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房價該掉就讓它掉 該掉哪裡就讓它掉哪裡(圖)

發表:2010-10-18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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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里根主義、華盛頓共識以來,政府之手從沒像今天這樣在全球經濟體系裡面受到推崇。所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新出版的《市場的邏輯》,顯得更深具含義。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張維迎再一次強調了市場經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位親歷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變革的學者,多次站在種種爭議的風口浪尖,至今依然對市場經濟矢志不移。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人們對「市場」產生種種質疑,他希望能化解眾人的「誤解」。

第一財經日報:現在有不少質疑自由市場的聲音,但你何以把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比喻成「賣拐」?

張維迎:對,因為我要特別強調,市場是靠人運作的,而人本身是不完美的。所以我們作決策可能會有錯誤。當出現這種錯誤時,恰恰就要靠市場成為一種糾錯機器。

正因為有這種機制,市場才會優勝劣汰,才會選擇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我們容易犯一個錯誤,看到決策有錯誤時,就希望有一個全能的政府幫助我們不犯錯誤。

其實政府也是人操作的,但和老百姓以及普通企業家不一樣:企業家失誤要承擔責任,而政府很大程度上不必承擔責任。由於政府本身很難承擔責任,那麼也就很難做出最好的決策。因此政府作決策時,可能會導致更大的產能過剩,更多的資源浪費。如果只有一個醫生,他把你的身體治得越糟糕,你就越要依靠他。所以我說,很多市場的失敗就是「賣拐」賣出來的。

例如環境問題,世界銀行有一份研究,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恰恰是國家干預最多的國家。國家干預多了,每個企業都不會有樹立良好聲譽和品牌的積極性,那麼它只管賺短平快的錢,不考慮長遠的聲譽。

所以一般人覺得市場混亂就要靠政府,其實政府介入得越多市場就越混亂,最後就是惡性循環,這可以稱為「管制的陷阱」。

日報:慣常的理解是,這些問題需要政府從制度上進行規範,是這樣嗎?

張維迎:我不是說不需要政府,但政府絕對不要直接介入經濟。確實,政府實際上要做的是制定一些規則,但保證規則的執行更重要。光制定規則,不執行規則也不行。

例如最簡單的扶貧問題。其實好多人都是有愛心、慈善之心的,我們都希望幫助別人,但政府需要給大家創造一個環境,要做好事,也要有機會去做好事。但在中國,這樣做好事的機會卻不多。

日報:最近關於中國勞動力工資的價格機制問題比較受矚目,這其中,提高最低工資屬於政府機制,你怎麼看?

張維迎:以我的判斷,工資問題依然是市場問題。如果你相信市場機制,市場的價格也是評估各種利益關係的槓桿。過去我們農村勞動力非常充裕,所以長期以來工資壓得低,但到一定階段之後,企業之間的競爭一定會把工資往上拉。

例如現在的保姆,這兩三年工資翻番,甚至不止翻番。北京在四五年前就八九百塊錢,現在是兩千塊錢。這就是市場的力量。

對企業來講,現在會出現勞動力供給、需求的變化。從供給的角度來看,我國新增青壯年勞動力每年都在減少,這當然會影響供給。現在大學生結構也在變化,找一個高中生的難度是找一個大學生的兩倍,這些都會產生勞動力價格的變化。

從需求的角度看,中國發展那麼快,原來西部人口往東部趕。現在西部本身也在發展,當地就可以就業,那麼也會影響到勞動力市場。

我們希望市場更完善,這是一個系統的過程。比如戶籍制度,沒有戶籍制度限制的話,勞動力市場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日報:房地產市場價格高企,大家就呼籲政府干預,正在進行的這輪房地產調控力度很大,你對此如何評價?

張維迎:我的觀點是,2009年就不該去刺激,房價掉的時候去加大投資,本身就不對,該掉就讓它掉,該掉到哪裡就讓它掉到哪裡。

所以幾個月前還在救市,現在又要去「壓」市。

日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發達經濟體政府都開始救市,將私人部門債務轉移至公共部門,所以說政府之手在國際上的表現更為嚴重。

張維迎:對,這樣使得問題越來越嚴重。私人的壞賬轉移到政府身上,短時間可以拖得起,長時間就不行了。

日報:是世界經濟的邏輯回歸到了凱恩斯主義嗎?

張維迎:是,凱恩斯主義在危機中很吃香,那麼多人在追隨,這是最大的問題。如果凱恩斯主義不佔上風,我就不寫這本書了。

我們不要再「賣拐」,很多經濟學家對經濟的認識很膚淺。比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他雖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對市場的認識就很膚淺。但很多中國人願意聽他的,喜歡政府干預。

日報:這次歐洲債務危機會不會導致全球經濟二次探底?

張維迎:是否會二次探底不好說,但至少後面的問題非常嚴重,解決危機的辦法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困難。

如果2001年美國不救市,現在世界的危機就不會這麼嚴重,當時只是一個小危機、小泡沫,後面可以再健康地前進。救助之後,低利率大量放貸,小泡沫變成大泡沫、大危機,就很難收場。

在中國,是靠政府加大固定資產投資來拯救危機,最後恰恰是固定資產投資本身的波動成為導致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其實我們是在加大這個週期的波動,而不是平緩週期。

日報:你預計2040年中國會出現體制改革,依據是什麼?

張維迎:一部分是推理,一部分是願望。但事在人為,大體上中國改革需要時間完成從經濟到政治的改變,一個大的歷史轉變,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2040年,一共200年。

任何改革都不能操之過急。我們的知識要通過過程才能加強,技術的東西可以彌補,制度需要不斷栽培。打個比方,技術的東西像一棵樹,移植過去就活了,制度只能用種子種下,種子發育需要過程。我相信未來30年變化會非常大,這種大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来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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