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圳、杭州等多個城市不約而同地出臺了房產限購令,「暫定本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購一套商品住房(含二手存量住房)。違反規定的,登記機構不予受理房地產登記。」
而這在多個城市出臺的「限購令」和房產契稅標準的上調,居然錄得「一地雞毛」的效果,實施限購的深圳,成交量是去年同期的3.6倍;而上海實行限購,臨近的昆山和浙江部分市縣房價短時間出現脈衝性上漲,交易量突然放大;南京某區房產契稅上調「朝令夕改」,亦帶動節後房產交易量的恐慌性放大。
所以說,目前房地產市場釋放出來的信號空前複雜而弔詭。
「限購」是計畫經濟時代票證供應的代名詞。從這次的房產限購,有人想起二三十年前中國老百姓從彩電冰箱票到糧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甚至月餅票樣樣皆要票的非常年代。計畫經濟時期和改革開放之初的憑票供應,是與短缺經濟相伴相隨的,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無力提供足夠多的供應,所以只能限制民眾的基本需求,大家一起節衣縮食。而現在部分地方對房子從限貸到限購,情況則要複雜得多。它不只是市場一直高調宣揚的所謂「剛性需求」使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長期以來,在房地產泛市場化過程中,保障性住房供應缺失,所有的購買力被逼向華山一條道。過量資金和財富的堆積,太多的錢從事「價格發現」的活,中國房地產「超級牛市」的盛宴在許多人心中因此揮之不去。
而全球央行新一輪的貨幣注水和貶值競賽、人民幣面臨升值及國內通脹的壓力、全社會充裕的流動性和投資渠道狹窄,使得這一輪圍繞樓市的冷與熱,房價漲與跌,政策的嚴與寬的超級博弈,顯得更為複雜。
第二波調控政策出臺以來,配合去槓桿化的信貸政策,有些地方推出了行政性的限購手段,地方決策者把它視為抑制投資和投機性需求的手段。但其致命缺陷在於,這是一個不可長期持續的政策。短期內有效,長期來說未必是一個好的政策工具。因為公平交易和自由買賣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義,也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和靈魂。計畫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是全能的,從宏觀到微觀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用行政命令控制,目標和任務都相對單一,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事務是一個多目標系統,各種利益關係都在影響供求和價格,並指導資源的配置,靠單一手段、人為行政性凍結市場,可能會加劇市場的扭曲。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房地產業的問題是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積累和暴露越充分,堅持調控的決心也應越堅定。多年調控的經驗和教訓啟示我們,房地產業的問題是個綜合征,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該認清本質,釐清思路,採取治本的長期性措施,如完善稅制改革,擺脫地方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央行要體現維護貨幣信用的決心,有效管理通脹預期,抑制貨幣在投資路徑迷失下的瘋狂;監管當局要加快推進金融創新,引導社會資金的合理流動;更應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進度,通過增加供應量改善供求平衡燙平價格。
這,考驗我們的智慧、勇氣、擔當和是否有真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