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
對世間一切生靈而言，死亡都是無從逃遁的終審判決。但是，生者的心情，卻會因它們死亡方式、時間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起一般壽終正寢者，因罹患疾病或遭人荼毒而偶然、意外死亡者，通常會惹出後人更多的哀思和惋惜之情。
唐代優秀詩人中，李賀的英年早逝，杜甫的死於漂泊途中，還有許多詩人的抑鬱而終，都令人扼腕太息。但是，相比之下，下述五位詩人，無疑是更加令人惋惜同情的：
孟浩然。王士源（元）《孟浩然詩集序》記載：「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王昌齡游襄陽，時浩然疾發背，且愈，得相歡飲。浩然宴謔，食鮮疾動，終於南園，年五十。」所謂「疾發背」，指背脊長瘡。《新唐書》本傳說的是「病疽背」。疽，中醫指局部皮膚腫脹堅硬而皮色不變的毒瘡。「食鮮」的鮮指什麼呢？孟浩然《峴山作》詩云「美人騁金錯，纖手鱠江鮮」，是指生魚片；《從張丞相游紀南城獵，戲贈裴逈、張參軍》詩云：「順時行殺氣，飛刃爭割鮮」，又指禽獸之肉。可見，孟浩然當時是因為吃了生肉（魚或禽獸之肉）而使原本即將治癒的毒瘡，重新發作，終於不治身亡。倘若孟浩然這一次見老朋友王昌齡，不激動得忘乎所以，亂吃東西，他是不會只活到50歲的。
王勃。王勃是唐朝著名的神童，六歲就很會寫詩了。成年後，他名列「初唐四傑」之首，有《滕王閣序》千古流傳，家喻戶曉。但是，他死得很早。死時年歲，說法有分歧，一說28歲，一說27歲。死因和地方，說法一致，都是溺水於南海。王勃父親因兒子殺死避罪官奴受到連累，被降職為交趾（在今越南河內）縣令。王勃不遠千里，前往省親。《新唐書》本傳、《唐才子傳》等，似乎是說，王勃死於前往交趾路上。但是，《舊唐書》本傳僅言「渡南海，墮水而卒」，沒有說明是往還是返。王勃《鞶鑒圖銘序》記載上元二年十一月七日「予將之交趾，旅次南海」，加上楊炯《王勃集序》記載，王勃死於上元三年（676）八月，逆之以情理，他應該死於由交趾返回路上。因為，王勃不大可能在去交趾省親的路上，於廣州逗留10個月之久。
陳子昂。四川梓州射洪人陳子昂，其六世祖開始，就一直是富豪之家。陳子昂生前好友盧藏用《陳氏別傳》記載：「父元敬，瑰瑋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飢，一朝散萬鐘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陳子昂本人，作為富家子弟，也不是文弱書生。十八歲之前，是個「馳俠使氣」（《陳氏別傳》）、「尚氣決，弋博自如」（《新唐書》本傳）的公子哥。後來折節讀書，一舉成名，中了進士。仕途雖然很不順利，但也曾深得武則天的賞識，在朝廷裡做過麟臺正字、右拾遺之類的官職。令人奇怪的是，因為父親年老，陳子昂請求解職，回家侍奉，竟然遭到貪暴殘忍的縣令段簡誣陷，死於獄中。富豪出身、曾在朝廷為官、政治文藝才華均十分出眾的陳子昂，竟然死於小小縣令之手，年僅40餘歲（盧藏用《陳氏別傳》稱42歲，《舊唐書》稱40餘歲，《新唐書》本傳稱43歲）。因此，近代以來，有多位學者撰文探討，提出了段簡背後更有強大人物的推測。
王昌齡。王昌齡擅長七絕，生前即已詩名大盛。因為他做過江寧縣令，被當時人稱為「王江寧」，甚至有人把他比喻做詩壇的孔子，有「詩家夫子王江寧」（見《唐才子傳》）的說法——這稱號跟「詩聖」幾乎是一樣的意思。《新唐書》本傳說，被貶為龍標縣尉的王昌齡，「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舊唐書》張鎬傳載，張鎬被任命為河南節度使時，正當張巡在宋州（睢陽）被安史叛軍圍困，形勢危急。於是，「……背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丘曉引兵出救。曉素剛愎，馭下少恩，好獨任己，遂逗留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即杖殺之。」《新唐書》王昌齡傳記載，閭丘曉臨刑之際，以上有父母需要他贍養為由，向張鎬求饒。張鎬答以「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根據這兩條記載推測，閭丘曉殺王昌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王昌齡有省親逾期的過錯，二是閭丘曉濫施殺伐之權。這兩個原因，只要少一個，王昌齡都不會死於非命。據考證，閭丘曉生前當為亳州刺史，而不是濠州或豪州刺史。因為，濠州在淮南，距離張巡被圍困的睢陽很遠，而亳州較近，有馳援的可能。王昌齡遭閭丘曉殺害，地點亦當在亳州。王昌齡被殺害的時間，應該是閭丘曉就任亳州刺史及被張鎬杖殺期間，即至德元載（756）至至德二年10月之間。
劉希夷。劉希夷一生，可以用「紅顏薄命」四字形容。《唐才子傳》云：「希夷美姿容，好談笑，善彈琵琶，飲酒至數斗不醉……。」《大唐新語》、《劉賓客嘉話錄》記載，劉希夷作《白頭吟》詩，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兩句。其舅父宋之問也是著名詩人，在劉希夷尚未公諸於眾前看到這詩，非常喜歡這兩句，要劉希夷把它讓給自己。劉希夷的先答應、後反悔，惹怒宋之問，宋遂將其殺害。《大唐新語》只是籠統地說「或雲宋之問害之」，《劉賓客嘉話錄》則稍具體，說宋之問是「以土袋壓殺之」，《唐才子傳》又更加具體，說宋之問是「使奴以土囊壓殺於別舎」。壓殺的方法，大概是，趁其熟睡之際，以土袋壓住頭部尤其是口鼻，使其窒息而死。這種殺人方法，古籍中多有記載。劉希夷死時年歲，文獻沒有說明，《大唐新語》、《本事詩》都說是《白頭吟》詩成後不到一年即已離世，《唐才子傳》則是「時未及三十」。總之，應在他25歲中進士後不久。
根據這些詩人保存至今的一些名篇佳句，我們有理由相信：倘若假以年歲，這些才情橫溢的詩人，都有可能寫出更多的好詩，嘉惠後人。
惋惜之餘，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一個事實：唐代雖然有這幾位偶然或意外夭亡的詩人，讓我們感到遺憾。但是，有唐一朝，將近300年的時間裏，沒有一個詩人是因思想或言論「出格」而遭朝廷迫害致死的。這，又是唐朝詩人莫大的幸運，是其他多數朝代的詩人們所不可能擁有的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