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甘肅省靖遠縣採訪的時候，我就聽人說，有個名叫李祥年的夾邊溝右派住在縣城裡。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學生，曾在蘭州市體委工作，五七年定為右派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勞教期間，他又升了一級，被正式判刑送勞改農場。勞改期滿後留場就業，幾經周折落戶在靖遠縣城，在縣體委工作。
聽到這個殘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訪，卻未能謀面。他家的門上掛著鎖。鄰居告訴我，十多年前他就在蘭州市紅山根體育場附近開設了一間字畫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兒。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作為天津市的作家，我終於聽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夾邊溝的故事；他是怎麼由勞教升級為勞改的?「升級」這兩個字我已經聽到多次了，但還沒有見到過一個「升級」的人；他原先在蘭州市體委工作，落實政策應該回到原單位去，卻又怎麼到了黃河北岸的乾旱山區靖遠縣?
我立即返回了蘭州，並且去紅山根體育場附近尋找李祥年，卻未能覓到。
無巧不成書，今年秋季又一次來蘭州採訪，與一位名叫關啟興的畫家朋友聊天時談到這件事，他說，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嗎?我領你去。關啟興告訴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蘭州市舉辦書法展覽，他們就認識且熟悉了。
難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畫店，原來它就在蘭州鐵路局旁邊的街道上，我卻在紅山根附近鐵路新村的地段上轉來轉去。
掀開軟塑料門帘進了門，我的畫家朋友就和一位高個子年近七旬的人說話。我立即就意識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淨的臉上歲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跡，鼻翼兩旁的八字紋刀刻斧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後我就說明瞭來意。他毫不推辭，爽快地說：「你要問我在夾邊溝為什麼‘升級’、怎麼升的級、最後怎麼又流落到了靖遠縣的，這可是一言難盡呀，我得慢慢道來。」
我是1958年9月被蘭州體委送到夾邊溝去的。是體委辦公室副主任和國防體育科的射擊教練送我去的。為什麼叫個射擊教練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夾邊溝勞動教養，我已經跑過一回了，我是被抓回蘭州來之後送夾邊溝的。這次送夾邊溝，怕我逃跑，專門派了個射擊教練提個小口徑步槍押著。
我在夾邊溝的境遇還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師範大學體育系畢業生，體魄好，身手靈活；我從小就跟著父親進戲院子，懂京劇，能唱能表演。到了夾邊溝，在大田勞動了幾天，就被抽出來參加演出隊，排練慶祝國慶十週年的節目，演戲。我還能畫能寫。我的爺爺是清代舉人，開家館，寫得一手好字。父親母親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父親做過開灤煤礦的財務主任，也是寫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鶴年後來成為全國著名的書法家，天津市書法家協會的主席……出生在這樣一個書香門第，我當然也是能寫能畫。國慶節演出全本京劇《失·空·斬》我飾諸葛亮，一炮打響了，引起管教幹部的注意，演出結束後叫我去寫黑板報……我在大田裡就沒有幹過幾天——有時候，領導看我一塊黑板寫三天，就發怒，知道我是偷懶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勞動。可是下大田沒幾天，就又把我調出來搞黑板報。我是偷懶耍滑了，可是，不偷懶耍滑的時候我一天能寫十塊黑板報，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寫又畫，連稿子都是我自編自寫，用不著管教幹部操心。夾邊溝的能人多得很，有畫家，有詩人，有專業演員，但他們不如我多面手什麼都能幹。
由於能寫能畫能演能導能畫佈景，經常做零工做雜活，所以我到夾邊溝一年的時間裏沒受太大的苦，身體沒有累垮，也沒太挨餓。我經常在黑板報上表揚食堂的炊事員——這很重要。農場制定出的獎懲制度裡有這樣的條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勞動教養。我表揚誰誰就在管教幹部心裏留下好印象，有利於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員們的關係好，去食堂打飯就打得多。我表揚了衛生所，醫生就給我開病假條，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體力勞動，保存體力。
初進夾邊溝的時候我也曾有過想法：不就是勞教一年半載嗎?領導就是這麼說的，鍛練鍛練幾個月就回來了，接著工作。按照我當時的處境，的確還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強多了，所以我就下決心熬下去，熬出這幾個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幾個月，一點兒摘帽釋放的音訊也沒有，我就覺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對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麼也不想幹了，覺得活著沒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見一面，和她敘一敘思念之情。也想告訴她我已經是右派份子了，正在勞動教養，你還愛我嗎?如果她說還愛我，願意等著我，我就回來再接著熬。她要是變心了，我就再也不回來了，我寧願到處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時正在北師大讀書。她是石家莊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師範大學——那時校址在天津市——搞畢業實習，我在石家莊第二中學代課認識了她。那時我23歲，風華正茂的時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實習期間正遇上河北省的運動會在石家莊舉行，我擔任籃球比賽的裁判——那是我的長項 ——出足了風頭。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長，我們體育系的足球隊和河北省足球隊比賽了三場球，我也出了風頭。結果，就在我們實習結束的時候，我發現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齡還小，也就17歲。可那是個早熟的姑娘，不光身體發育早——大個子，胸脯挺飽滿——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熱烈的目光看我。咱們都是過來人，不用我說你們就明白，一個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別人是不一樣的。另外，就在我們離開石家莊第二中學的前幾天，我代表在這個學校實習的十幾名各系的同學寫感謝信，俞淑敏就圍著我轉，很慇勤。她一會兒去找墨汁，一會兒又去找毛筆。感謝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寫的，我捉筆抄在紅虎皮宣紙上。我的楷書是寫得很好的，小學五年級，我的作品就獲天津市小學生書法大賽第一名；初中時天津市搞中學生書畫展，我的字畫佔了整間展廳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觀，斗大的楷書——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大橫幅是我寫的，在天津市文化館展出。
感謝信寫完，俞淑敏滿心歡喜地在旁邊說，李老師，你的字寫得真好，寫得真好!
她真是從心底裡欽佩我，看上了我。當然，我也喜歡上了她。這是個很漂亮的姑娘，她雖然年齡還小，但的確是個美人，千里挑一萬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嫵媚的臉蛋，真是漂亮極了。
我確切地認識到她愛上了我是在我離開石家莊前的最後兩三天，她叫我去她家。從她家出來，她又叫我去公園。她說，李老師咱們去公園吧，你急著回學校幹什麼?過兩天你就回天津了，還不在石家莊好好玩玩嗎?在公園裡她跟我說，李老師，實習完了，回到天津還能記得我麼?我說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會把我忘了。她說我不會忘記你的，只要你不忘記我。
回到學校後就畢業了，等待分配工作，這時她又請假到天津來看我了。她有個姨媽在天津，她住在姨媽家裡，但每天往我們學校跑，或者約我出去逛公園。這次相見，我把自己的相冊和幾幅字給了她。她回到石家莊不久就寄信來，說她父親看了我寫的字，誇獎我說，這小子這兩筆字確是精彩。
我在蘭州工作以後，我們之間書信不斷。那時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們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時候郵票上邊要貼一枚藍色的標籤，印有 「航空」兩個字。1956年春節第一次回家探親，路過石家莊我去她家看她，她父親就對我說這樣的話：淑敏年齡還小，你要愛護她，不要耽誤她的學習。
我的家原來是在天津，由於姐姐天津大學畢業後分到北京國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蘇學生，是建工部設計院的總工程師，我的父母都已賦閑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親是到我姐家去。這次我把淑敏也帶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幾天，我父母很喜歡她，說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見了我母親叫娘，對我父親稱爸，儼然是我們家庭的成員了，樂得我母親合不攏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間房。她性格活潑，愛唱歌，還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歡她。
這裡有個小插曲應該說一下。1956年的全國籃球比賽在武漢舉行，我身兼甘肅省男籃和女籃兩支隊伍的教練去武漢打比賽。那時甘肅省沒有專業球隊，都是從各廠礦企業抽來的運動員，可是那次我們的男籃打了個第三名，是迄今為止甘肅省籃球史上最好的成績，以後的幾十年也沒超過這個記錄。集訓一個月就去打比賽，我在比賽中指揮得當，出了風頭，結果女籃的一個運動員竟看上我了，頻送秋波。最後的冠亞軍決賽之後又搞了個表演賽，建工部隊對福建隊賽委會叫我當裁判，這時候那位女隊員給我拿衣裳端水；返回蘭州的火車上，她也是一會兒給我倒茶水，一會兒削蘋果給我，其他隊員都看出來她愛上我了。回到蘭州後她每個週末都約我去看戲，星期天去逛公園，都是她花錢。這個姑娘是上海同濟大學的學生，比我早畢業兩年，是省建工局的技術員，工資比我還要高一級，月薪 84元。她元旦回家探親——她的家也在北京——臨走問我帶什麼東西不?我買了點哈密瓜乾和葡萄乾叫她捎去。碰巧她父親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聽就把這些東西送到我家去了，與我的家人見了面。她回家探親還沒回到蘭州，我父親就來了信，說，你托楊某帶的瓜干收到了。楊某對你的評價很好。我們全家人都看出來她對你有好感。她的學歷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們認為還是淑敏優點多。我們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靈受到打擊和傷害。你可不要喜新厭舊顧此失彼。過了幾天，我姐也來了信，說，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預感，看起來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覺得遠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畢業，還要上大學，你等不住，怕她將來有什麼變化，把你的婚事耽誤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見，還是楊某對你更合適也更現實。
其實，我從心眼裡是喜歡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楊的姑娘就是個子高一些，長得白，可長了個單眼皮，是個胖丫頭，身材長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過我覺得姐姐說的話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學。四年，可不是四天四個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學變了心，可真就把我閃下了!於是我把姐姐的話寫信告訴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訴她，我等著你，你可不能變心呀。她很快就覆信了，信中說，我是真愛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蘭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跡。就是我父母親攔我，我也不聽他們的。
不是在蘭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節，我回家探親——我先到石家莊看她，然後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車，去我家之前，我們在廣武門的旅社裡同居了一天。只是我運氣不好，我回家就一個星期的假期，而那幾天她正好來例假。我們雖然在一間房子裡住了一夜卻未能嘗到禁果。這次探親後回到蘭州，再寫信的時候，我稱呼她愛妻。她呢，也在信中寫：祥年，我的夫。她還在信中說，將來我們有了孩子，要把他培養成一名出色的畫家，或者是運動健將。我和她還沒有成為夫妻，但從感情上卻勝似夫妻。我們魚雁傳書，頻繁地表達著自己的感情和對於愛情生活的渴望，設計著未來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鬥爭開始了……我成了右派!
從1957年底開始，我就再也沒給她寫信，因為這時已經宣布我為右派了。我覺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戀愛了。再要是給她寫信，再戀著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為，不再給她寫信了，就可以切斷我們的戀情了，可是我錯了，到了夾邊溝的艱苦環境之後，我對於她的思念竟然愈發強烈了。在勞教分子的宿舍裡，在寒冷難眠的長夜裡，我經常想起她嫵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軟的身體，想起兩個春節我回北京探親，她住在我家裡，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們倆一起唱歌的情景……
終於，我對淑敏的想念發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時候我什麼都不顧了，心想一定要見她一次，然後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節一樣，1960年的春節到來之前半個月，農場又把右派當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來排練節目，準備節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劇團、秦腔劇團的幾個演員以及幾個票友演了整場的京劇《失·空·斬》，今年我們還是演《失·空·斬》。由於長期飢餓和勞累，演員們都兩腿發軟，沒有了排新戲的創新精神，演戲只不過是為了逃避勞動，混一頓夜間的加餐。我的腿也發軟，發飄，但相比而言比別人強些，因為我參加重體力勞動少，體能的消耗比別人少。
離著春節還有一個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裡我們點著汽燈排練節目，到12點鐘吃完加餐，就都散夥了，回宿舍睡覺。我也躺下了，裝睡，沒脫衣裳。睡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我就爬起來了。把一隻皮箱塞進被窩裡，枕頭擺好，枕頭上還放了一頂前兩天揀來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種假相：李祥年睡在這裡。如果隊長或管教幹部進來查夜，不拉被子是發現不了的。這樣，天亮之前不會有人發現我逃跑了。
那時候夜裡院子裡有人值班巡邏，防止右派逃跑。右派們初到夾邊溝的時候沒人逃跑，大都對黨很虔誠，都想經過勞動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養回家去，爭取個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國慶節開大會的時候，全農場只有三個人摘了帽子，解除勞動教養，卻還必須在夾邊溝就業，一月掙24元。於是人們明白了，勞動教養改造思想是一片謊言，是欺騙，所有的人實質上都判了無期徒刑，勞動改造遙遙無期。人們都絕望了，鋌而走險逃跑的人隨之多了起來。為了預防逃跑，農場每到夜間就派管教幹部和右派中的積極份子值班和巡邏。為了避免遇到值班幹部和積極份子，我把棉帽子、水壺和幾個存下的干饃饃藏在貼身的棉襖裡邊，外邊披了一件藍棉布大衣，裝成上廁所的樣子進了廁所，然後從院牆上翻過去落在農場大院的外邊。
未完待續.....
夾邊溝記事：走進夾邊溝（7、8）
http://www.kanzhongguo.com/node/371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