勢。一個「赴」字突現了三峽和荊門那種山連嶺接、雄奇生動的走向和動勢，所以《唐宋詩醇》評為「破空而來，勢如天驥下阪，明珠走盤」。讀者的視線一下子被吸引到荊門這個點上，進而定格在昭君村。昭君雖為女流，但她身行萬里，心與故國同在，芳名萬古長傳。其人其事，有一種悲壯的色彩，彷彿正如她生長的地方那樣，氣象不凡。所以在詩人筆下，這畫面的底色，不是陰柔的秀麗，而是陽剛的偉岸。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當年王昭君孤獨地離開漢宮，遠嫁到北方大漠之地，就再沒回來；最後身死異域，只留下青色的墳墓，籠罩在昏黃風沙中。頷聯營造出悲涼蕭瑟的氛圍，與前兩句形成生地和死地的鮮明對照，概括了昭君一生的遭遇。《後漢書·南匈奴傳》載，呼韓邪單于死，昭君曾上書求歸，成帝令從胡俗，不許，昭君終死於匈奴。「一去」是悲之始，「獨留」是悲之結。「一」，這裡是獨自一人的意思。「連」，指連姻，即「嫁」。「紫臺」，即紫宮，帝王所居之處。「青塚」，指王昭君墓，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傳說當地多生白草，獨王昭君墓地多生青草，故稱「青塚」。「向」，這裡是「在」的意思。「黃昏」，當作「昏黃」，這裡指昏黃的風沙。一是為了與上句的「朔漠」對仗，二是為了協韻，所以倒裝，就像宋代林逋《山園小梅》中的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樣。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單憑畫圖約略看識，怎能辨出青春美貌的容顏呢？昭君身死匈奴不得歸，能夠帶著環珮在月夜歸來的，恐怕只有她的幽魂。《西京雜記》載：漢元帝因宮女太多，不得常見，就讓畫工為宮女畫像，便於隨其臨幸。宮女們爭相賄賂畫工，而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行賄，畫工就故意把她畫得很醜。後元帝實行和親政策，匈奴入朝，求美人，元帝憑畫像派昭君去匈奴，等到臨行時，才發現她青春貌美，閑雅大方。元帝追悔莫及，命令將畫工處以死刑。
這兩句從昭君命運的轉捩點說起，寫她生前不遇的原因，並將生前的青春美貌和死後的月下幽魂相對照，文字對仗工巧，又蘊含著無窮感慨：生前已經錯過知遇的機會，死後魂魄歸來也是枉然！同時，詩人在對昭君埋沒宮中，葬身塞外，一生孤苦獨幽的際遇深表同情之時，也藉以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省識」，猶略識，即未仔細辨認。 「環珮」，古時女性的裝飾物，這裡代指昭君。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千載以來，琵琶彈出的都是胡地之音；昭君雖死，其怨難平，琵琶曲中傾訴的分明是她的滿腔怨恨。「琵琶」，本西域胡人樂器，漢劉熙的《釋名》說：「琵琶，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 故詩人稱其樂曲為「胡語」。傳說漢武帝嫁公主（實為江都王女）於西域烏孫王，公主悲傷，胡人乃於馬上彈琵琶以娛之。後人把這些與昭君的故事攙合起來，寫出《昭君怨》等琴曲，於是，就有王昭君慣彈琵琶的說法。
尾聯正面寫昭君的怨恨。昭君之怨，主要是一個遠嫁女子永遠懷念故土的怨恨憂思。杜甫當時身處異地、遠離故鄉的處境和昭君相似，從詩題《詠懷古蹟》可知，詩人在寫昭君的怨恨之情時，是寄託了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情的。
評解 ：
《唐宋詩醇》評價這首詩說：「詠明妃者，此為第一。」清代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中說：「此篇溫雅深邃，杜集中之最佳者」。清代瀋德潛《唐詩別裁集》也說：「詠昭君詩，此為絕唱。」《網師園唐詩箋》幫腔說：「奔騰而來，悲壯渾成，安得不推絕唱？」確實如此。
這首詩由寫昭君村開始，進而寫昭君的身世遭遇，最後突出昭君的怨恨。表面看來，好像是詠昭君而非詠懷，實際上還是詠古蹟以感己懷。在抒寫昭君的怨情中，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慨。杜甫一生，濟世之志甚高，但終其身，也未得一展抱負。肅宗朝雖任職京師，也只不過是一左十遺。就這，還因憂國惜才，疏救房琯，而觸怒肅宗，差點獲刑。雖然獲救，卻終被疏遠，終於鬱鬱辭官，漂泊西南。而昭君也是因漢元帝昏庸，不辨美醜而遠嫁異鄉，流離而不得歸，身死而遺長恨。
二人的遭遇、經歷、處境，不無相似之處。杜甫《詠懷古蹟五首》其二所謂「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唐宋詩舉要》所謂「此自喻其寂寥千載之感也」，正是詩中所要傳遞的。昭君未能見知於君王，詩中對她深寄同情，也有怨君之意。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一個遠嫁異域的女子，永遠懷念故土的怨思，這是千百年世代積累的更為普遍的更為深厚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