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反右派運動，中共及其歷史學家始終把它定性為一場整敕知識份子及民主黨派的運動，反右運動的性質如同中國現代史那樣，早已被官方蓋棺論定了。五十三年光陰荏苒，體制內外的歷史學家和當年受害者反思後挖掘出來的史料證明，毛澤東發動「陽謀」的最終目的，如同以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四清運動和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一樣，都是為了打擊黨內的反對派。這批黨內右派中，首當其衝的是不聽中央號令的諸侯、地方主義分子和地方民族主義分子、打游擊和地下黨出身的原白區黨內幹部、黨內知識份子和黨內民主派。
本文將從另一個視角來剖析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的最終目的。
中共黨內揪出多少右派
反右派運動究竟打了多少右派，有三種不同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第二種是加上中右分子、內控右派、疑右分子以及工、農、中小學生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壞分子共約一百二十萬人；第三種再加上受株連者共有三百多萬人。本文所探討的黨內右派以官方認定的第一種數字為基準。
中共對於黨內右派的數量始終諱莫如深。如今只能依據三個文件來估算黨內右派數量。中共官方把反右運動劃分為鳴放、反擊、補課、處理四個階段。這種劃分方式很容易使人忽略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運動的特殊重要性。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槁「陽謀」，由外及裡、自下而上，最後藉助社會上的反右請理門戶，消塗黨內隱患。反右補課表面上是在湊右派指標，完成毛澤東和中央反右領導小組層層下達和不斷升級的定額。實際上旨在「清黨」。
一九五七年反右開始不久，毛澤東即己提醒他的戰友：「請各地注意黨內的鯊魚」。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社論「反右鬥爭是對於每個共產黨員的重大考驗」明確指出有人是資產階級右派的「內應」。同月在青島舉行的省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挑明：「所有的人都要過社會主義關，某些老幹部特別重要，其中有些人是過不去的。實際上這次整風在黨內就是清黨，但對下不說。」
毛澤東這種指導思想的背景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風雲突變。一九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和安娜.路易絲.斯特郎的「斯大林時代」在中共黨內高幹中廣泛流傳。毛澤東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和掌權高幹中不少出身於知識份子，搞過學生運動和地下黨，受過西方式的教育。他們的心底深處深埋著民主意識。毛澤東清醒地察覺，這些人便是他最大的敵人，遠比黨外右派危險、可怕。
反右補課即以清黨為主，毛澤東稱之為「清理階級異己分子」。不論給他們戴上什麼帽子，冠以什麼分子，目的都是為了排除異巳，鞏固中央集權的局面。因此其打擊的矛頭只有一個，即所謂的「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如果說在反右運動中揪出的最大幹部僅僅是二位中央候補委員，即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古大存，到了文化大革命已經揪出了毛澤東的接班人、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以及一大批開國元勛、元帥將軍。
文化大革命是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開始的，打擊地、富、反、壞、右、資、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紅衛兵造反派抄家掃四舊僅僅是毛澤東發動群眾的手段。待群眾發動起來了，便將鬥爭鋒芒撥向真正打擊的目標--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毛澤東搞群眾運動的手法一貫是打迂迴戰、包圍戰，掃清外圍、攻其核心。反右運動從以民主黨派、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社會基層為主的外圍開始。當群眾發動起來外圍掃清了，矛頭即刻轉向黨內。假如說毛澤東的真正戰略目標在反右運動中尚算遮遮掩掩、避人耳目的話，到了文化大革命便昭然若揭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在「我對局勢的幾點看法」的黨內指示中寫道：「看來黨外知識份子中，右派約佔15-20%，可能是保守的。黨內知識份子約佔5-10%。民主黨派中右派可能高達20%以上。高等學校中的右派也不會少於10%。」
黨內右派5-10%毛澤東是怎麼樣計算出來的呢？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時有黨員一千八百萬。從八大代表成份分析，60%為工農，工農不劃右。40%可以劃右的黨員包括知識份子、幹部、軍官和其他階層，共有七百二十萬之眾。依照毛澤東在反右前夕信口開河訂下的5-10%估算，黨內右派可高達三十六萬至七十二萬，大大超出全國官定右派總數，顯然靠不住。
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發表的黨內文件「縣委書記以上受到開除黨藉處分的決定彙編」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紅頭文件「關於今後接受黨員工作」指出，自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黨員總數共減少二十七萬人。扣除自然死亡、劃右以外的其他因素、因內控右派或中右而勸退及取消預備期的黨員，分散在各行各業黨員右派總數應在十八萬至二十萬之間，佔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名官定右派中的33.55%至36.1%，在反右派運動中受整敕的黨員數量之大、比例之高，正是至今秘而不宣的原因之一。
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黨內劃的內控右派、中右分子，因為黨內也和社會一樣要劃左中右。他們僅受除不開除黨藉以外的其他黨紀處分，對外保密，組織部門掌握。喬冠華和楊獻珍便是這一類人。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冠華贊成實行美國國會兩院制。部長陳毅說：「喬冠華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領。是露骨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足夠定為右派。」但處理時報中央書記處，批復僅給予「嚴重警告」的黨紀處分，不戴帽、不開除黨藉；中共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起初一個右派也抓不出來，劉少奇警告他： 「我看你就像個右派。」中央書記處撤了他的職，他只得讓秘書馬鴻模頂替他當右派。
黨內右派是些什麼人
更為嚴重的是劃右黨員的身份。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年期間出版了內部發行的五卷本《關於清除黨內的右派份子決定彙編》。其中披露黨內行政十三級以上高幹右派份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材料二百八十五份，除三十三份是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分別處理的個案以外，其餘二百五十二份材料都是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運動中判定的案子，即在一九五八的行政十三級以上黨內高幹中劃的右派份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佔總數的88.44%。在這二百五十二個案例中，省部級以上高幹一百多人，有三十九個是集團性案件，即「右派反黨集團」和「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或「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案。
他們之中有中央候補委員、部長、省委書記、省長、市地縣委書記、中將、少將、大校，身居高位要津，難怪毛澤東擔心江山變色。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底訪蘇歸來，來不及撣去身上的塵土，便馬不停蹄地數度離京，至一九五八年三、四月間，共密訪全國近二十個省、市、自治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秘訪上海、杭州，揪出上海市委組織部長周克、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浙江省長沙文漢、浙江省委宣傳部長陳修良、副部長兼省文化局長黃源等反黨右派集團。
一九五八年一月密訪山東、安徽、廣東、廣西；一九五八年二月東北三省；三月至四月武漢、廣州、浙江、甘肅、河南、河北、雲南、青海、新疆，替當地挖出了一大批省部級的黨內「定時炸彈」，即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地方主義分子和民族地方主義分子。把他們一律開除黨藉，清除出黨。被毛澤東在巡遊中揪出的主要有十大反黨集團：
以浙江省省長沙文漢為首的沙、揚（思一）、彭（瑞林）、孫（章祿）右派反黨集團；
以甘肅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孫殿才為首的孫、梁（大鈞）、陳（成義）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以安徽省省委書記李世農為首的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
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副部長王鏡如右派反黨集團；
以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常委陳再勵為首的陳、王、駱、王、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以青海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孫作賓（極右份子）為首的青海省委右派反黨集團；
河北省委常委劉洪濤右派反黨集團；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廣東省委副書記兼副省長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熱賽拉夫、常委伊敏諾夫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
毛澤東用出巡密訪的辦法發動政治運動整人，即由反右運動始，以後各大運動都沿用這種方法，直到文化大革命終止。
黨內右派的構成
黨內右派首先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具有民主意識的各路諸侯。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的浙江省長沙文漢主張黨政分工，被誣指為是「資產階級政權觀點」，他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嚴格執行政策，誣為「包庇右派」；一九三二年入黨的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書記王翰主持全國監察工作，反對用政治運動階級鬥爭取代司法監察，反對製造冤假錯案；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與副書記兼全國作協書記黎辛，在批鬥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中，抵制中央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均被劃為右派。黨內民主派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或學生出身，比較容易接受民主意識。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高潮中與毛澤東唱反調首次提出「包產到戶」並付之實行的年僅二十六歲的中共浙江省永嘉縣委副書記李雲河和中共廣西環江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王定，都是黨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王定還是地方主義分子兼極右份子。他逝世後環江人民懷念他，在他墳頭樹起一塊巨大的石碑，上面刻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不屈不撓爭民主的人民英雄」。
其次，利用反右運動打擊報復黨內對手，也劃了一大批右派。青海省委書記兼省長孫作賓是二十年代入黨的唯一的黨內極右份子，他的「罪行」僅僅是在黨內批評省委第一書記高峰作風專斷。
上海市委組織部長周克在一九五六年七月舉行的上海市第一次黨代會上對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民主作風不正常提出意見；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指責柯慶施獨斷專行為黨內一霸，演成滬上轟動一時的「一霸事件」。他們幾人均被柯慶施打成右派。
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與柯慶施互為仲伯，將無記名選舉中不投他票（經公安廳秘查）的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兼宣傳部長張文澄和批評他「一言堂」家長作風的成都市團委常委兼宣傳部長黃一龍劃為右派。經過黨內反右，中共全黨萬籟無聲，無人敢提不同意見，無人敢說真話。其直接後果就是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的「大躍進」。
第三方面的黨內右派，是通過反右清洗白區武裝鬥爭和地下黨出身的幹部。毛澤東認為地下黨成份複雜，多為知識份子，不可靠。不宜擔任黨政第一把手（正職）。一九四九年發至各大軍區的內部絕密文件中，下達了處理南京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沙文漢之妻陳修良曾任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在白區組織武裝起義，為共產革命出生入死，受到中共中央表揚，人稱「策反主帥」和中共三大特工女傑（另二人是張露萍和朱楓）之一。南京共有二千名地下黨員，兩次整黨處理四百六十六名，開除二百另五名。陳修良本人一踣降職，直至戴上極右份子帽子。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袁永熙是「一二九」學運領袖、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孫殿才出身學運工運，他們同成千上萬地下黨出身的黨內高幹一樣被劃為右派，打入另冊。
一九八四年胡耀邦執政時期，中共中央決定全面處理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當年九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在昆明召開「十六省市處理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座談會」，僅江西省委就成立了「處理地下黨歷史遺留問題辦公室」，工作二十多個月，恢復江西省地下黨成員六百五十二人黨藉，其中有一百二十七名隸屬中共閩浙贛邊區城工部的地下黨員因城工部領導人出了差錯，都當叛徒慘遭槍決。另有一個中學生地下黨小組胡顯中等五名黨員連同他們的入黨介紹人統通劃為右派份子。
第四方面是因犯「地方主義分子或地方民族主義錯誤」而被劃為右派的黨內幹部。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指出：「反地方主義，全國各省市都要進行。地方主義者，實際上是右派，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對地方主義不要讓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廣東，廣東幹部可調一批到北京來。泥裡摻沙，沙裡摻泥。改良土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廣東省首先把第二次反地方主義運動納入反右運動的軌道。廣東省的反右鬥爭的重點便是反地方主義。廣東省全省共揪出右派份子三萬六千八百另八人，因犯地方主義錯誤而劃為右派的各級幹部有一萬二千多名，佔全省右派的三分之一。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共廣東省委第八次擴大全會上的總結中稱：「地方主義首先是在海南發起……其他各地也躍躍欲試，蠢蠢欲動……有的已發展到組織反黨小集團的地步。例如蓬荊反黨小集團、歐新反黨小集團、陳華反黨小集團、陳恩反黨小集團等就是。」
廣西、甘肅（含寧夏）、雲南也揪出了大批地方主義反黨集團，謝富治僅在滇東北就揪出散佈在昭通、魯甸等十一個縣市原邊縱地下黨地師級、縣委書記、縣長等各級幹部二千多人。謝富治在雲南省委擴大會議上瘋狂叫囂說：「要像挖山藥蛋一樣在地下黨、邊縱中挖右派。」
至於地方民族主義分子，中共中央統戰部在「關於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及其擴大化的說明」中透露：「由於對當時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在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鬥爭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一是擴大了範圍，有些地方由共產黨內擴大到黨外……-，二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據全國二十四個省、市、自治區統計，共劃少數民族右派份子五千人，其中劃為地方民族主義分子的共一千七百人。」
中共在意識形態文宣部門的各級領導，成為黨內右派的第五方面軍。從中央到地方幾乎一網打盡。他們中有中宣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解放軍總政文化部長陳沂少將、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浙江省文化局長黃源以及一大批各級中共分管意識形態和筆桿子的宣傳部長。
黨內右派第六方面軍是中共的槍桿子——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軍共揪出六萬多名右派份子，以批判劉伯承、肖克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為主線條，他們之中絕大部分是黨團員。將軍級的有為劉伯承受過的南京軍事學院教官劉宗寬中將、長期埋伏在蔣介石身邊的中共特別黨員郭汝瑰中將、第一支進藏部隊司令員兼政委範明少將、總政文化部長陳沂少將等將領。毛澤東稱肖克上將是軍中右派代表，但未戴帽。總參謀長張愛萍也因受朱可夫事件影響而受到批判。
在軍中右派中有二個人值得一提。曾任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劉伯承為部長）條令局副局長和南京軍事學院作戰訓練部長的蔡鐵根大校，參加過紅軍長征，立有顯赫戰功，擔任過彭德懷秘書，在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中為劉伯承辯護而打成右派，逐出軍隊。文革初期慘遭槍決。著名的全國特級戰鬥英雄邰喜德少校（蒙族）為批評蘇聯教官而戴上右派帽子，開除軍藉、黨藉。
中央及地方揪出的黨內右派集團
根據中共中央監委辦公廳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0年期間陸續出版、內部發行的五卷本《關於清除黨內的右派份子決定彙編》以及各地發布的資料，中央和地方劃為黨內右派反黨集團或個人的主要有：
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九五七年九月揪出「李之璉、黎辛右派反黨集團」，李之璉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兼機關黨委書記，黎辛任機關黨委副書記兼作協黨總支書記，反黨集團成員還有機關黨委副書記張海、崔毅。
中央廣播事業局：一九五八年十月揪出「溫濟澤右派反黨小集團」，溫濟澤為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黨組成員。
中國人民銀行：一九五八年揪出「尚、詹、夏反黨集團」，尚明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辦公廳主任，詹武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外業務管理局局長兼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夏原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國外業務管理局副局長。
中央監察部：一九五七年揪出「王翰右派反黨集團」，王翰為監察部常務副部長、中共監察部黨組書記。
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五八年五-七月召開「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批判以總工會主席賴若愚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搞福利主義、鬧獨立性、搞反黨宗派主義，書記處書記董昕、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秦達遠等十多人劃為階級異己分子。
上海市：上海市委組織部長周克右派反黨集團，以薛尚實為首的同濟大學右派反黨集團，薛為黨委書記兼校長，黨委副書記兼總務長劉准，黨委會三分之二委員，共青團正副書記都是右派。
安徽省：「李、楊、李、陳右派反黨集團」，李世農為安徽省長、省委書記處書記，楊效椿為省委委員、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檢察長，李銳為省委委員、副檢察長，陳仁剛為司法廳副廳長、司法廳黨組書記。
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淮南市右派反黨集團」，其成員是中共淮南市委書記處書記夏際霞等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揪出「蚌埠市反黨聯盟」，成員有中共蚌埠市委第二書記兼監委書記羅霞光、市委副書記王榮華、市委副書記兼市長杜宏本。
浙江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揪出「沙、楊、彭、孫右派反黨集團」，沙文漢是浙江省長、省委常委，楊思一為浙江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彭瑞林為省檢察院長，孫章祿為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長。
一九五七年十月揪出中共永嘉縣委副書記王定，首創「包產到戶」人之一
廣東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馮、古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馮白駒為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廣東省副省長，古大存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同時揪出四大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
一、「蓬、謝、鐘、溫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蓬荊為原水產廳副廳長，謝平為汕頭市稅務局長，鐘傑民為水電廳處長，溫盛湘為水產公司經理。
二、「陳、吳、鐘、王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陳恩是中共廣州市委秘書長，吳有恆是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鐘明是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王有恆是市委辦公室主任。
三、「歐新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歐新為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處長，該集團包括十多名縣團級幹部。
四、「陳華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陳華曾任中共地委書記，中共省委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集團中包括十多名縣團級幹部。
劃為地方主義右派份子的還有中共港澳工委宣傳處長麥素君，廣州市副市長余美慶，中共廣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兼僑務辦公室主任謝創，廣州市財貿辦公室主任古念良。
河南省：一九五八年七月揪出「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潘復生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楊玨為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庭棟是中共河南省委副秘書長。
四川省：一九五八年一月揪出「重慶市張、王、賈、謝四人右派反黨小集團」，張文澄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處書記，王匡時為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賈維英是《重慶日報》總編輯，謝予是重慶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揪出「重慶市反黨聯盟」，主要成員是中共重慶市工會黨組書記、重慶市總工會主席張顯儀等人。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揪出「宜賓地區右派反黨集團」，李鵬為宜賓地區專員兼地委副書記，呂逢權為宜賓市長兼市委副書記。
甘肅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孫、陳、梁、曹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孫殿才是副省長、省委常委，陳仁義是副省長，梁大鈞是中共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省委委員，曹又參是銀川專員公署專員。此外還有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陸為公，民政廳長劉餘生，司法廳副廳長王新潮，交通廳副廳長林裡，商業廳副廳長梁克忠，文化局局長馬濟川等人。
廣西壯族自治區：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陳、王、駱、王、廖、廖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陳再勵是中共廣西區委常委、自治區副主席，王夢周是中共廣西區委組織部長，駱明是中共廣西區委宣傳部長，王浩是中共廣西區委文教部長，廖原是中共廣西區委財貿部長，廖聯原是兵役局長。中共廣西區委八個部長有六人劃為右派。
「中共環江縣委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包括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王定（包產到戶首創者之一），副書記陳朝群，車丙寅。全縣幹部有九十六人劃為右派，六十六人劃為中右。
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孫作賓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孫作賓是青海省長、中共青海省委書記，其成員是省婦聯主任劉傑（孫作賓妻），省高級法院副院長高繼先，中共青海省河南縣委第一書記潘光亞。
河北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劉洪濤反黨聯盟」。劉洪濤是省委常委、統戰部長，還有統戰部副部長王葆真等。
福建省：一九五八年六月揪出「福建省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有中共福州市委書記黃國璋，省教育廳長林汝南，晉江專區專員許集美，福州市委書記王一平等人。
貴州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貴州省侗族地方民族主義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有省委候補委員、中共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書記處書記、副州長梁旺貴（侗族），中共黔東南自治州委委員、州人民委員會秘書長馮興漠（侗族）。
雲南省：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鄭敦、王鏡如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鄭敦是中共雲南省委組織部長、省委常委，王鏡如是組織部副部長，其成員有中共省委組織部組織指導處長臧野農，省建築工程局處長袁用之，中共玉溪地委副書記全明，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謝加林，思茅地委書記梁家。
滇東北的反右運動與反地方主義結合起來，由時任雲南省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的謝富治親自領導，主要矛頭對準四十年代戰功卓著的邊縱和地下黨幹部。揪出原昭通地委第一任書記李德仁（己調任北京鐵道學院黨委書記）、昭通專員李劍秋、雲南省地下黨領導費炳、浦漢英、孫志能等人。滇東北共有十一個縣揪出地方主義右派反黨集團。謝富冶超額完成抓右派指標，共有二千多人被打為右派份子：
會澤縣：縣委書記薛振華、縣長陸子英為首地方幹部二百餘人；
昭通縣：縣委書記陳季佰、縣長張保全等地、縣兩級幹部三百多人；
鹽津縣：縣委副書記瞿增偉、組織部眸何浩正等一百四十餘人；
魯甸縣：縣委副書記李春仁、組織部長袁成明等一百二十多人；
威信縣：縣長吳之伯、縣委組織部長楊曙、宣傳部長王文、財貿部長崔汝益等一百五十多人；
巧家縣：縣長郭雲谷、副縣長龍樹林、宣傳部長丁恩祝、農工部長周天祺等一百五十多人；
大關縣：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傅開仁等一百多人；
永善縣：縣長張德欽、副縣長韓禮福、檢察長吳啟躍等一百八十多人；
綏江縣：縣委組織部長龍祥林、宣傳部副部長楊正舉等一百二十多人；
鎮雄縣：縣長歐陽興科等一百二十多人；
彞良縣：縣委書記陳子良等一百八十多人
山東省：一九五八年八月揪出「山東省王卓如地方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王卓如為山東省省長、中共山東省委常委，成員有省委候補委員、中共山東省委財貿部副部長張耀曾，省外貿副主任郭士毅，副省長袁子楊，財貿廳廳長續中一，省計委副主任曾戎等人。
一九五八年三月揪出「荷澤地委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其成員有荷澤地區專員，中共地委副書記扈國華，地委常委、宣傳部長杜湘，地委常委、財貿部長王魯光，地委委員、宣傳部長褚連捷，地委委員、中共單縣縣委第一書記申雲璞。
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青島市地方主義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有中共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孫漢卿，中共青島市委書記處書記矯楓，青島市副市長褚介，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長、市委委員孫樸風，中共青島市委文教部副部長餘光前、國棉一廠黨委書記王作，《青島日報》總編輯顧膺等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揪出「濟南市地方主義反黨集團」，主要成員有中共山東省委常委、中共濟南市委第一書記王路賓，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毅以及市委秘書長、市委工業部副部長等人。
山東省地方主義反黨右派份子還有中共泰安地委書記曹禮琴，中共惠民地委書記李峰。
遼寧省：一九五八年二月揪出「遼寧省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其成員有遼寧省監察廳長、黨組書記張靜超，監察廳副廳長、黨組成員方一臣等。
一九五八年十月揪出「遼寧省右傾機會主義集團」，成員有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王鋒等人。
西藏自治區：一九五八年八月揪出「範明右派反黨集團」，範明為中共西藏工委書記、進藏部隊司令兼政委，少將軍銜。成員包括共青團西藏工委副書記梁楓（範明妻）、青藏公路交通運輸管理局副局長、黨委第二書記白雲峰，中共西藏工委組織部長曾實等人，受株連者達六百多人。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一九五八年四月揪出「新疆地方民族主義反黨聯盟」，主要成員有中共新疆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熱賽拉夫，自治區政府副主席伊敏諾夫，中共自治區黨委常委艾斯海提等。
某些研究「五七運動史」的學者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區分為自覺型和非自覺型兩大類。然而不管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右派份子，在客觀效果上都起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正面作用。中共黨內右派亦是如此。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補課運動，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次大規模地用政治運動方式整赦黨內反對派。劃為中共黨內右派的中共黨員，不論其所處位置在高層或基層，在中央或地方，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不聽中央號令，鬧獨立性；有的是具有民主意識，反對專制獨裁；有的是維護地方權益，挑戰毛澤東中央集權的權威性。至少是因政策上的分歧而劃為右派份子者，在客觀效果上他們都是具有不同政見的黨內民主派。
為什麼反右鬥爭的蓋子至今幾乎沒有揭開
反右派運動過去五十三年了，對於反右鬥爭的認知，依舊限定於官方設定的二個禁區範圍內，即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及時的。」以及「反右運動是整敕知識份子」。提起反右，人們把時限定格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開始。很少有人把時限延伸到一九五八由以黨內反右為主題的「反右補課」，更沒有把反右補課看作是建國後第一場最大規模的黨內殘酷鬥爭。
這一場黨內鬥爭史幾乎揭不開的原因，不外有多種因素。一九七九年右派「大改正」後，開放了一段時間的反右研究。剛打開門縫，不多久便匆遽關門。
五八年黨內的反右運動與社會上的反右派運動不同，採用「關門打狗」的方式。毛澤東和中央反右領導小組反覆強調「內外有別」，大多數黨政系統的黨內右派沒有推向社會，關起門來批鬥處分，當時鮮為人知，事後如果自己不說，便更無人知曉。上文提到的幾個文件，都己封存在檔案庫中，不見陽光。時過境遷，漸漸成為歷史盲區。
其次，在右派大改正時，中共中央組織部有一條規定：「對本人及其家屬、子女、親友檔案中涉及這個問題的材料，應予以撤出銷毀。」在中共黨內更有極其嚴密的幹部檔案管理制度。黨、政正職領導的人事檔案，同級黨委不准管理，必須由上一級黨委管理；廳局級由省部級管理；省部級由中組部管理，以此類推。這種以官本位為基礎的黨內人事檔案管理體制，很難揭開黨內鬥爭的蓋子。
第三，黨內右派受傳統的組織觀念和黨的紀律限制，有些人改正後官復原職或官運亨通，不願再去違紀揭開傷疤，影響陞官發財。這是與黨外右派的不同之處。
自然規律也是揭不開這段歷史的重要因素。《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先生於2007年6月在該刊發表專文「關於右派的一項死亡統計」。他以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作為基準，經過研究分析，認為在當年還存活一萬另三百名右派，即健在者不到百分之二。時過三年，又有多少右派老人逃不過自然規律。如果黨內右派也以此數測算，而今健在者應在三千人左右，況且大都是當年二十歲上下的學生黨員右派。他們的閱歷和對黨內鬥爭的認識畢竟尚有一定侷限性。
所以一九五八年反右這場鬥爭的研究，任務頗為艱鉅。本文僅起拋磚引玉作用，期盼更多有識之士來做這個工作。
社會矛盾始終是黨內鬥爭的反映
毛澤東寬大的木床上擺放著《資治通鑒》，每當遇到政治難題，都會從古書堆中去尋找答案，因此他熟譜中國封建帝王治人攏心之術。在一九五七年，他那超人的政治嗅覺早已察覺了挑戰他獨裁專政的威脅來自黨內，來自黨內高層，來自地方諸侯，來自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思潮以及第二國際和平過渡議會道路在中共黨內的深遠影響。
在北大《百花學社反黨小集團》的判決書中，中共甚至否認有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存在，簡直是閉著眼睛說瞎話，荒唐可笑。可是毛澤東心知肚明，他的敵人來自黨內，來自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即五七年的黨內右派份子、五九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六四年四清運動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入文革便成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睡在自己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了。
用政治運動方式清黨，建國進行多次，至文化大革命達到高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透露：「在十年文革期澗，立案審查受迫害的幹部佔幹部總數的17。5%，副部長副省長以上佔總人數75%，中共八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76%，中央軍委副主席86%，全國三屆人大副委員長70%，副總理87%，中央各部委和省委書記75%。」
如果對照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便可找出一條規律，即社會矛盾始終是中共黨內鬥爭的反映。翻開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的歷史，潘漢年案引發一場鎮壓反革命運動；由社會上的五反導致黨內的三反；批判胡風引發肅清一切反革命運動；一九五七年反右導致中共大規模黨內清理；一九五八年又招來社會上的第四次肅反運動；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引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四清運動」促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因此，可以理解為上世紀五十年代那場反右派運動，系由社會上整敕知識份子和黨內鬥爭兩部分組成，以整敕知識份子開始，以黨內鬥爭告終。其直接後果是觸發了那場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的大災難。舉河南省為例。由批判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而在全省幹部中大抓「小潘復生」，全省共揪出右派七萬多人，佔全國五十五萬多右派總數的15%。黨內幹部右派二萬三千餘人，佔全省右派總數的15%。河南百姓針對這兩個15%說，河南省的高產和衛星是用拳頭打出來的。信陽地區右派揪得最多，餓死人也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