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樂(約公元前680年-前610年)，原名孫陽，春秋中期郜國(今山東省成武縣)人。在秦國富國強兵中，作為相馬立下汗馬功勞，得到秦穆公信賴，被封為「伯樂將軍」。伯樂後來將畢生經驗總結寫成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
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軍事的需要，馬的作用已十分凸顯。當時人們已將馬分為六類，即種馬(繁殖用)、 戎馬(軍用)、齊馬(儀仗用)、道馬(驛 用)、田馬(狩獵用)、駑馬(雜役用)， 養馬、相馬遂成為一門重要學問。孫陽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選擇了相馬作為自己終生不渝的事業。孫陽從事相馬這一職業時，還沒有相馬學的經驗著作可資借鑒，只能靠比較摸索、深思探究去發現規律。孫陽學習相馬非常勤奮，《呂氏春秋·精通》說：「孫陽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
少有大志的孫陽，認識到在地面狹小的郜國難以有所作為，就離開了故土。歷經諸國，最後西出潼關，到達秦國，成為秦穆公之臣。當時秦國經濟發展以畜牧業為主，多養馬。特別是為了對抗北方牧人剽悍的騎士，秦人組建了自己的騎兵，故對養育馬匹、選擇良馬非常重視。
孫陽在秦國富國強兵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並以其卓著成績得到秦穆公信賴，被秦穆公封為「伯樂將軍」，隨後以監軍少宰之職隨軍征戰南北。伯樂在工作中盡職盡責，在做好相馬、薦馬工作外，還為秦國舉薦了九方皋這樣的能人賢士，傳為歷史佳話。
伯樂經過多年的實踐、長期的潛心研究，取得豐富的相馬經驗後，進行了系統的總結整理。他搜求資料，反覆推敲，終於寫成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書中有圖有文，圖文並茂。《伯樂相馬經》長期被相馬者奉為經典，在隋唐時代影響較大。後雖失傳，但蛛絲馬跡在諸多有關文獻中仍隱隱可見：《新唐書·藝文志》載有《伯樂相馬經》一卷；唐中葉張鷟寫的《朝野僉載》、明人張鼎思著《琅琊代醉編·伯樂子》和楊升庵著《藝林伐山》中均有大致相同的記載。
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二、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其中就有一部失傳已久的《相馬經》帛書。 《相馬經》帛書上共七十六行、五千二百字，其中殘缺五百字(有二百字可以查補，有三百字無法處理)，因為這部古書沒有相當的今本可以查對，所以一些內容，我們無法完全瞭解。但其第一篇就寫到「伯樂所相，君子之馬」，並且多次延用相馬「法曰」和「吾請言其解」的措辭，說明這部相馬經即使不是伯樂相馬經原文，也是傳承、吸收和發揮了《伯樂相馬經》的成就寫成的。此《相馬經》內容包括經、傳、故訓三部分。
經文部分，用韻文寫成，類似於描寫詩或賦。 它把相馬法的要領概括為：「得兔與狐、鳥與魚，得此四物，必相其餘」。具體說就是：「欲得兔之頭與肩，欲得狐周草與其耳，與其肫，欲得鳥目與頸膺，欲得魚 之耆(鰭)與脊」。形象生動，言簡意賅。帛書《相馬經》的出土，展現了伯樂相馬經的豐富內涵，也證明了《伯樂相馬經》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相馬專著在中國養馬學、相馬學等領域裡的重要地位。
伯樂在相馬事業上孜孜探索，在研究醫治馬病方面也不懈追求，成為春秋時期著名的畜牧獸醫。有《伯樂針經》、《伯樂療馬經》、《療馬方》、《伯樂治馬雜病經》等傳世。在後世獸醫學術的發展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獸醫針灸發展探源》(作者為臺灣大學畜產系教授林仁壽博士、柯飛、吳雨新博士)一文記述：春秋戰國時代秦穆公時的監軍少宰孫陽，擅長相馬，精通獸醫，後世尊頌，以其名而命名的獸醫第一部針灸書——《伯樂針經》，為民間獸醫用針之重要依據，歷代畜牧獸醫經典內均有針灸治療的記載。臺北市仁愛動物醫院發行的《寵物情事電子報》，也有類似的說法：春秋戰國，已經提出狂犬病、疥癬、牛豬寄生蟲的人獸共用藥物……秦穆公時的孫陽，擅長相馬，精通獸醫，其第一部針灸書《伯樂針經》，為民間獸醫用針之重要依據。可以說，《伯樂針經》的出現，標誌著家畜針灸學的形成。
伯樂去世後，葬於故里。墓地就在今成武縣伯樂集鎮駐地伯樂村前。20世紀50年代猶存明嘉靖重修孫陽伯樂墓，雖飽經風雨和磨難，今墓址仍存。20世紀70年代，曾於伯樂墓前挖掘出伯樂殘碑，上有篆書「孫陽」。
現今伯樂集村孫姓村民口碑代代相傳，都認伯樂是他們的「老爺爺」。村民們清明節都要來到伯樂墓給「老爺爺」燒紙；平時說話還避「伯樂」之諱，把韓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話，改為「千里馬常有而老爺爺不常有」。(見《伯樂墓址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