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灣血案 作者 張介山
鄧保民，邵陽縣黃塘公社蛇灣大隊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學生，解放初參加工作，在縣糧食局搞儲運。鄧保民愛讀書，特別對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愛不釋手。文革一來，三家村挨批，鄧保民成為縣糧食局的小鄧拓，被開除出革命陣營，遣送回老家當農民。
1968年夏末，從東安縣刮來黑殺風，人心惶惶，出身不好的更是人人自危。一天上午，鄧家突然衝進來兩個手持梭標、籮索的民兵，將他五花大綁押到大隊部。幹部們認定他具備參加黑殺隊的思想基礎——出身地主，一貫思想反動，仇視社會主義，又被政府開除回來。民兵用棕籮索擰成的粗鞭子，猛抽被五花大綁的鄧保民。當時正是7月底，鄧只穿了一件白襯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鄧大喊冤枉，民兵們說他頑固，打耳光，揪耳朵。他仍不招認，民兵便將他雙手反綁起來吊在屋樑上，還有人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墜，重量加大了，兩隻吊在樑上的手臂好像從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難忍。最後實在受不了，只好違心承認參加了黑殺隊。
1968年8月4日，蛇灣大隊第二次批鬥鄧保民，派民兵去監房提押。那個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大馬刀。他把馬刀斜靠在監房牆壁上，雙手去開鄧保民的鐐銬。鄧料定此次批鬥有去無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丟到蛇灣水庫餵魚。與其如此，不如拼了，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決心下定，等民兵打開鐐銬的一剎那，鄧立即跨前一步，搶先奪過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躲閃，刀砍落空。鄧保民殺人心虛，奪路而逃。跑到村外水井邊，碰上該隊貧協主席鄧成茂的四歲的小兒子鄧四清。鄧保民橫下一條心，手起刀落，把鄧四清的脖子砍去半邊。四清血如泉湧，當即死亡。
鄰近的人們見狀急喊：「鄧保民殺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殺隊殺來了！」一時喊聲驚天動地，此起彼伏，大家亂成一團。民兵們馬上手提大刀、梭標、鳥銃、扁擔、鋤頭，從四面八方追來。鄧保民走投無路，跳到一條小溪澗。溪水太淺，淹不死人。他站立溪中，被團團圍住，很快亂刀砍死。人們餘怒未盡，高聲大喊，不要散夥，到鄧保民家裡算帳。
此時鄧保民的妻子唐桂姣已經得到丈夫殺人的消息。她決定與四個兒女在家坐等追殺的人來。唐桂姣聽到叫喊，立即手牽著兩兒兩女走到屋前的禾場坪，戰戰驚驚地一字排開，勾頭跪地。唐桂姣剛準備抬頭認罪求饒，幾隻梭標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話未出聲，鮮血四濺，立即倒臥在血泊之中。
母親被刺死，孩子們被嚇懵。大女兒鄧愛華年長几歲，流著熱淚，匍伏在地，向大家哀告：「爺爺，奶奶，叔叔，伯伯，兄弟姐妹，我爸爸殺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餘辜，殺人償命，現在我媽媽也死了。如果兩條命賠償還不夠的話，我願意把我也賠進去，弟弟、妹妹年齡還小，不懂事，請饒了他們吧，我給你們磕頭啦！」
面對這個殺人流血的可怖場面，又聽了小姑娘的苦求哀告，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淚了，有人後退了，還有人大喊大叫：「殺了我們貧下中農子弟，十個地主崽也賠不起，對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鄧愛華匍伏在地，現出的雪白頸項。有人舉起馬刀，哢嚓一聲，砍下這個18歲少女那長滿秀髮的頭顱，殷紅的血柱噴出幾尺遠。
剩下的兩男一女三個孩子，仍跪拜在地，臉色慘白，涕泗橫流，全身抖得像篩糠。要不要嶄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誅滅？那些殺紅眼的民兵積極份子們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後患無窮，立即向餘下的三個手無寸鐵的小朋友開刀。有的用馬刀砍，有的用梭標捅，有的用扁擔打，有的用石頭砸，不一會，三個小兒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們的爸爸、媽媽、姐姐一起走了。霎那間禾場坪上留下五具血肉模糊的屍體：
鄧保民的妻子唐桂姣的屍體，45歲
大女兒鄧愛華的屍體，18歲
小女兒鄧立華的屍體，9歲
大兒子鄧超雄的屍體，17歲
小兒子鄧少雄的屍體，7歲
鄧保民一家被殺光了，大家可以放心回家了。一個鄰居提出一個問題：「這些屍體怎麼辦？誰來給他們收屍？」有人說，到鄧家自留地裡挖個大坑埋了。又有人說，他一家死有餘辜，誰願意去給他挖坑埋墳？鄰居說：「不埋也不行，過不了兩天就會臭氣熏天，再說屍首擺在地上也嚇人。」有人提議丟到那邊山上的岩洞裡，既不用挖坑，也不會嚇人，更不會散臭。這是一個好主意。眾人一齊動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殺人現場很快被打掃一光。
該隊在殺了鄧保民一家後，又抓了一些五類分子及其子弟要殺。黃塘公社領導得信後，一面派人下隊勸止，一面將殺人情況上報，要求採取緊急措施。雖然有公社幹部的勸導和干預下，該隊仍然又追殺一人，另有一人自殺。
縣支左辦負責人召開全縣緊急電話會議，說：「階級敵人殺了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起來殺死幾個階級敵人沒有什麼了不起，不要大驚小怪。」於是殺人風席捲全縣，資江河裡漂浮的死屍像放排木一樣，日夜漂流不息，河水腥臭。下游邵陽市城區半個多月都不敢飲用河水。縣區周邊鄰近各縣，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果不是47軍某部陶柏榮政委在塘田寺檢查國防線路時發現問題嚴重，挺身而出，與該區靠邊站的區委書記寧斌等磋商，立即召開區、社、隊負責人緊急會議，喝止殺人風，不知邵陽縣及其鄰近各地會亂殺成什麼樣子，又有多少人會死於非命。
探母記 作者 從維熙
儘管我的父親死在國民黨監獄（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妻子張滬都進了勞改隊，文革波及到母親和兒子是必然的。
終於盼到一個休息日，我決定從團河農場回城探個虛實。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騎車到東四人民市場，找到在那兒當售貨員的鄰居劉嫂，詢問我母親的情況。她躲開別的售貨員，用最輕的聲音對我說：「你先不要著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遲。你媽前幾天已經被紅衛兵掛上一塊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裡看過她，她精神還不錯。」「抄家了嗎？」「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沒有啥東西了。」
我不敢在劉嫂身邊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較晚，出了人民市場，我沿著小胡同轉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後才偷偷溜進院子。屋門沒有關。我輕輕一推，就進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聽見我的腳步聲，就從裡屋走了出來。垂挂母親脖子上的那塊大木牌子，完全與囚徒蘇三頸上的木枷一樣。特別使我心痛的是，那塊大木牌子不是用繩子而是用鐵絲掛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親的脖子被鐵絲勒成一道深深的溝槽。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用手去摘她頸上的牌子，母親一下撥開我的手說：「不行！不行！」我說：「晚上沒有人來，您怕個啥！」「隔牆的街坊就是紅衛兵，說來就來。你還是少惹一點是非吧！」
我拗不過母親，只好鬆開手，然後拿來一塊布片，墊在母親的脖子上。這樣可以減輕一點她的疼痛。母親不放心地聽了聽窗外，驚恐地對我說：「沒有打我，就算阿彌陀佛了——你聽，東院吳家正在打人哩！」
我側耳聽了聽，當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剛才我進家時，精神太緊張了，竟然沒有聽見這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我看你還是連夜回農場去吧！」母親央求我說：「一旦他們知道你回來了，是會來抓你的。聽媽的話，你看媽沒傷著胳膊斷了腿的。你就放心吧。掛牌子就掛牌子，掃街就掃街，只要人在，比什麼都重要。」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兒子不在屋裡。母親告訴我，她不想讓孫子看見奶奶這個模樣，所以運動一來，就把孫兒送到姥爺家去了。母親能如此從容而清醒地面對亂世，使我有些吃驚。我四歲喪父，母親與我相依為命（我無兄弟姐妹，是獨生子）。上中學時，有一段時光是母親靠當保姆的收入來供我上學。可以說，她從年輕時就受著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從河北老家把她接到北京，沒過上兩天好日子，反右就開始了。我和張滬雙雙被送往勞改隊，家中扔下了不滿一歲的孩子。到1966年，她帶著孫子已經苦度了7個年頭了。也許只有在苦水中泅渡過的人，才有對各種突發苦難的應變能力。我呆呆地望著苦命的母親，淚水立刻盈滿眼眶。我真想把她頸上的那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取下來，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傷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我只好安慰她：「媽，我一定要陪您過一夜。這麼晚了，沒有人會來找我。」
「你進院時，有人看見你沒有？」她神色不安地盯著我的雙眼，似乎是想從我的回答中判斷我的話是否誠實。「外院的一家人，有個中學生當了紅衛兵。紅衛兵來咱家搜查時，她是跟著一塊兒來的。」我繼續寬慰母親說：「我是悄悄溜進門來的，沒有人看見。」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不要說隔牆吳家武鬥聲聲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沒有任何聲音，我也不會產生一絲睡意了。母親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塊木牌，我硬是給她取了下來，答應她只要聽見人聲，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親說：「造反的紅衛兵說了，反革命家屬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這個院子裡的，要換城裡的無產階級來住。」我說：「媽，您一切聽他們的，不然會吃虧的。」「總不會送我回鄉吧？「我一個人回鄉還沒啥，可是我走了小眾怎麼辦？他姥姥、姥爺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學，這不是愁死人嗎！」
「走一步說一步吧。」我滿腹愁腸地對她說：「實在不行，跟著我去勞改。」「那可不行，他還是個小娃兒。」我說：「在茶澱有個帶著兒女進來的，還是個北大的助教。」「寧可我帶著他去要飯，也不能讓他去你們那兒。」母親的口氣非常堅決：「你們倆就這麼一個孩子，到裡邊學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讓他成人。」直到凌晨3點，我和母親的主要話題，就是一旦發生什麼不測，我兒子小眾的去向問題。其間，母親不斷打開手電筒筒看桌子上的鬧鐘。她不敢開燈，怕驚動周圍四鄰。
大約到了4點鐘，母親催我立刻回場。在穿過南長街的時候，我見到了慘不忍睹的一幕。此時天剛微亮，一群紅衛兵在鬥爭一個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陣勢，是連夜的批鬥會。無論是斗人者還是被斗者，神態都已走形。皮帶、鏈條雖然還在對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顯得有氣無力。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時如同一隻死狗，看不清她到底還有沒有呼吸。我猜想她還活著，不然那些紅衛兵應該早已散去。為了提高鬥志，有一個男紅衛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該你們長頭髮的發揮威力了，半邊天不能只是站腳助威呀！給我上！」
幾個原本站在外圍的女紅衛兵，便一起擠上前去。她們沒有打那個老太大，可是卻比用皮帶和鏈條抽打更為刺激人的中樞神經——其中一個，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個不停。她一邊踩，一邊對那老人喊叫著：「你這死頑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來就踩死你這資本家！」
我大著膽子探頭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來那個被斗的老人手裡死死攥著一張紙條，可能就是紅衛兵索要的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車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個女孩，怎麼會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紀算，她不過十六七歲，剛開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師不會教給她，她的父母也不會告訴她，那麼她怎麼會有這種驚人的表演？《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記載，那些以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惡的戰爭，大日耳曼民族狂熱情緒被誘發出來之後，德國人人性中惡的潛能，便被發揮到極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
補白：鄰人崔某，妻齊氏，真正貧農。崔某早逝，齊氏與五子相依為命。解放前，五個兒子從沒穿過一件新衣，吃過一頓飽飯。大兒子崔元福，自幼討飯，後經人介紹，到上海拉黃包車，勉強生活。同事阿毛，鹽城人氏，二人相處甚好。一九五〇年，上海解放，元福仍在上海拉車，小有積蓄，娶妻闞氏，頗有姿色。一日，阿毛向元福借錢一百，說是急用，元福許之。不多日，公安上門，將元福逮捕。究其原因，阿毛乃潛伏特務，所借元福之錢，用於購買紙張，張貼反革命標語。元福資助特務，罪大惡極，本應逮捕，因其出身貧苦，定為反革命分子，驅逐出滬，回鄉務農，接受監督。其妻不堪凌辱，拋夫棄子，遠嫁他鄉。三兒子元壽，四七年參軍，四八年參加蘇中戰役，作戰勇敢，光榮犧牲，鄉人集會祭奠。齊氏為烈屬，每年享受撫恤。元福回鄉後，齊氏又為反革命家屬。文化大革命中，有時上午召開烈軍屬會議，齊氏要參加；下午召開五類分子家屬會議，齊氏也要參加。若同一時間開會，齊氏則無所適從，鄉人戲稱她為「雙料家屬」。 海安
亂世恩仇 作者 胡喜盈
我們村前的那條河，在當地也算是條名河。每逢汛期，上遊山洪下來，濁浪滔滔，寬達數里，真有點「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模樣。平時水並不深，只有村南廟山嘴灣常年水深數丈，黑幽幽的。
1947年下半年，在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的親自訓斥下，被指責犯了右傾錯誤的膠東區黨委，為了立功贖罪，開始了一系列過激運動。首先是搬石頭——把成分不純的幹部視為絆腳石清除掉，然後派出其他立場堅定的幹部，到各村實行「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鬥地主惡霸。一切由貧雇農說了算，打擊面逐步擴大，開始亂打亂殺。許多村子的批鬥會檯子兩側都貼著「血流變成河，屍骨堆成山」的對聯，橫幅寫著「打死無論」。有些村莊的牆上寫著大標語「一不做，二不休」，「過大河不怕水淹」，「打破頭使扇子扇」，甚至給各村下達指標，殺不夠數要受罰。
我們村全是本家同宗，沒有一戶外姓，一開始也屬於右傾一類，只把地主富農的房屋、土地、浮財分了，沒有殺人。家中男人，上了幾次訴苦鬥爭大會的臺之後，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老弱婦孺倦縮在家，不敢出門。
來點火的工作組進村後，先組織起一幫積極份子。其中有幾個殘廢軍人，自稱「只要身上有個眼兒（彈孔），就比毛主席小不點兒」，趁勢在村裡橫行霸道，殺氣騰騰，人稱五虎將。可是，空有猛將，沒有敵手——地主富農男人早跑光了，完不成任務如何是好？於是在工作組的指導下，五虎將們把目光盯向留在家裡的地主富農的老婆。終於有一天，一長串被綁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農婆，在手持大順刀的五虎將們驅趕下，走向村南的廟山嘴灣……
在被扔進墨綠色的灣水裡後，她們居然並不馬上沉底，而是在岸邊水面上團團轉（因被反綁雙手）。這時五虎將們手中的大順刀排上了用場，一頓猛剁，水中綻開一團團血暈。她們終於不再打轉，半沉在水中，慢慢飄向下游。
這一頓殺，我們的村子終於不再右傾，階級鬥爭也終於帶上血腥味。從此以後，拉鋸式的冤冤相報、互相復仇開始了。不久，逃跑的地富分子在國軍支持下組織還鄉團，瘋狂報復。很快解放軍又收復了我村。除了逃到臺灣的，其餘的全部被捉拿回鄉，就地正法，連拉鐵锨的（當初跟著還鄉團埋人的，通常都是被雇的窮人）也沒放過。唯有一個還鄉團老古被饒了一命，是個例外。
老古還不是地主，只是相對富裕一些，但是有污點，當過一段保長，因此早早逃了，把老婆留在家裡。他的老婆自然難逃一劫，也被殺死在廟山嘴灣。當時老古還很年輕，聽說妻子被殺，其仇恨的心就不必形容了，一馬當先，帶領還鄉團殺回了家鄉。五虎將們一看不是對手，帶著老婆孩子跑了。
還鄉團進村後，挨家瘋狂搜查。說也湊巧，此時五虎將頭領的老婆正值分娩，沒法逃難，只好在家聽天由命。老古一夥衝進門來，產婦已經嚇得講不出話，只知道跪炕上磕頭求饒，心知必死無疑。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想起自己被殺的老婆，還鄉團們一片聲怒吼：「拉出去！」在旁邊接產的老太太跪下來哀求老古：「不看大人看孩子，你就看在剛生下的孩子份上，饒了她吧！」眼睛血紅的老古，看著炕上剛剛出生的嬰兒，愣住了。過了許久，他突然狠狠地跺了跺腳，聲嘶力竭地喊了聲「走！」便頭也不回地衝出了出去。
解放後，老古在外地落網，五花大綁被押解回鄉，他也心知必死無疑。沒想到的是，平時殺人不眨眼的五虎將竟然放過了他，只是給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接受改造。
以後老古又娶妻生子，生存了下來，而且老婆居然還是個老黨員。每逢村裡開大會鬥爭四類分子時，老古在台上低頭彎腰認罪，黨員老婆在台下振臂高呼口號。散會後，兩口子一起回家，看的人都覺得啼笑皆非。林彪事件發生後，開會傳達文件，按規定不允許四類分子家庭參加。可是對於這樣一名具有黨員身份的四類分子的老婆，連當時的革委會都不知道該不該讓她參加。
村子裡的一位老雇農說：「咱村本來挺太平的，全讓那幫整天找窮根、拔窮根的人（工作隊）給弄亂了——拔出人命來了，能不亂嗎？」
上海邵純先生來信：郵箱中見到《黑五類憶舊》，正在一篇篇細讀。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但黑五類並不能包括毛時代所有的賤民，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以及階級異己分子，也都是賤民。
四清運動前，就有人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四清運動中，許多單位都有人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我就是其中的一員。本人1949年那一年只有9歲。原籍老家是貧農，父親因病死於1952年，母親是個小學教師，長兄1944年參加新四軍。本人15歲當童工，16歲入團，20歲提幹、入黨，26歲從天津市支邊到新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個小老左，對毛和黨絕無二心。我離開天津市建築儀器廠兩三個月之後，該廠四清開始。在我缺席的情況下，工作隊把我定為階級異己分子，並將大量的所謂揭發材料寄到新疆。我在新疆工學院實習工廠被揪出，時年27歲。從1966年10月到1971年4月，我被批鬥、抄家、遊街、刑訊、請罪了220多次，關押7個月，4次從死亡的邊緣上僥倖逃生。四清那些材料實在太荒唐，比如說我到新疆工作是打算投靠蘇修。
1971年4月我被軍宣隊解放，當工人。我曾把這段經歷寫成《烏魯木齊往事》一文，不久前電傳給辛子陵先生了。我是從思想上的小老左一夜之間變成了階級異己分子。三中全會後官運亨通至正廳級，又因查處基建中的腐敗問題引起軒然大波。法院受賄，我以慘敗被調到另一個單位任閑職。當我看出這個社會的病根時，已到退休之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