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逝世了3天的周恩來出殯。當時天色灰蒙，空氣陰冷，長安街擠滿了吞聲抽泣的男女老少，人人纏著黑紗，戴著白花。十年的文革，人民慘遭迫害，生活在提心吊膽之中，而作為罪魁毛澤東的副手周恩來，卻成功地在人們心中為自己塑造了一尊聖人的神像。
多少年後，網際網路開始興起，信息的浪濤如錢塘大潮，令中宣部無法再阻擋。中國的民眾，那些受朦昧的中老年，那些不信邪的青少年，沐浴在信息瀚海之中，開始沉思、對比，並做出了自己的判斷。
原來，遇羅克、張志新是周恩來拍板槍斃的；賀龍是被周恩來引入死亡陷阱的；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是周恩來定的；毛澤東對萬斤畝產的疑惑， 是周恩來消除的……儘管驚詫的目瞪口呆， 但人們依然難以擺脫 多年的慣性思維，而鄧小平的 「不得已」的 說詞，則成了為周恩來開脫的合理依據。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有關周恩來的殺人歷史，被不斷曝光。
寧都兵變後的肅整
1931年，周恩來進入江西蘇區，隨後大開殺禁，屠殺對象包括了紅軍將領。周手下的主要特工是，蘇維埃國家政保局局長鄧發、紅一方面軍政保局局長李克農。
當時，任國民26路軍74旅旅長的季振同被調往江西圍剿共產黨，而季振同的把兄弟在紅軍中當官。12月14號，季振同與趙博生等人一起，發動了「寧都兵變」， 策動一萬七千餘人， 攜帶二萬多件武器， 投奔共產黨，被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由季振同任總指揮，蕭勁光任政委。季振同在兵變前已是中將的官銜。
季振同的把兄弟黃中岳是河南信陽人，曾備受馮玉祥器重，被派往日本陸軍學校留學。「濟南慘案」後，黃中岳憤恨日軍的暴行，回國到馮玉祥的西北軍供職，和季振同結把為兄弟。「寧都兵變」前，黃中岳是紅五軍團第十五軍軍長。
1932年4月，馮玉祥派人到瑞金策反季振同，季沒有答應，並把馮玉祥的信交給了政委蕭勁光。
4月12號，蘇維埃國家政保局接到密報，稱季、黃密謀反叛，告密者是潛伏在26路軍中的中共黨員王超。
4月19號，漳州戰役的前一天，一軍團偵察排在荷花莊抓獲一人劉佐華，從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剿匪司令張貞簽發的秘密通報。 劉佐華承認，他是馮玉祥派來 再次接洽季振同的代表。 經嚴厲審訊，劉佐華又供出了季、黃的「叛亂計畫」和「同謀名單」。
5 月5號上午，黃中岳在漳州南靖縣的天後宮主持會議，李克農帶著荷槍實彈的特工， 騎馬衝進會場，宣布逮捕黃中岳和參謀長蕭世俊。當時，全場兩百多名幹部，包括政委左權，全都 目瞪口呆。左權問李克農：「為什麼要抓黃軍長？」 李克農冷冷地說：「奉上級命令」， 而李克農的上級就是周恩來。
5月8號，李克農同樣奉周恩來之命，在長沙泰和祥店誘捕了季振同。
同日，十五軍副軍長張少宜在瑞金被捕。 到了19號，劉佐華供出的額外三名謀叛人員， 也全部被抓。
8月3號，蘇維埃臨時最高法院審訊了所謂「季、黃反革命案件」。
4號判決：對季振同、黃中岳、蕭世俊等人執行槍決。
當判決書送到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批准時，毛澤東、項英認為，季、黃等人由於「寧都兵變」，讓紅軍的人數增長了一半，因此決定： 改對二人由死刑減為監禁十年，關押於麻田收容所。
紅軍西逃前的1934年10月，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季、黃等人被押到瑞金石角下的梅子山，遭到處決。
在梅子山的深谷密林腹地，保衛局挖了幾個大坑，作為處決各類「反革命分子」的刑場， 周恩來殺掉了毛澤東不殺的紅軍官員。
1972年， 在中共中央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將此事的責任推卸給李克農，他說：李克農向我報告，我也同意逮捕他們，結果搞死了！
對ＡＢ團的大屠殺
中共的內部整肅和對全社會的鎮壓是同步進行的。 在蘇區，中共從未停止過殺戮地主富農，但以前殺地富，極少殃及其子女，而周恩來主事後，殺戮的方式發生了重要變化, 「斬草除根」成了執行者的公開口號。為杜絕階級報復的種子，三尺小童也要過三刀。
後來在文革期間， 出現了湖南道縣七千名「四類分子」被滅門，以及一副「斬盡殺絕黑五類，紅色江山萬年長」對聯，就是繼承了周恩來的真傳。
1931年11月， 周恩來與多數中共大員來到了江西中央蘇區。
此前，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的絕對權威，摧毀來自地方黨和以彭德懷為代表的非嫡系的挑戰，發動了殘酷的內部大屠殺，用根本不存在的內奸「ＡＢ團」為由，將蘇區變成一片血海。七萬多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普通群眾，慘遭殺害，僅紅一方面軍，受害者半年已達五千人，最後導致了二十軍集體兵變的「富田事件」。
這次內部大屠殺令人髮指的程度，可以從當時蘇區政府《緊急通告第二十號》中慄然感受。 通告宣稱：ＡＢ團非常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不肯招供，必須用軟硬兼施的辦法，繼續斷嚴刑審問……對於首領， 要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對富農、小資產階級‘ＡＢ團’者， 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ＡＢ團的，能力較活動者， 殺無赦……政府的行動大綱則號召， 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姦細」。
1931 年1月，項英以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身份成為蘇區最高領導，制止了毛澤東的屠殺，並且不同意將富田事件定為叛變，而是劃為「無原則的派別鬥爭」。 他開除了毛手下的頭號劊子手李韶九的黨籍，以息民憤。富田兵變的四名主要領導人，遵照項英的指示，「向黨承認錯誤，請求教育」，並被分配了新工作。至此，一切都平靜下來，毛澤東也不得不有所收斂。
然而就在蘇區似乎穩定團結之時，一場新的大屠殺已經由周恩來在上海開始部署。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副局長米夫到達上海，在他主持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確定了激進恐怖路線，強調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打擊一切剝削者。周恩來雷厲風行，立即付諸行動。
於3月28日發表的《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件的決議》稱，實質上毫無疑問，富田事件是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鬥爭機關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
周恩來迅速派出冷面殺手鄧發打入紅軍總司令部，任保衛處長，再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三人團，開赴中央蘇區，先奪了項英的權，再推翻「維穩」的結論，於是中共的第二輪內部大屠殺開始了。
任弼時為李韶九平反又升了官，由他負責政治保衛局，殺了那幾名兵變的領導人，而後又繳了參與兵變部隊的械。
就如大陸近代史學者顧則徐所記載，「二十軍所有副排長以上的軍官，近八百人，全部被殺。」
周恩來的中央，既肯定了肅整ＡＢ團的正確與必要，同時在所有根據地，同步清剿 AＢ團， 整個蘇區成了漫天血雨的紅色煉獄。僅死於鄧發一人手下的官兵，就數以千計。
一批讓毛澤東恨之入骨，但不敢殺的軍頭高幹，如二十軍的後期軍長蕭大鵬、前、後兩任政委曾炳春和陳東日、文官何篤才，以及毛澤東的宿敵、江西地方黨魁李文林，均死於周恩來的屠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