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人生中，67天的光陰也許微不足道。然而，對於上海市普陀區的周鳴德來說，無辜被關進「瘋人院」的67個日夜，卻滿是妻離子散的悲涼和生死劫難的恐懼。
在10月10日的《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發布會上，周鳴德用自身的故事控訴精神病院強制收治的亂象，激憤難平，幾度哽咽。
這一天，是第十六個世界精神衛生日。「精神病與社會觀察」與「深圳衡平機構」兩個民間公益組織發布了上述報告。該報告通過詳實調研及對100多個真實的案例分析，揭示了中國精神病收治的制度缺陷，並提出警示：如果制度不改變，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強制送入「瘋人院」。
對於這個報告結論，周鳴德稱，他的經歷是最有說服力的。兩年前，他「被醫院的人在街頭偷襲擊昏」，「捆綁進120救護車」，然後關進精神病院共計67天。
周鳴德說，是妻子和兒子利用了自己「多年進京上訪」的經歷，謊稱他的病情。原因是他和妻子長期不和，在2007年底達成離婚協議，並且分居。今年3月周提起離婚訴訟。但法院以訴訟資格問題為由未予受理。
「我差點死在精神病院裡，都偷偷寫下了遺囑。」周鳴德低頭沉默了片刻之後說，「我的心一直涼，1983年結的婚，1984年生的孩子，到了50多歲的時候，竟然什麼都沒有了。」
出院後，周鳴德起訴維權，卻被駁回起訴。法院認為，他曾有過在精神病院的經歷，若不經精神鑑定，則推定為喪失訴訟行為能力。
這樣的故事，在全國多地層出不窮。今年3月，江蘇南通市的朱金紅被關進「瘋人院」半年，事因母親與其爭奪房產。目前，朱金紅仍在朋友的幫助之下，四處藏匿，未能擺脫重入精神病院的恐懼。
幾十年來，由於精神病收治的實體標準過低、程序混亂、司法救濟失靈、立法滯後等問題，「遇襲入院，被迫服藥，艱難逃離，欲告無門」等「瘋人院」故事不斷上演。
強送精神病院
周鳴德，今年53歲，上海某機械廠老工人，因其母2003年在上海華山醫院就醫後癱瘓，索賠無果，一直四處上訪。
2008年4月21日，周鳴德再次來京上訪。他根據上訪經驗認為，只有在北京「同城快遞」上訪材料，才能確保國家部委有人簽收，不被當地郵局攔截。
辦完事，只花10元錢，他在北京南站附近睡了一夜。「如果想回家了，只要主動去上海市駐京辦露一下臉，就能坐上免費的火車，由警察押送回上海，省下170多元的回程車票。」自2004年起，周鳴德進京上訪逾70次。
2008年4月23日清晨，和幾百名上海訪民一起，周鳴德又被遣返上海。火車進站後，信訪部門通知周鳴德的「責任單位」華山醫院到訪民分流站接人，繼續協商，解決問題。「接的次數多了，大家都認得，所以，他們一喊我的名字，我就跟著走出大門。」周鳴德稱，「但是，沒想到那一次卻有陰謀。」
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周鳴德回憶了被強行送進精神病院的過程。
剛走到大門口，周鳴德忽然感覺到身後有人，來不及反應，就被硬物襲擊後腦杓，當場昏倒在地。甦醒過來時，他雙手已被反剪，身上也被約四寸寬的白色布帶捆綁。兩個便衣男子將其塞進路邊停靠的120救護車，強行送進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
下車後，沒有辦理任何入院手續，兩個男子直接將周鳴德帶上十樓的病房。七八個穿著藍色制服的護工圍著他，給他換上病服，然後把他的衣物、手機、錢包等全部拿走。從病房到樓梯間，漸次有玻璃門、鐵門和木門——三重封閉的大門，均需要醫院的工作卡才能打開。周鳴德從此與精神病患者共居一室，卻無從知道自己入院的原因。
當天下午，周鳴德通過病友家屬的幫助，聯繫上弟弟。弟弟當夜趕來，要求院方讓周鳴德出院，遭到拒絕。院方堅持「誰送來，誰接走」的原則，聲稱是周妻簽字送來的，只有她才能接走。
周鳴德稱，那時候，他才知道是妻子曾到醫院謊報病情。而醫院僅憑其一面之詞，就決定辦理入院手續。
據病歷記載，2008年3月18日，周鳴德的妻子、兒子及普陀區桃浦鎮婦委相關人員敘述稱，周鳴德「到處上訪，行為異常，懷疑妻子有外遇，毆打妻子等」。醫生診斷，根據病史，考慮：偏執狀態，登記住院。
不過，桃浦鎮信訪辦在事後出具意見書，否認鎮婦委曾參與敘述病史。
事後，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辯稱，周妻來醫院代周鳴德諮詢，並且再三要求為周治療，於是，醫師曾上門診斷，在居委會裡對周進行了精神檢查，然後建議讓周鳴德入院進一步診斷治療。
但周鳴德稱，沒有醫生對他做過精神檢查，只是因夫婦矛盾，去居委會接受調解，有人和他談了大概五分鐘。對此，居委會也予以證明。
院方拒絕提供完整的病歷資料，雙方在入院程序的合法性上爭持不下。但有一頁病歷記載稱，入院當日，周鳴德的精神檢查結果顯示，「意識清，儀態整，接觸合作可，未引出幻覺，思維連貫，情感交流可，但是所述內容與病史有很大出入，智能可，無自知力」。這表明，醫生接觸周鳴德本人之後，發現其精神狀態與其妻所述並不相符。
不過，這無助於周鳴德獲得合理的對待。他仍然被迫服藥，18天後因心跳加速，方停藥。停藥後的40多天裡，周處於無醫無藥的狀態，仍未能出院。
艱難營救
入院當日，周鳴德見到弟弟後，當即囑咐其委託律師，幫助他出院。
上海市滬法律師事務所王溪煜律師告訴本刊記者，他不敢相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上海，只是答應先去醫院看看。他到精神病院，要求院方出具入院手續和病歷。但連續一個星期，院方都推諉說，尚未做鑑定確診。
儘管尚未確診，入院的第一個晚上，醫生就開始讓周鳴德服藥。大多數情況下，他都把黃色的藥片壓在舌頭底下，再偷偷地吐在手裡，最後藏在衛生紙的夾縫中，躲過護士的監視。
接下來的三天，先後有幾名醫生和周鳴德進行了簡短的交談，做了智力測試，測試結果是93分。
藥片可以藏匿，打針和吞服藥水則是周鳴德無法逃脫的。大約十天之後，周鳴德持續小便出血；14天之後，心跳加速，胸悶氣促，噁心嘔吐。
2008年5月10日，周鳴德通過絕食對服藥表示抗議。次日上午，周鳴德的心跳再次加速。醫生讓其服用了丹參，並且輸氧。從那以後，醫生對周鳴德暫停服用精神類藥。
為了給醫務人員留下好印象，爭取早點出院，周鳴德對本刊記者稱，平日他幫忙掃地、洗碗，若其他病人吵架，就前去勸架。
周鳴德的弟弟也每日來院探望，委託律師與院方交涉，並於2008年5月12日提交了《關於周鳴德出院申請書》。該申請書稱，多年來，一直是周鳴德精心護理癱瘓的母親。周入院後，無論是院方還是周的其他家屬給周妻打電話，對方均不接聽。所以，要求對周停止用藥，由弟弟作為責任人，辦理出院手續，讓周回歸正常生活。並聲明，一切法律後果由其承擔，與醫院無關。但是，院方仍然堅持「誰送來，誰接走」，認為只有周妻前來簽字，才能放人。
據《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的執筆人黃雪濤律師介紹，中國精神病院的行規是，「必須由送治人辦理出院手續，由於送治人就是付款人，醫院只對付款人負責。」凡是被送治的人，都被醫院當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處理，喪失話語權，而送治人自動成為「監護人」。這是和民法的規定相悖的。
弟弟努力無果之後，周鳴德自己繼續做著最後的抗爭。2008年5月20日，他寫了三封求情書，請求院方領導讓其出院。周鳴德告訴本刊記者，他通過護士瞭解到，如果病人連續三次書面請求出院，院方領導是必須作出回應的。但是，他的出院請求還是被漠視了。
一個月之後，周鳴德感到絕望。而忽然變壞的身體狀態也讓他陷入對死亡的恐懼。
2008年5月23日，周鳴德立下遺書，「妻子、兒子一個月來，無探望過一次。住院期間，心跳100以上，夜晚吸氧，胸悶氣急一次比一次難受和嚴重。小便出血。感覺可能不測。可見，家庭矛盾，手段殘忍，院方也不終止。因此，可能發生意外，如果我死了，全部財產歸母親，母親治病費用。」
在那之後，院方不再對其用藥，也不再安排醫生來找他。儘管無醫無藥，但周鳴德仍然無法獲得自由。
「當時，心都死了，並且不斷告訴自己，從來沒生過那樣的兒子。」周鳴德噙著淚對本刊記者說，可是，有一天，同病房的年輕人，一個真的精神病人，突然走到床前問了一句，爸爸，你好一點沒有，「我一下子就忍不住淚流滿面」。
這樣的煎熬持續到2008年6月25日。當日，周的弟弟終於找到周妻，要求她到精神病院辦理出院手續。在他們的強烈要求下，醫生同意周鳴德以「外出就醫」的名義離開精神病院。真正的出院手續，在三天後才辦理完畢。
司法救濟失靈
出院後，周鳴德於2008年8月向上海市長寧區法院起訴其妻子、兒子、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及負責入院診斷的醫生，認為四被告的行為嚴重侵害了他的名譽權，造成精神和心靈傷害，要求賠禮道歉，賠償誤工費2000多元、精神損害賠償5萬元。
可是，這個官司耗時近兩年，其過程甚為蹊蹺，以周鳴德敗訴而告終。
據周鳴德的代理律師王溪煜介紹，該案的審判程序明顯不合法。2008年9月17日，一審法院開庭審理，雙方對部分證據進行了質證，然後就休庭了，法院再也不安排開庭質證。
等了一年多後，2009年10月，周鳴德向院長寫信反映情況。幾天後，主審法官找律師和周鳴德談話，詢問能否調解或者撤去對精神病院和醫生的起訴。周鳴德不同意。
又過了半年，2010年5月，一審法院作出裁定，駁回周鳴德的起訴，理由是，周在精神病院進行了長達2個月的治療，被診斷為偏執狀態，需要司法鑑定才能明確其是否有訴訟行為能力。因為周鳴德拒絕鑑定，所以不具備起訴的條件。
王溪煜律師認為，周鳴德在醫院接受的根本不是人道的、正常的「住院治療」。
更加諷刺的是，在長寧區法院作出裁定前，2009年12月，周鳴德作為原告在青浦區法院打了一個勞動官司，獲得勝訴。同期，他還在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代理工友打了數個勞動官司。
「可見，精神病院是被告，這是周鳴德敗訴的關鍵因素。」王溪煜律師說。
2010年6月，周鳴德向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一個月之後，二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認為周鳴德沒有證據證明其名譽權受侵害。
王溪律師說，上海市第一中級法院的做法很不正常，案卷都交給法院了，怎麼能說沒證據呢？由於上訴材料有周鳴德在青浦區法院打其他官司的證據，所以，二審法院乾脆對訴訟行為能力的問題避而不談。
被非法送進「瘋人院」的當事人，無論在精神病院裡面還是在出院後，利用司法救濟途徑維權往往都失靈。黃雪濤律師告訴本刊記者，目前，醫學標準取代了法律標準，醫院僭越了司法權，代替法官宣告病人的行為能力。出院後，曾經對當事人造成侵權的醫療診斷，又成為否定訴訟行為能力的理由。
黃雪濤是2006年發生的廣東「鄒宜均被精神病案」的代理律師。2008年，黃雪濤組織發起了《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的研究。研究得出的結果令人震驚：周鳴德的遭遇不是孤例，「應該被收治的患者被拒之門外，不該被收治的個人卻被強制治療」。在各種現實和制度缺陷的合力之下，原本治病救人的「瘋人院」，卻容易淪為對人們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