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本來應該是整個社會的知識和智慧的結晶，是文明的火車頭，是道德和美好生活方式的典範。中國知識精英的形象為何與此漸行漸遠？
時代週報李鐵給出的結論是：一是：在89年6.4之後發生了很大改變，高校學術研究的環境也為之大變，之前縱橫馳騁的大思想話題已經在言說空間上嚴重受限，知識界逐漸將研究的話題由思想逐漸偏離目標。
二是整個社會的外部氛圍脫胎換骨，全社會進入了一個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財富的時代。這使得以往處於社會關注焦點的知識精英逐漸淡出了公共視野，在悶聲發大財的社會氛圍下，誰還去關注什麼思想和學術呢？知識份子受社會關注的程度急劇下降。
公共知識份子風光不再，那麼專業知識份子呢？本來在一個健全的現代學術環境中，多數知識份子都是在一定的專業領域活動，價值評價也是由專業圈子來決定的。然而這些年愈演愈烈的學術行政化使得這種專業評價也亂了套。
學術政客和學霸們把持了學術評價，把持了學術資源的分配，這直接導致了學術界的腐敗。這種腐敗實際啟動了一個「劣勝優汰」的機制，老老實實做學問的人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反而是肖傳國這樣大肆造假的無恥小人混得風生水起，若不是因為偶然被方舟子戳穿，肖傳國甚至可能因為造假而當上中科院院士。
三是大學青年教師已無路可走。高校的這樣一種狀況，對於懷有學術理想的文科青年學者打擊尤為巨大。做個專業學者吧，沒有一個公正的專業評價圈子，拿不到課題，上不了職稱，資源都在學術官僚和學霸那裡把持著，他們都富得流油，而沒有權力的青年學者卻窮得滴血。
想做個公共知識份子也不成，一來缺乏空間，二來現在整個社會並不像八十年代那樣關注學者的意見和研究了。因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早已不是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在尖銳而明瞭的社會矛盾面前，人們並不需要學者來提供多複雜的解決方案。
我們可以看到，這十幾年來活躍的公共知識份子依然是那些老面孔，新人極少，這是一個極難誕生學術思想明星的時代。近年出現的一些所謂文化名人，比如易中天、於丹、錢文鐘等人，與其說是學術思想明星，不如說是娛樂明星，因為他們所做的東西，與學術思想關係不大。
一個踏入學界的年輕人面對這般情形，他要麼選擇投身於學術腐敗的洪流，造假、行賄、投靠學術權貴以獲得利益。要麼走向社會，為既得利益集團背書。這兩種選擇，都將使得知識精英墮落成流氓，也自然被社會鄙視。
四是知識精英的民粹化。除非成為學術權力圈子裡的一員，這十年是知識精英最為失落的十年。但當下參與公共話題討論的知識份子中的民粹主義傾向卻同樣使人擔憂。當下中國知識精英深切地感到了社會分層的日益固化，而且至今還沒看到打破這個鐵屋的希望，這樣一種絕望，加上自身境況的不如意，很容易走向激進的方向，產生強烈的民粹主義傾向。
民粹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激進思潮，往往在社會兩極極端對立的時候得以盛行，破壞力巨大。而知識精英所持有的理性和對建設性批評的追求，本來是化解極端情緒的良藥，如果知識精英群體也變得民粹化，那無疑會將我們的社會置於危險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