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日前報導，所謂「城市病」目前在中國進入集中爆發期，百姓的幸福感與國家經濟發展背道而馳。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聞劍的採訪報導
由人口過於集中於城市， 特別是大城市引發所謂「城市病」， 其症狀具體表現在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孩子入托難、就醫難和住房緊張等諸多方面。六年前就已被中國政府認為「問題嚴重」的城市病， 發展到現在「進入集中爆發期「的程度，北京經濟家胡星斗教授表示， 這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和城市管理不善造成的：
「我們不能因為有‘城市病’就不發展大城市。我個人認為恰恰相反。中國其實應該重點發展大城市。而不應是重點發展中小城市。因為中國人口多、土地少、耕地少、人均資源比較稀缺。而城市越大，它的資源和基礎設施利用率越高。」
胡教授認為， 現在中國中小城市發展不是數量問題， 而是沒有達到城市應有的起碼標準；已經進行的大城市的發展是那些像北京和上海一樣的所謂特權大城市，真正意義上的大城市發展還不夠。
美國紐約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亞太事務顧問藺彥明先生表示，「城市病」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但像在中國症狀嚴重到讓百姓幸福感下降的程度， 其實根子還是制度和治理的問題：
「比如說堵車，你說人多也有好多地方人也不少，比如說韓國的首爾人多不多？全國一半的人口都住在首爾。在這種情況下，你看首爾的車堵嗎？不堵。原因是什麼？它有很好的法律政策得到很好的貫徹。現在中國的問題很嚴重，很嚴重。在表面上看到的一些‘城市病’比如說交通堵塞，住房緊張這是表面現象。深層次的問題很多很多。比如中國的管理體制不是在法律的基礎上，而是通過人治。」
《中國青年報》報導引述的數據顯示，按照北京的資源和環境承受力，能夠承擔人口的極限是1800萬。有關資料顯示，北京的大小比整個韓國還要大。
藺先生進而表示， 中國城市化發展到今天出現讓人越來越難以忍受的「城市病」與沒有切實執行當時制定的城市化政策有一定的關係：
「其實中國一開始是有很好的政策，它的政策其實也是不錯的。包括現在的政策。它的原則政策就是就地城鎮化，就地消化。這就是為什麼大概在十年之間，突然間把中國的比如說農村裡、省裡的地區行屬改成了市，希望能夠就地城鎮化。然後大家不要跑到大城市裡邊去增加負擔，就地解決。但問題是中國的狀態是什麼呢？一方面有好的政策，另外一方面又有好的政策被壞的政策給抵消掉了。」
為了緩解中國「進入集中爆發期」的城市病，中國有專家開出的藥方包括制定合理的城市發展戰略、合理的城市產業布局、建造平衡的基礎設和糾正地方政府過分追求經濟發展。不過，胡星斗教授的藥方是：
「城市化要根據各個地方的資源、貧富條件等各方面的不一樣來給城市不同的定位，各具特色。有的城市適合發展工業那就發展工業。一方面中央政府要進行財政上的轉移支付來支持各個地方的按照自己的特點來發展。讓重點發展文化，保護生態，發展農業這樣的一些地方它不吃虧；另一方面中國還要重點發展大城市；再就是對我們的城市要改善它的治理。」
胡星斗教授開出的藥方和其他相關提出的建議能否被中國政府採納， 能否起作用， 那是將來的事情。目前流行「城市病」的中國城市是個什麼樣的情形？中國星期五有報導說。「今日的中國城市，正如一個巨大的實驗場，城市居民在這裡的生活更像一場毫無規則、不可預期的冒險之旅，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