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舊破到宋慶齡 作者 湯雄
1966年夏天，宋慶齡家被紅衛兵與造反派包圍衝擊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周恩來的耳朵裡。當天，周總理立即派來了一個加強連（原先只有一個警衛排），分為三班日夜守衛與巡邏在宋慶齡家的內外。
為防不測，宋慶齡還令衛士長隋學芳關閉了兩扇大門，只在緊鄰衛生部的那扇東大門上開了一個觀察小門。
但是，家中依然難以獲得片刻的安寧。警衛連只擋得住狂熱的人們，卻擋不住嘈雜的高音喇叭聲。每天都有不少紅小兵的來信送到宋慶齡手中，翻來覆去就是那麼一個意思：強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種資產階級的髮型與穿那些資產階級的服飾了。
每每看著這些筆畫稚嫩的來信，宋慶齡只會苦笑著搖搖頭，長長地嘆著氣說：「唉，孩子們不懂事，他們可別害了我們的孩子呀！」
一天，江青來訪。幾句客套之後，江青便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宋慶齡平靜地望著面前這位「第一夫人」，端莊的臉上甚至帶著一絲淡淡的微笑。
宋慶齡忍不住打斷了江青的發揮，微微笑著提醒對方說：「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使用武力，更不應傷害無辜。」江青的臉立即拉了下來，態度一下子變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後，宋慶齡一連幾天不高興。偏偏這時，上海傳來了令宋慶齡五內俱焚的消息：上海萬國公墓被紅衛兵當做埋葬舊社會資產階級的墓園，砸了個稀巴爛。宋慶齡的父母因是蔣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墳墓更是沒有逃過厄運，被紅衛兵連棺木都翻搗了出來，還來了個暴屍拋骨。
宋慶齡懷著悲憤，連夜向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差隋學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廳，請求保護親人的墳墓。
周恩來獲信後拍案而起，一邊給上海民政局打加急電話，命令民政局領導務必在最短時間內做好宋副委員長祖墓的恢復與安置工作，一邊親自起草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單。在這份長長的人員名單上，宋慶齡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重新修繕的宋氏墓地，原先墓碑上的宋慶齡的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刪掉了，重新豎立的墓碑上只剩下宋慶齡一人的名字。
1967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學芳因飲酒過量兼席上談及文革動了肝火，導致腦中毛細血管破裂，突然中風半身不遂了，年僅38歲。
震驚與惋惜之餘，宋慶齡只好向國務院機關事務局緊急報告，請另派人接替隋學芳的工作。沒幾天，該局給宋慶齡調派來一位40歲出頭的警衛秘書。本文姑且稱之為S警秘。
文化大革命的熱浪日甚一日，紅衛兵造反派每天都要簇擁在後海北河沿46號前，一遍遍地高呼口號，衝著宋慶齡居住的那幢主樓咆哮。本來就有失眠症的宋慶齡，這下更加難以入睡了。她徹夜難眠，坐臥不安。
無奈之下，宋慶齡只好親自下樓，要S警秘出面打招呼干預。誰知S警秘擺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絕執行。「你可以試著勸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們解釋一下。因為整個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這些沒完沒了的嘈雜聲打亂了。」宋慶齡盡量和顏悅色地對S警秘說。「那，我就去試試吧。」S警秘見宋慶齡臉色不好看，只好模棱兩可地應一句，站了起來。
更讓宋慶齡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對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員，如今在S警秘脅迫下露出了勢利眼，明爭暗鬥，開始背叛，更有甚者竟衝著宋慶齡橫眉冷對，白眼相加。
宋慶齡後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樂趣」、「觀花室」、「聽鸝軒」等處的匾額、楹聯被視作封建的東西取了下來，砸碎後送到廚房灶間。宋慶齡掛在居室裡的幾幅西洋人體畫，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殘餘，扔進火堆，換上了毛主席語錄。鋪在樓梯上與居室裡的全毛地毯，若不是宋慶齡及時加以阻止，也差點被S警秘等人掀起來捲走。就連宋慶齡最喜歡的小動物——鴿子，也受到了嚴重威脅，「如果宋慶齡自己不處理」，S警秘就準備動手宰殺了。
這段時間裏，家裡再也聽不到宋慶齡彈奏鋼琴的聲音，也看不到她在花園裡閑庭信步的身影，放在臥室唱片盒裡她最喜歡的《可憐的蝴蝶》、《晚安》、《當我們年輕的時候》與《風流寡婦圓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下。她的臥室裡與床頭上，出現了大紅塑料封麵包裝的《毛澤東選集》與《毛主席語錄》。
補白：沙溪村有兩位姓程的，被劃為地主實在很冤！程家有座祠堂。祠堂名下有些田產，收入用於祭祖和家族活動。這些田由程家各戶輪流耕種，稱為公輪田。解放前一年，公輪田輪到這兩位倒霉蛋耕種管理。在山區，擁有10多畝土地就夠戴上地主帽子了。他們因此被劃為地主，而此前輪種公輪田的人均為貧下中農。
這倆地主一個光棍，一個無妻但有一子。那孩子大約13歲，大家叫他阿谷董。兩家地主日子都過得慘兮兮的。阿谷董沒上學，跟著大人在生產隊勞動。有一天晚上，生產隊開會，不知為什麼，竟然在幾個小孩的起鬨下，莫名其妙地把阿谷董吊在樑上抽打。因為「以階級鬥爭為綱」，沒有人敢為他這個地主的兒子講話。後來阿谷董得著逃跑的機會，跑到幾十里外一個村裡，莫名其妙地死在那裡。生產隊派人把他的棺材用板車拉回來，就這麼埋了。
還有一位呂某，他的父親被劃為地主。地主經常被叫去接受訓話，因為父親病重，未成年的呂某就代表父親聽訓。父親死後，呂某被遞補為地主。呂某有個10多歲的兒子，常到清流縣山區干木匠活兒，希望在那裡找個合適的人家當上門女婿，他說怕被替補為地主。 佚名
從平反到下海 作者 鐵流
我被改正回歸報社的時間是1980年底，正是中囯改革的起步歲月。先做文藝組編輯，後因受反精神污染的牽連，改行做農村記者，從此與改革糾結在一起。
所謂受反精神污染的牽連，具體情況是這樣的：我寫了一篇反映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出現的新局面的小說《不願出監的人》，發表在1981年4月的《四川文藝》上。有人就此寫黑信給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說「被共產黨關押了二十三年的曉楓，回歸後寫出的小說仍誣篾中國是座大監獄，老百姓生活還沒有牢裡犯人生活好」。時為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杜沁源在省宣傳工作會議上便對我橫加指責，同受指責的還有詩人孫靜軒發表在《長安》文藝月刊上的長詩《一個幽靈在大地遊蕩》。
反精神污染來勢洶猛，全囯反白樺，四川反我和孫靜軒，一時謠諑紛紛：「曉楓要重戴右派帽子了」，「要重新抓進監獄了」，等等。我的新婚妻子被嚇得整天坐臥不安。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過去為一篇8800字的文章，被整整關押了二十三年，而今我不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遂毅然告別文壇，到農業組當記者，跑郊區縣，寫眼見為實的新聞報導。
1981年的中國農村正處在大變化的前夜，毛留下的人民公社已名存實亡，以隊為基礎的核算分配製早已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替代，廣大農村回到互助合作運動前的單干形式。共產黨不再提倡以窮為榮，不再割資本主義尾巴，而是天天號召農民富裕起來。政治不再吃香，發展生產，搞好副業，多打糧食多掙錢，成了千家萬戶的奮鬥目標。
當時新聞報導的重點是萬元戶——那些會種莊稼又會搞副業、最先發家致富的農民。我瞄準了時代這個新動向，放開手筆大寫特寫農村湧現出的專業戶、萬元戶。我筆下所寫的這些人物立即成為鄉里縣上的「知名人士」，受到各方支持，銀行還找上門為他們貸款。專業戶、萬元戶的再發展就是鄉鎮企業，也就是「富起來的人要帶動更多的人富起來」的發端。為了鼓勵農民富裕，1982年春，成都市召開萬元戶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人披紅著彩坐在汽車上，像新科狀元打馬遊街招搖過市，威風凜凜光榮極了！
農村倡富，城市也倡富。政府號召人人去做生意，搞活市場，特別提倡無職無業的人去當個體戶，以緩解社會壓力，不再把經商設攤視為投機倒把。這些個體戶多是社會上無固定職業的人，也是過去歷次政治運動打擊的對象，不少人還是被判過徒刑而沒有平反的釋放人員。此時，大家不再講階級成分，也不談過去的災難，只覺得有錢就光榮、就體面，社會思潮向另一個極端發展。就連省委某書記的兒媳婦，為了錢不惜與權貴的兒子離婚，嫁給號稱有百萬資產的楊百萬的兒子。
為了探索這些人發財致富的秘密，我三次採訪楊百萬和許多著名的萬元戶。他們致富的共同特奌是：不安於現狀，蔑視傳統，敢於打破框框尋求新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比如楊百萬，過去因投機倒把罪被判過五年徒刑，1979年回到成都沒有工作。政府號召兩勞（勞改勞教）人員自謀生路，他便從江浙購回尼龍原材料，再分發給當地家庭婦女加工成蚊罩，然後賣給商店。經這番加工，利潤高達百分之五十。其他萬元戶賺錢的方法也大體如此。過去長期推行計畫經濟，視從事商品流通為投機倒把，使得地區差價越來越大，利潤空間也越來越大。溫州生產的小家電產品，只要運到四川就有五倍的利潤。那時敢冒此險的人寥寥無幾，故誰幹誰發財。這種工作，知識份子沒人去做，一是不屑，二是沒這個膽量，只樂於生活在傳統中，在溫飽窩裡打盹，讓別人大發特發。
在這個大潮中，起先我並未想到要下海，因為我活得挺充實，所寫文章全國報刊爭著刊發，每月稿費是工資的三四倍。在我們報社的群體中，我家是最早擁有三大件（冰箱、彩電、洗衣機）的家庭。但是新聞業的壟斷，掌權者的專斷，最終迫使我做出了下海爭做自由人的決定！
1983年初，四川出版社二編室的老朋友楊干廷，邀約我和《四川日報》記者艾風，去成都錦城汽車製造廠採訪，寫一篇該廠廠長劉恩來勇於改革、大膽創新、使一個敲敲打打的生產作坊製造出汽車來的報導。劉恩來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區委組織部長，1957年劃成右派後作二類處理，開除黨藉送到該廠的前身——成都錦城汽車修理廠當工人。被改正後的劉恩來升為廠長，不到五年把這個修理廠變成汽車製造廠（今天的四川豐田汽車製造廠），聞名全國。楊干廷是「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和劉恩來是難友。為了支持劉恩來，宣傳改革開放政策，我和艾風去錦城廠採訪了半個多月，寫出一篇一萬五千餘字的報告文學《劉廠長闖新路》，發表在《四川文學》上，很受一些讀者歡迎。
文章重點表現銳意創新、堅持改革的劉廠長與保守勢力黨委書記之間的鬥爭，近似天津作家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四川省廣播電臺決定播出，並將播送消息刊登在《四川廣播電視報》上。不知何故，此文牽動了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許川的神經，竟在播前兩個小時下令撤播。許川對文藝創作的肆意干預引起我強烈不滿，我在電話中罵他是「黨棍」！
在寫劉恩來之前，我發現成都老百姓吃飽穿暖後對休閑場所有了新的追求。過去他們星期天常去的地方不外乎是人民公園、草堂寺、武侯祠、望江公園，而今肚皮填飽了，荷包裡有餘錢了，便想找個有山有水的地方玩。恰在此時我去遠郊蒲江縣採訪。蒲江是四川有名的窮縣，長期以來吃糧靠反銷，用錢靠貸款，連縣委辦公室都是幾間窄窄的平房。縣委鐘書記見面第一句話是：「黃記者，你走南闖北，見的世面多，能不能給我們縣出點主意脫貧？」我問蒲江縣有沒有什麼土特產，他說一是米花糖，二是白菜豆腐乳，還有臍橙。我想了一下又問，有沒有可以玩的地方？他回答有個朝陽湖還不錯，有水有山，有杜鵑花，還有一群一群的野鴨子。
蒲江縣距成都四十公里，當時需要兩個小時車程，來去不算遠，正可做成都的後花園。鐘書記當即帶上我，坐著一條很破舊的鐵皮船，繞朝陽湖游了一週。朝陽湖是個人工湖，座落在群山之中，青山綠水，古籐飄垂，曲逕通幽，野花似火，時有成群的野鳥野鴨起落遊蕩在碧綠的湖面上。我立即表態說：「這是個好地方，蒲江的金窩窩。」很快，一大幫中央駐川記者和省市各報記者應邀到蒲江採訪。那時縣級幹部沒有官架子，書記、縣長親自給記者送水送茶，熱情極了，記者也嚴守職業道德，不伸手要紅包。很快，宣傳朝陽湖的文章出現在各報上。我寫的那篇通訊《朝陽山水四時秀》發表在《成都晚報》上，稱此地「景色尤漓江，幽深勝三峽」。《成都晚報》發行量大，是成都企事業單位必訂的報紙，也是廣大市民喜歡的報紙。不到三個月時間，朝陽湖遊客爆滿，一時間所有機關學校的空房全成了旅店，土特產品米花糖、白菜豆腐乳被搶購一空，並且出現了「進出困難」（沒有食品攤點和廁所）的問題，全縣工作重心因此不得不開始向旅遊開發轉移。
至此我意識到，報紙不但是黨的喉舌，也是發展經濟的開路先鋒。為瞭解決成都與蒲江之間的直達客車問題，經劉恩來幫助，我以低於市場價位（一萬元）的價格為他們購買了十臺錦城汽車製造廠生產的十三座旅遊車。
蒲江的經濟上去了，我卻遭到「抓耙爪」的密告。市紀檢部門懷疑我從中得了好處，對我進行調查，害得蒲江縣委五大常委不得不為我寫證明材料，以還清白。我雖然未受到任何為難，卻發現有這個專橫體制在，就無法做事，特別不能做與經濟有關的事情。
促使我下決心做自由人的另一件事是我惹上了妻子教書所在的區教委。一位年輕的秦姓女教師，工作一直得不到妥當安排，加之她不能正確對待流言蜚語，竟致憂鬱成疾，自殺身亡。為此我了寫一篇《小秦之死由誰負責》的文章，發表在全囯發行量最大的上海刊物《青年一代》上。想不到這篇僅僅1500字的新聞特寫竟累及妻子，使她險些不能參與職稱評定。這一連串不愉快事情的發生，說明中囯的新聞記者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我價值，沒有法律保護，僅僅是個工具而已。要不想當工具只能走自己的路，離開衣食父母的「組織」，告別追隨多年的共產黨——下海！
換親記 作者 鐵玉
辛酉大叔是富農，他有個兒子叫蛤蟆，我們住在同一條胡同裡。四類分子除了與大夥一樣下地生產，還要掃大街、掏大糞。辛酉大叔是專掏大糞的，天天拉大糞車，村裡人稱他是開坦克的，蛤蟆哥則被稱為坦克司機的兒子。有一個禮拜天，天下著小雨，我們四五個小孩子到離村很遠的河邊偷青辣椒。四周霧氣騰騰，看不到人影，可是我們卻瞧見辛酉大叔和蛤蟆哥正在刨一棵大柳樹。
兩天後，學校操場上舉行批判會，一聲「把富農分子押上臺來」，辛酉大叔被兩個民兵架著胳膊展現在小學生們眼前，「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口號聲響徹雲霄。
民兵發現河坡上多了一個坑，少了一棵柳樹，而辛酉大叔家建房用的一根檁條卻是一棵去了皮的濕柳樹。民兵排長說：「河邊有幾棵樹，都是什麼樹，長什麼樣，我一清二楚，你李辛酉休想抵賴！」辛酉大叔給幹部送一條七分錢一盒的青山牌香菸，想以此逃避懲罰的事，也被檢舉出來，於是又獲得另一個罪名——拉攏腐蝕幹部。辛酉大叔只有低頭認罪。批判會的最後，幹部對反革命分子李辛酉進行宣判：「他刨我們一棵樹，我們就讓他栽一百棵樹！」辛酉家房子沒蓋成，反而把置備的建房木料變賣大半，買了一百棵胳膊粗的柳樹，種在村頭河邊上。
辛酉大叔蓋房本來是娶媳婦用的，地主女兒小鳳願意嫁給蛤蟆。由於偷柳樹案發，小鳳家決定乘人之危，提出要換親，否則退婚。小鳳有個哥哥，小時候玩火槍，有顆鐵砂打到腦子裡，落下左胳膊不聽使喚的殘疾。蛤蟆有個妹妹，叫水仙。小鳳可以嫁蛤蟆，但前提是蛤蟆的妹妹水仙也要同時嫁給小鳳的殘疾哥哥。如今蛤蟆家既蓋不起房，又背著竊賊的罪名，為了傳宗接代，辛酉大叔答應了。
最終媳婦也娶進門來了，可是村裡小夥子大約認為在富農家鬧洞房可以肆無忌憚，竟把新娘子的褲子給脫了。小鳳又羞又惱，掙開手腳，跑回了娘家。想不到娘家不但不為她抱不平，老爹反而把她大罵一頓，趕出家門。小鳳氣性大，一賭氣吃了老鼠藥。可恨那時假老鼠藥不多，小鳳被毒死了。
小鳳娘家不依，來一幫人把蛤蟆家的盆盆罐罐都砸了。嫁過去的水仙不答應了，跑回娘家，死也不跟殘疾過了，說：「誰再要我回去，我就吃藥死給你們看！」話說到這，誰還敢再說和，於是水仙和殘疾的婚事也黃了。
我們村子東北有一個廢棄的大煙囪，陽面寫著「一定要解放臺灣」，陰面寫著「唐縣冶煉一」。很多人不清楚這個「一」是怎麼回事，後來黃鼬姑告訴我，那「一」應該是「廠」字掉了一撇。
黃鼬姑本名黃鶯，原是電影演員，在電影《戰洪圖》裡演過一個不小的角色，因劃為右派，發配回老家。村裡給她起了個綽號叫「黃鼬」，我們小孩子都叫她黃鼬姑。黃鼬姑一家三口，兒子叫三毛，女兒叫四丫，都講標準的普通話，住在我們胡同裡一家地主的舊宅裡。這家人與其他村民不同，天天刷牙，夏日黃昏，黃鼬姑和四丫還穿裙子。有人對這一家三口的京片子看不慣，說他們是階級異己分子。四丫姐生性潑辣，反唇相譏：「那全北京城不都成階級異己分子了？」
村子裡只有結了婚的女人才留短髮，四丫卻打破常規，剪得一頭短髮，平常也不避諱說「階級敵人」、「右派」之類的話，彷彿跟她沒有絲毫關係。那時我們小孩子常做一種叫做「天下太平」的遊戲，四丫姐說天下太平是不對的，「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敵人存在一天就一天不會有太平」。
辛酉大叔家養一窩豬，豬崽兒常常到地主老宅的碾盤底下拱來拱去。四丫說這些到地主家碾盤底下亂拱的蠢豬就是階級異己分子，一定要把它們趕下歷史舞臺。四丫姐是要把豬哄走，我響應她的號召，拿起推碾的棍子竟一棍子打在一隻小豬的後腿上。天啊！我可沒想弄成這樣：那小豬翻了兩個滾兒，拖著癱了的兩條後腿嗥嗥叫著落荒而逃。小豬是從黃鼬姑家瘸著跑出來的，辛酉家知道了，兩家鬧起矛盾。也許是報應吧，不久，黃鼬姑的一頭一百多斤的大豬莫名其妙地病死了。
那時除了過年，平時哪能吃上新鮮肉啊！雖然豬是病死的，也不能扔掉。黃鼬姑把死豬煮熟了，分給街坊四鄰，特別是孩子們解解饞。黃鼬姑說：「吃吧，沒事的！我煮了有仨鐘頭，什麼牛鬼蛇神也都煮得魂飛魄散了。」鄰里都吃，怪香的。腸胃也都好，誰也沒吃出個好歹來。因了這死豬肉，黃鼬家與辛酉家的矛盾也緩解不少。
有些階級覺悟高的村民卻從中發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給人家死豬肉吃，等於是給人民群眾注入毒素，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是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躲藏在陰暗角落裡伺機搗亂。於是又是一場批鬥會，也少不了高呼「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散會後，黃鼬一家被趕到村北的大隊馬棚裡吃住，並且要餵馬，打掃馬圈。黃鼬姑常用花椒大料把餵馬的黑豆煮熟了讓我們吃。三毛哥不愛說話，但人很勤快，把馬圈收拾得很乾淨。
轉眼間三毛和四丫也該考慮婚事了。雖然曾經是北京的城裡人，可如今虎落平陽，也只好把條件降低，就近把自己「消化」掉。有人提議黃鼬家和辛酉家換親。蛤蟆和水仙倒是沒意見，不論怎麼說他們也算是結過婚的二茬兒了，可是水仙並沒有辦離婚，那門親事還在那裡不清不楚著哩，黃鼬姑家不敢娶。
有媒人給黃鼬提議與唐縣山區一個地主家換親。一聽要到深山老林去扎根，四丫姐說什麼也不從。於是媒人們提出三家轉親：四丫到蛤蟆家，水仙到唐縣山裡地主家，唐縣地主家的女兒嫁給三毛。雖然蛤蟆結過婚，畢竟沒有入洞房，四丫對蛤蟆還是比較滿意的，可是有一條：你蛤蟆必須答應把房子蓋起來，然後才能把人娶過去。水仙沒得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能逃出前一樁令人不堪回首的婚姻就好。見過面後，媒人問三毛滿意不滿意，三毛說：「滿意，滿意，是個蹲著尿尿的就行。」黃鼬姑姑笑罵：「瞧這王八羔子，半點人形沒有。」黑五類臭味相投，也同病相連，三家一拍即合，親事就這麼定了。三毛哥艷福不淺，實際上媳婦長得很漂亮，楊柳細腰，皓齒明眸。村裡人說，已經有個老黃鼬，又多一個狐妹子，一窩子妖精。
不論怎麼說，孩子要成親了，不能再讓人住馬棚，生產隊決定讓黃鼬姑一家又搬回了地主的舊宅裡。
那時在我們農村，成分高、兒女多的家庭換親很常見。要做到換親的當事人個個都稱心是想都甭想的。好在一旦成了家，柴米油鹽，要做的事兒，煩心的事兒，多得很，誰還有閑工夫考慮稱心不稱心。現在大半輩子了，我們胡同裡的大哥大姐們過得還不錯。
補白：1967年10月，廣西全州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民兵骨幹30餘名開會。會上，黃傳言湖南道縣殺地富的情況，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鏟草除根一掃光」，還宣布「不准通風報信，誰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樣」。會議最後決定採取坑殺的辦法——將人推下黃瓜沖山洞摔死。黃要幹部們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務，各村自報名單。會後，黃天輝連夜帶民兵抓人，抓到立即押送黃瓜沖山洞，強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願跳，被黃用棍打後推下坑。
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說：「天輝，我有兩個仔，到政府去判，我老婆也該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去，留一個給我老婆。」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孩3歲，小的1歲，跳坑而死。1983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黃天輝被依法逮捕，1985年元月被處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