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史書說到袁世凱出山時，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說他陽奉陰違，實施「拖」字訣。查上表不盡然。
武昌起義於1911年10月10日打響，朝廷開始並沒有重視，到14日才正式向袁世凱發函徵召。袁第二天回信婉拒。
觀袁世凱一生，這「婉拒」是他從中國士大夫文化學來的臭毛病，好事壞事都要「謙虛」一回。每到關鍵時候，他都要如此這般一番。實在為筆者蔑視。
從上表的字裡行間，我們看到，軍人袁世凱還是有職業道德的。這期間他一邊熟悉情況，一邊根據經驗已經在給中央打報告，支招。
20日，袁世凱提出了「袁六條」。細看這六條，發現袁似乎在為天下所有「被壓迫者」說話。
開國會和組織責任內閣，是為當時勢力最大，也最為我等後人忽略的各地「咨議局」和立憲派說話。
各地大大小小的「咨議局」，其實就是各地大大小小「鄉紳」的大本營。哈佛大學的費正清特別看重這撥人，認為中國歷來文官體系裡最閃光的地方就是官僚體系到縣一級為止，下面的事情交給宗族和鄉紳「免費代理」管理。他老先生認為誰贏得這群人的擁護誰就得天下。
太平天國從南到北一路得罪了多少「鄉紳」，最後被鄉紳出身的曾國藩、李鴻章率領的團練給消滅了。
寬容武昌事變人員和解除黨禁是為激進派立言。袁世凱在當時算是老體系中人，但是他也知道「統一戰線」是一大法寶。他將自己定位為中間偏左人士，團結左派和極左派，最大限度地孤立極右派。
最後的總攬兵權和寬予軍費才是老袁利之所在。誰都知道談權和錢最易傷感情，但是沒有權和錢是萬萬不行的。所以老袁將這兩條放到最後，給人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感。
這回清廷特爽快，第二天便默認了「袁六條」。於是老袁不停地上奏，不停地支招，清廷不停地「從袁之奏」。其實袁已經漸漸地參與指揮了。時間最早可以推到清廷正式要求其出山的第二天。
《泰晤士報》駐京首席記者莫理循10月27日從北京發給倫敦的電報如下：
軍隊將領和國防大臣禁止參與任何相關決議，軍隊一切事務都由袁世凱一人調配，在與起義軍交涉過程中他擁有指揮軍隊的絕對權力。在朝廷執政期間類似的事件只發生在曾國藩時期，當時慈禧太后授予曾國藩絕對權力以平定太平天國叛亂。
朝廷至少開始吐出它所囤積的財產。有一道詔書的內容表明隆裕太后從她私人的金庫中調撥了一百萬兩白銀作為軍餉以應付湖北境內的緊急需要。
第二天！這還算慢嗎？
清廷正式徵召的第12天，袁世凱變間接指揮為直接指揮，出發上前線了。袁的轎夫班頭馮培德說：
他於九月初九由安陽動身，當天到鄭州，第二天駐信陽，第三天到孝感，第四天到達目的地。袁世凱先到醫院慰問傷員，分賞給傷員每人一些銀子，還叮嚀醫方好生醫護，搞好生活。隨袁同往的姨太太還向傷員贈送果品，深表慰問。袁的此舉，士兵頗受感動。
一個第二天，一個第十二天，何來個「慢」字？這對一個離休已經三年，完全脫離軍隊體系的「老幹部」來說不容易了.
不久，袁世凱闊別三年後又回到北京，莫理循在給倫敦的新聞中這樣描寫北京「歡迎，歡迎，熱烈歡迎！」的場面：
北京，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凱，皇位的覬覦者，抵達了三年前自己被罷官的北京。今天他由2000名士兵護衛，並被政府熱情地接待。為了歡迎他的到來，政府發布了公告稱京城附近的軍隊都由其掌控。
……有一群安靜並且秩序井然的人從火車站到他的居所夾道歡迎他的到來。
袁世凱看上去很強壯，最近有報導稱他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這也成了他一再推遲應滿清政府之邀到北京的藉口。
政府繼續在北京集合滿族的軍隊，但是很快就無法再支出軍餉。人們不認為中國人能夠在北京地區集合到一支足夠人數的軍隊來抵抗進攻，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因為政府無力從各個省得到收入，因此北京遲早會被攻佔。
攝政王載灃是12月6日才辭職的。從《紐約時報》當天的報導可以讀到一些細節：
北京，12月6日——皇太后今天發布了一份宣布年幼的皇帝的父親載灃辭去攝政王一職的佈告，簽字者為內閣的成員。指出目前的政府不受人民歡迎，並且一個立憲的政府仍然沒有被建立起來。
佈告也解釋了由於複雜的局勢，人民很傷心，國家也陷入混亂中。佈告中說攝政王覺得他的遺憾來得太晚了，並感覺如果他繼續在此職位上，他的命令很快就沒人會聽從。
佈告繼續說：他哭求辭去攝政王一職，同時也表達了他最真誠的放棄政治的願望。「我，皇太后，居住在皇宮中，是不知道國家的事務的，但是我知道存在反叛，爭鬥也在繼續，這引起了災難，而我們的商業也受到了惡劣的影響。」雖然攝政王有自己的雄心，但是他是誠實的。由於被誤導，他危害到了人民。因此他的辭職被接受。
退休的攝政王每年將從皇室得到一筆總數為50，000兩(大約30，000美元)的補貼。
載灃對政治沒有興趣，做攝政王對他來說是一個沈重而毫無樂趣的負擔。
載灃要生在百姓家就是駱駝祥子：訥於言詞，說話甚少，與親友兄弟們在一起時，總是一位沉默的旁聽者。他一般不輕易留飯，留飯照例是淡漠敷衍的。即使是對待自己親戚本族的婚喪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幾句，便趕忙起身告辭，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殘局。
他不是崇禎帝，當攝政王當到國破，他還一臉輕鬆地對福晉瓜爾佳氏說：「從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慈禧真是看走眼了，偏讓這麼個單薄身子的駱駝祥子，拉這麼重的帝國老破車。大清能不亡嗎？
醜媳婦怕見公婆，袁世凱是1911年12月28日才覲見皇室，談清室優待條件的談判細節。
《每日電訊報》駐北平記者第二天報導說：
根據新聞，昨天袁世凱、太后和親王們會談。在皇宮中出現了戲劇性辛酸場景。一些王公大臣哭道：臣罪該萬死，隆裕太后再次昏迷，整個皇宮中充滿悲慼。
想當年「竊國大盜」是「救世主」
又是一個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竊國大盜」袁世凱那麼受歡迎？
1909年到1912年，袁世凱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與日俱增。辛亥革命前，袁世凱還在洹上村時，便有人觀察到袁開始漸成香餑餑：「是時，袁公去位已將二載，天下之仰望之者愈眾。舊日僚屬亦明目張膽復來趨附，不似從前之藏頭露尾矣。」
所以費正清說：「他一度於1909年被清廷革職還鄉，這事反使他增加了聲望。」
總結一下，大約有六種人對其有好感。
第一種人當然是以北洋軍人為主的軍方。請看1912年2月2日《紐約時報》的一個報導：
昨天袁世凱的軍隊散發了傳單，威脅說如果袁世凱少了一根頭髮，士兵們會殺掉所有應該負責的人。
瞧瞧，這時的清廷還未宣布退位，袁世凱的軍隊已經公開打出「只認袁世凱」的旗號，讓宗社黨人心寒。
第二種人，清廷中的改革派，也就是立憲派。袁世凱就是他們的代言人。立憲派的首領是張謇，成員大多為封疆大吏和各地的「咨議局」議員。
第三種人是漢人。1909年袁世凱開缺回老家彰德府後，漢人把這看成是滿人打壓漢人的證據。袁出不出山，被很多漢人看成是滿清「落實民族政策」的一項指標。「當時我們認為漢族人做官，再有權也是靠不住的，因此就對自己的前途也有些擔心。」(唐在禮語)
第四種人是革命黨人。他們將袁看成是革命的同路人。這可以從孫中山1911年寫給倫敦金融家，要求英國「風險資金」投資革命時的一段話看出：
北京周圍的七個師是由直隸總督袁世凱創立的。因為他新近被北京政府降級，所以，這些部隊對北京政府的忠誠度被大大打了折扣。雖然在他們與我們之間並未達成任何約定，但我們堅信他們不會為滿清政府賣命。……實際上也將保持中立。
看到了嗎，袁世凱還被孫中山作為投資籌碼開給了老外。
第五種人是全國的老百姓，特別是京城裡的百姓。辛亥革命後，他們天天擔心南北戰爭。
北京的旗人怕革命黨來革他們的命，大夥兒日日盼著袁世凱來操這個和局的盤。當清退位詔書發布後，唐在禮是這樣形容京城百姓的高興勁兒的：
第二天，北京城各家報紙就把詔書的全文發表出來。老百姓歡天喜地地拱手相告：「換了朝代了，這是共和的天下了，這樣就用不著打仗了！」
瞧，不動傢伙，過和平的日子，這對老百姓來說是硬道理。像鐵良等宗社黨死硬分子們這樣「拿起武器，準備戰鬥」的，畢竟是少數。
第六種是外國勢力。經過一百多年的打打鬧鬧，各大國在華都有了自己的勢力範圍。「民主」、「平等」這些詞敵不過各國實實在在的在華利益。
庚子事變證明，袁世凱是保護洋人利益的最恰當人選。英國公使朱爾典聲稱：「沒有人比他更適於充當漢人與滿清皇室之間的調停人角色了，他是漢人中最受人信任的代表人物。」
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說：「還沒有比袁世凱更強的人出現。」「未來的所有希望都集中於袁世凱一人。」
法國也將袁世凱看成是「能使中國避免出現一個混亂時期的唯一力量」。
德國駐華大使認為：「如果人們置袁世凱政府命運於不顧，讓可以引導到一個混亂局面上去的一些未成熟的或超出這個目標的政治企圖自由發展，則其危險將會更大。」
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告訴上海的共和領袖們，指望對中國國情一無所知的孫逸仙去爭取列強對中國的盡早承認，是痴心妄想。他說，只有袁世凱才能得到外國信任。革命黨的領導人向莫保證，他們一定擁戴袁為首屆總統。
實際上連當家的隆裕太后也少不了袁世凱，甚至將袁開缺回籍的攝政王載灃這回也眼巴巴地盼著袁世凱來收拾殘局。
張國淦在《洪憲遺聞》中記載了袁世凱把兄弟徐世昌親聞的一段話：
辛亥武昌起義，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曾舉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劻、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此皆余之所親聞者。
那桐的話代表了清貴的心聲。
從全國範圍來說，這時候袁世凱的執政基礎可說是空前的廣泛。真可謂萬千寵愛集一身。
為什麼？
因為舉目遠望，袁世凱渾身確實有諸多好條件：
1.漢人(革命黨主張驅除韃虜，袁世凱逼清帝退位，於革命有功)
2.帶過一支最好的軍隊(穩定因素的保證)
3.官僚隊伍中的改革派(各省咨議局議員喜歡)
4.和清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清貴指著他得到退位優厚待遇)
5.列強的不二人選(能保護人家在華利益)
6.能幹(工作經驗豐富)
7.受過不公正對待(為漢人受過)
8.人緣好(為他說好話的人多)
9.不極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最大公約數)
《大公報》創辦人之一胡政之說：「中國人辦事，兩人共事必鬧意見，三人共事必生黨派。」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歷來不團結的中國人，那會兒要求袁世凱出山的呼聲，可以說是百年難見的意見統一。
這種情況我只在1979年見過，那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後，舉國一致要求把經濟搞上去的焦急心情。
歷史有時是簡單的重複。
不瞭解這個基本事實，會真相信孫中山傻，將大好河山拱手讓給老袁。記住，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半新半舊最受歡迎
袁世凱(1859年生)就是個清末的50後，和孫中山(1866年生)這個「美籍華人」60後不同，袁世凱接受了全套的儒家應試教育。
清末50後見證了甲午戰敗、庚子之亂和日俄戰爭，有求變求新、要求立憲的一面。但是對共和的支持一直是不完全的，他們習慣了的領導方式是獨斷專行、個人至上。
辛亥革命後，清末50後正處在風華正茂期，不似70後的強調專業精神，80後的海歸革命黨，袁世凱的「舊瓶裝新酒」，或曰「新瓶裝舊酒」特別適合當時的大眾口味。
說到底，袁是一個「亦新亦舊，半新半舊，可新可舊」的人物。
對於突變時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芸芸眾生來說，沒有比找一個熟悉的人當這個亂世的「家」，更讓大夥兒睡得香了。
政治也是一種買賣，是買賣就得服從做買賣的規律。一個好的商品只有在正確時間、正確地點、正確場合推出才會得到消費者認可。
袁世凱就是在正確時間、正確地點、正確場合重返歷史舞臺的「好商品」，而且是既陌生又熟悉，讓人有點兒小別賽新婚的刺激。
對這位袁同志，您說他新，人家的確是清廷這個「傻瓜二代」裡改良升級過的新產品。您說他舊，他也的確是舊，說話辦事讓老同志都能明白。
然而，他最具殺手鐧的是，市場適應性強，「可新可舊」。
袁開始發誓說：「某為大清總理大臣，焉能贊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兒寡婦，為萬世所唾罵，余不為也！」
這時的他頑固地堅持兩個基本原則：堅持大清帝國的領導，堅持大清帝國領導下的君主立憲制。
武昌起義一月後，袁世凱親筆手書往見黎元洪，宣稱：「如能承認君主立憲，兩軍即可息戰，否則仍以武力解決。」
但是形勢比人強，南方數省相繼獨立，革命形勢呈燎原之勢。「變色龍」袁世凱聞到了，他及時地調整了自己的思路，改變了說法：「余甚穩健，對於革命黨決不虐視。」(王錫彤《辛亥記事》)又開始了「言撫進而言和」。(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
武夫馮國璋不能深刻領會領導的新思路。一個月後，袁世凱派識大體並瞭解他心意的段祺瑞接任第一軍統領。段到了武昌，「一反國璋所為，與鄂軍府時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絕於道。」(《黎副總統歷史》)
最後，袁世凱正式委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上海，與民軍先後五次談判，最終也達成了「定以共和政體為鵠的」，但「南方須舉袁世凱為總統」的協議。(趙尊岳《惜陰堂辛亥革命記》)
短短半年不到，從與革命黨人勢不兩立到引為同志，這個彎子，北洋一大批青壯年下屬都轉不過來，一口一個「老夫」的老首長轉得既爽氣又利索。
這就是「可新可舊」的袁世凱。難怪袁的同鄉、天津啟新洋灰公司董事長王錫彤曾指出：袁世凱「一生得力處在乘機以立功」。
袁世凱還是一個「亦新亦舊」的人物。
說他新亦新：辦洋學，唱洋歌，抽洋雪茄，讓妻妾學洋文，讓兒子去洋夷首善之地的倫敦求洋學，自己編練洋式軍隊，厭惡太監制度，參與廢除科舉制度，興辦新式實業，廢除士兵見上級要下跪的陋習；就連基督教，袁世凱都曾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他有很大的興趣；死後還要求墓穴採美國總統格蘭特的瀕河廬墓形制修成。
說他舊亦舊：認為娶妻妾多少是男人有無本領的標誌，喜歡女子裹小腳，想當皇帝，骨子裡不喜共和，「仇視農民起義」，「在他身上也有混跡官場必不能少的一些傳統惡習」。(《紐約時報》語)最能證明他「舊」的是在他生命走向終點時所演的三場「老戲」。
顧維鈞對袁的結論是：「他完全屬於舊派。和頑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當維新，甚至有些自由主義的思想，但對事物的看法則是舊派人物那一套。」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對袁的新舊是這樣說的：
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眾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場合穿西式軍服外，都穿中式服裝。他不懂外語，從來沒有出國到比朝鮮更遠的地方旅行過。他雖然在科舉考試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課本的教育，並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為沿著西方和日本的路子進行官方改革的領袖而在清朝贏得赫赫聲名。他招募了許多受過外國教育或有外國經歷的隨從，他精心培養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著的外國人，他派遣了幾個兒子到國外去受教育。看來，他是在不斷追求新舊的融合，相信這個混合體最適合中國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