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在近作《中共國慶人民遭殃》中說，1949年10月1日，是中國最黑暗的一天，這話太對了。可我們每年這一天，都要慶祝中共國慶，這是在幹什麼？
中共是在把黑暗當光明慶祝，讓我們為它武裝顛覆中華民國大陸政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極權專制銳不可擋的力量，大規模殺害中國人的暴力原罪喝采。對著五星紅（血）旗，我們已經慶祝61年了，在年復一年地口說「國慶」這個詞和為這個節日度假的歷程中，我們不知不覺地蒙上了一隻眼睛、堵上了一隻耳朵，封閉了良知，認可它殺人有理，或者主張大度寬恕，和為貴地既往不咎。
我們可以這樣無良知地寬恕嗎？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證實共產黨是不是在和平年代繼續戰爭年代的殺人行為，在沒有外來軍事侵略和內部武力抗爭的情況下政策性地殺了多少人？先看看曹長青為中共殺人的歷史文獻所作的摘錄數據：
一， 1950到1955年：殺人500多萬。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從1949年初到1952年初的「鎮反」，判處反革命份子死刑87．36萬，殺90．2萬。據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在其《中國覺醒了》的著作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所作《毛時代的大眾死亡》 的調查性報導所說：被殺「地主」、「反革命」及其他反動分子超過500萬。中共就這樣在和平年代前5年繼續戰爭年代的殺人，從90萬到500萬才收手。二，1957年反右運動：被逼死2萬5千多人。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2100餘人自殺，3500餘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三，1959到1961年：3000萬至4000萬人以上。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八十年代初《中國變化中的人口》的報告，最早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飢餓死亡了3000萬人。」上海大學金輝在該校文學院1993年4、5月合刊出版的《社會》月刊（官方刊物）上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專文中，依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估算大飢荒死亡人數「在4040萬至4319萬之間」。 趙紫陽估算那三年餓死者「在4300萬到4600萬之間」 。四，1966至1980年：100萬∼400萬之間。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據《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的作者索爾茲伯裡1987年10月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的數字︰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五，1989年及之後：殺請願學生400∼800，市民2700，法輪功學員3242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人數，據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信息，估算在400到800之間，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000人。中國紅十字會記錄的數字是2700人。從1999年之後，有名有姓的法輪功學員多達3242名被迫害致死。六，中共在內蒙、西藏、新疆的屠殺：藏人死亡近30萬，內蒙和新疆不詳。據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文革中內蒙有5萬人被迫害致死。據中共官方人口普查數字記載，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減少28萬。在新疆烏魯木齊，文聯主席阿不力克木在土耳其接受曹長青採訪時說：「在新疆白城，大飢荒時代有6萬人被餓死。」 2009年7月5日，烏魯木齊有上萬名維族人等上街遊行請願，幾百人死亡。
總之，中共在和平年代通過反中國禮教和反西方法制，持續地政策性殺人。邵德廉《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字推算：「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飢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000萬或更多。」
看曹長青根據文獻按年代時期為中共殺人所摘錄的數據，中共確實週期性地持續以政策搞運動殺人，鎮反先殺90萬，到現在累積殺人8千萬。這是為什麼？
一句話，為了創建共產黨的極權專制統治。所謂極權專制，就是法國雅各賓派和德國納粹黨那樣可以以隨意性的「反革命」、「劣等民族」之名非法殺人，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無法無天的統治方式，利用政府、軍警、法庭、監獄，脅迫媒體宣傳和學校教育，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中共如果不想創建極權專制制度，它就不會在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之間大搞梭鏢、砍刀殺農民的土地革命，逼蔣介石、汪精衛先後反共清黨，只要親密地跟國民黨合作軍政北伐，就可以在訓政時期先謀求某些省份的自治（像山西閻錫山那樣），在憲政時期獲得中央統治權力（像廣西李宗仁那樣）。但如果這樣，共產黨就成英國工黨和瑞典社會民主黨了，就真的是為工人謀取減少工時、增加休息（度假）日和獲取洋房、轎車、退休福利的政黨了。但這根本就不是它的政治訴求。共產黨終極政治訴求就是一黨掌權，並且不要執政時期、多黨競選和法院、檢察院制度約束、新聞媒體監督和學校教堂公民、善民等文化教育的限定，要的就是與時俱進地為所欲為。
為了政權不受國民黨的制約，它通過所謂創建人民民主專政的聯合政府的欺騙性宣傳，爭取到農民（包括地主）、工人、市民（包括資本家及其家人）、軍人（包括國民革命軍，即中華民國國軍的將官、士兵）多數的支持，通過宋慶齡、郭沫若等親共人士的政治花瓶式的點綴，建立起完全共產黨說了算的極權制度。這樣共產黨就以領導的名義，制定從土改鎮反到大躍進大文革，再到鎮壓六四請願學生、迫害法輪功修煉學員等殘酷無情、慘無人道的政策，分期分批殺人至今。
共產黨能夠週期性地以政策掀起從土改到迫害法輪功的61年的殺人運動，就因為它成功創建起中共領導一切，可以以中國國情和特色干一切壞事的制度。
以國民黨在臺灣土改沒殺一人為例，共產黨搞土改也可以不殺人。如果這樣，它就跟國民黨一樣必須尊重鄉村鄉紳和宗族習俗，就沒法搞人民公社了。當然也就沒有批胡適、胡風和反右運動等對中華民國遺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只看紅色書籍和只聽紅色話語的洗腦運動了。更沒有大躍進政策造成的大飢荒和鳳陽「餓鬼」603起吃人事件，以及亳縣超過20萬人餓死和搶人肉吃的慘景。根據中國資深記者楊繼繩15年調查採訪寫成的長篇報告《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提供的資訊︰在大飢荒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中國庫存糧仍有887億斤，也就是說依據歷史上最常用的開倉放糧救荒手段，中國人一個都不會死。如果沒有大飢荒，後來毛澤東反右傾批彭德懷和大文革整劉少奇等政策性大迫害都沒有。沒有大文革造成的中國大貧窮，也就沒有後來鄧小平「殺出一條血路」來的30年的圈地搶錢以及辦血汗工廠的改革開放，更沒有反官倒和法輪功了。那麼，國民黨在臺灣和共產黨在大陸的政策思路會日益趨同消除意識形態的對立，早就攜手共建在海峽兩岸全民之間競選總統的中國憲政了，也不會有台獨、疆獨、藏獨。
但由於土改鎮反和三反五反五年裡，中共成功創建起沒有執政時期、多黨競選和法院、檢察院制度約束、新聞媒體監督和學校教堂公民、善民等文化教育的限定極權制度，到了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想不再政策性殺人和安心搞經濟也不再可能了，好似開弓就沒有回頭箭。過山車剎車失靈卻又動力十足，必然不停地開。所以沒有上述如果。問題還不僅如此，更在於共產黨的政治原罪被揭露之後，人們對它的辯護和諒解。比如說，殺學生是不該，不過400不算多，沒有外界謠傳的多。殊不知，正如紀思道在其《中國覺醒了》的著作中所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以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創建極權制度，是為了摧毀禮教文明改變中華民族「和為貴」的特性，讓紅頭文件暗箱操作法律，以惡法治國，以邪理誤導人心。所以說，最可怕的還不是中共殺了多少人，而是我們被迫過春節和持續慶祝七一、八一、十一之後對它殺人的態度。
我們今天對中共殺人的態度是：情有可原，或者是開始殺人應該，後來濫殺。難道1926年共產黨在湖南、廣東政策打土豪與1948年在東北、華北政策搞土改殺人就應該嗎？不應該，這是野蠻做法。說應該的人是心靈被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和唯物史觀邪變了，魔怪似地變異地思考問題。魔變我們的心態，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另類殺人。這種另類殺人比殺人不見血還凶殘陰毒，它通過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扭曲靈魂，摧殘人性，將華夏人和為貴、知足常樂與迷途知返正常人的心靈，變成徒有中國人皮的斗為樂的共工魂魄，成為共產黨權力和宣傳驅動的行屍走肉。只要中共掌權，利用國家機器殺人奪魂就是其生存的使命和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謂共產黨專為殺中國人和騙中國人所創建。真心慶祝者，就逐年逐月逐日忘記中國，把李鬼當李逵似的把共工中國當成華夏中國，把中共當成中國，要原諒它。然而中共罪不可赦，想赦者必跟它去。天譴拒三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