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土改及其原因 作者 楊奎松
據1950年春的新華社《內部參考》，河南省一些地方的土改頗為極端，搞四追（追親戚、朋友、佃戶、狗腿子）五挖（挖夾牆、地洞、糞坑、竹園、稻垛）。幹部權力無邊，為所欲為，動輒打罵，僅一個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餘條。蘭封縣瓜營區20天內接連逼死7人。該區區長某日到村上開群眾大會，一區幹部看到有位中農在家裝麥子，便懷疑是地主乘機偷偷隱藏麥子，遂將其拖到會場。區長當場打耳光，並揮槍威脅。七八個區幹部見狀，也動手亂打。有的幹部甚至用槍托亂搗，以致意外走火，當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村農會主任的母親。考城城關區未營村佃戶宋二妮，一向表現積極，被人誣告是地主走狗，該區副區長不加調查就在群眾大會上指名大罵。其子要求為父申辯，該副區長大發雷霆，將其趕走。宋之子回家後憤而自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特別是10月間志願軍入朝作戰，對中國政治產生了巨大衝擊。陶鑄後來說：中共中央過去主張土改要溫和一點，那是因為戰爭沒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會震動太大，不利於統戰。現在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了，戰爭的震動那樣大，我們正好可以著手解決國內鎮反和土改的問題了（不用擔心動靜弄得太大）。10月中下旬以後，毛澤東開始放手在全國推動鎮反。11月，毛又全力督促廣東、廣西、福建等省立即開展全面的土改鬥爭。
中共華東局一向注意反對左傾偏向，這時也開始強調放手。於是，江浙各地土改中迅速出現亂捕、亂鬥、亂打傾向。蘇南奉賢、浙江嘉興等地都有被吊打、罰跪的情形，或把大批地主看管起來。無錫一縣遭跪、凍、打的有872人，青浦縣龍固區幾天裡就打死17人。奉賢縣5個區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綁的18人，被剝光衣服的80人，每個人都受多種體罰。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褲兜裡，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常熟縣還發生了割掉被斗婦女乳頭的事情。蘇南各縣（市）土改期間召開村或聯合村鬥爭會16841次，鄉以上鬥爭會13609次，鬥爭人數達28234人。蘇南區土改期間，僅鬥爭會上就打死了幾十人，並造成293人自殺。
西北局因為有1947年土改過火的教訓，加上西北地區不少地方沒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較謹慎。這時也出現了幾乎相同的情況。平利縣四區雙河鄉對地主、富農、中農以及工商業者40餘戶進行了全面清算和罰沒，連茶缸都不放過。長安鄉王曲區鬥爭地主富農，打、跪、拔鬍子、脫衣服已成習慣。據渭南縣九區一市統計，土改幹部亂施刑罰，疲勞審訊逼供，逼死地主7人，普通農民15人，富農、小商販、幹部及小土地經營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鎮安縣分了富農的土地，竹林管區徵收了半地主式富農的自耕地。石泉縣7個鄉斗了43名舊保甲人員，並把他們和地主集中起來強制勞動。南鄭58個鄉，半數地主成分者被打，自殺了96人。安康縣懲治地主661人，管制357人，自殺82人。紫陽縣一度將地主幾乎全部管制起來。
和華東、西北相比，中南局明顯走得更遠。它一上來就明確提出：此前的土改試點地區普遍因為防左、糾左太多而存在著「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嚴重的「夾生飯」現象，因此必須讓幹部瞭解，土改不是單純分田和得到經濟果實，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後的農村真正成為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鄉村」。為此，不能束手束腳，「不要過早和過分地強調防左」，不要讓群眾感覺規矩太多，對真正群眾大動起來發生的過火行為，不應潑冷水。總之，要搞「鬥爭土改」，「放手發動群眾，掀起一個大規模的農民反封建的革命運動」。
由於公開強調要敢於放手，並尖銳地提出了反對「和平分田」，中南各省黨政部門層層貫徹，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腳的基層土改幹部，尤其是軍隊和農民出身的土改幹部，自然容易變得十分激進。湖北潛江重點鄉李家大臺、紫月兩村，共413戶，工作隊進駐後，硬是劃了64戶地主，69戶富農，地富合計佔總戶數32.2%。他們還將這幾十家所謂的地主（其中多戶實為富農）掃地出門，迫使其全家外出討飯求生。其他的富農（實為中農和貧農）亦多被剝奪財產，只是沒有被逐出家門而已。漢川縣土改工作團亦大張旗鼓地鬥地主、打惡霸，全縣土改、鎮反先後殺了數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簡單激烈，導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緒，許多並無多少劣跡的地主富農，甚至一般農民，紛紛自殺。十一區3個多月有37人自殺身亡，三區亦在同樣時間裏自殺了31人，且多為女性。
中原各地陸續開始土改之際，四川省尚處在退押反霸鬥爭中。雙流縣1951年初的兩個月就槍斃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懼被斗、被逼而選擇自殺。郫縣頭兩個多月槍斃了562人，222人以自殺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財，寧願全家自殺也決不肯拱手交出財產。雙流縣自殺的141人當中，舍命不舍財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隨著土改開始，一些幹部更習慣性地把上級號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為一個「打」字，「因而在鬥爭中產生放任、暗示和組織打人的情況」。「有的還帶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陽奉陰違，報喜不報憂，在賠罰、鎮反、劃成分等各個環節上交待政策、分別對待不夠。有的地方經領導上具體指出來的問題，亦未實際的去做，因而在各個環節上死了一些人，結果大多報為畏罪自殺。」營山縣30%的村子發生了吊打和肉刑，全縣被劃地主多達3760戶，其中自殺了261人（總共自殺301人）。榮昌縣七區4個鄉，54個村，共劃地主663戶，3376人。區領導自土改開始，便放手組織亂打亂吊。14村共劃中小地主15戶，打死15人，平均每家一個。土改幹部林成雲在鬥爭大會上甚至用刀割斷了被鬥地主的脖子，眾目睽睽下當場將地主殺死。由於地主成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詞，一些農戶得知被劃為地主後，竟絕望自盡。有地主生怕被鬥，硬被拉到鬥爭會場後，即當場以頭撞柱而死。僅這幾個鄉地主富農就自殺了96人（男39，女57），當場斗死16人（男9，女7）；鬥爭後幾天裡又病死、餓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關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總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
廣東東江惠陽縣潼湖區欣樂鄉土改伊始就亂打亂吊地主，亂挖底財。該區發明瞭20種吊打人的方法來逼底財。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鬥爭地主中實行吊、打、綁、埋（埋至頸）、關5種辦法，還動用火刑，強迫農民簽名參加吊打，否則不分果實。惠陽縣因此自殺了199人。僅5－8月間，北江地區就造成614人自殺。潮汕專區則造成755人自殺。興梅專區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202人。全省5－8月連打死帶自殺，共死亡4000人左右。東江地區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開始的幾個月時間裏就鬥爭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農成份者1047人，鎮壓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絕望和恐懼自行了斷生命。
對於已經如此激烈的土改運動，中南局仍批評土改太和平了。經中共中央同意，陶鑄等被調到廣東，撤換了「在農民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的華南分局領導人方方，並從各地補派了1000名土改幹部。新一輪土改從1952年春夏開始，幾個月時間就造成了更大範圍的傷害。大批過去多少受到保護的華僑被打成地主、富農，許多人被剝奪了財產。惠陽潼湖區欣樂鄉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煙、灌水，用木棍自胸至腹碾出大便。博羅有用小蛇、大螞蟻裝進地主褲襠，還有吊乳頭、燻煙火、坐水牢、睡勒床、點天燈、假槍斃等刑訊方法。東莞290人自殺，230人是地主成分。僅恩平一縣，在這一輪土改中因重劃階級就多劃了地主1039戶，按政策標準等於錯劃了將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錯斗1173戶，2179人，錯捕了486戶，553人，被吊打138戶，278人，因錯打、錯捕、錯斗、錯管制致死122戶，236人，錯戴帽子213戶，401人，並導致830人自殺，其中地主達570人，富農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殺。另據華南分局通報，從2月3日至3月6日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裏，因為殘酷吊打，一度竟造成805人自殺的慘劇，全區這段時間先後自殺了1165人。在這一階段土改運動期間，廣東全省農村不算被鎮壓的，光是自殺就死了17000人之多。
類似的情況在各地檔案中有太多的記載，僅此即不難看出，1950年，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以後開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區的土改運動中，過度暴力和對富農的嚴重傷害，絕不是偶發的和個別的。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針對地主富農的這種打擊越多，中共基層黨政部門看到的來自地主富農分子的敵意、反抗和報復也就越加明顯和激烈。這種情況反過來也就越發促使中共多數地方領導人高度警覺，絕不相信地富喪失了財產和地位，就應該給其與一般人一樣的待遇，而中共地方實際工作部門的意見，又足以改變中共中央的看法。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鑒於各地土改走向尾聲，開始從恢復經濟和統戰關係的角度，考慮對多數已經接受了現狀的地主適當採取羈糜政策，並據此發出了一個關於土改後安置地主就業的指示。要求各級幹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區，勸說農民「主動地向那些表示服從的地主和緩一下」，「以便爭取多數地主參加勞動，耕種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維持自己的生活。對於地主階級中的知識份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從事教書或其他職業者，應允許他們從事其他職業，或分配教書工作給他們。對於確實沒有農業勞動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許他們作生意。」要讓他們瞭解：「他們的底財，可以允許他們挖出來，投資生產，不再沒收。他們以後生產所得，不論多少，均不再沒收。」只對那些有勞動力，能從事農業勞動，又無其他職業者，應強制他們勞動，不允許他們游手好閑以討飯為生。對於那些繼續頑抗的地主，除應繼續鬥爭外，「亦可把他們編成勞役隊強迫他們勞動」。
這一指示沒有得到各地的擁護和響應。相反，各中央局對向地主表示緩和的作法多不贊成。他們深信遭到土改嚴酷打擊的地主分子，絕不會安分守己，多半都會懷恨破壞或反攻倒算。華東局因此提出了一個與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稱：「在土地分配已經完成的地區，為了防止地主反攻復辟、竊取農民的鬥爭果實，繼續壓迫農民，必須對他們提高警惕，並嚴格地進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痺懈怠。」「在對地主管制期間，應強迫他們參加勞動和經常對他們進行政治教育同時併進。鄉人民政府和鄉農民協會，應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訓話，檢查其勞動改造及遵行管制規定的情形。」只有「對確實長期安分守法積極勞動並較一般地主表現為好的個別地主」，可以「酌情縮短其管制期限」。對於華東局的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贊同，並轉發各地參考執行。
來自地方上的這種報告看多了，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變過來了。只過了將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變了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並且開始修正原定地主勞動滿5年、富農不剝削滿3年就可以給他們公民權的決定，強調對地富恢復公民權利問題，「根據各地區不少地富的破壞活動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為看，目前似不宜做統一的明文規定」，只可個別試點。毛澤東後來甚至根本反對輕易給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說：「過去規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現在看來，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劉少奇解釋說：因為蘇聯過去是把地富都驅逐了，而我們沒有這樣做，還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線劃不清會很危險。
中共土改對地主富農簡單一刀切的做法，並不純粹來自於意識形態，它很大程度上與中共的現實考慮相關聯。中共早期的農村政策，只把矛頭對準土豪劣紳和大地主階級，並不主張反對小地主。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國主義、軍閥和大地主的壓迫，故相信從統一戰線的角度應當聯合小地主，共同反對土豪劣紳和大地主階級。1927年中共明確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針，宣布「無代價地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時，仍公開承諾「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對小地主的這一政策改變了，因為要發動農民跟隨共產黨，必須給農民好處，而中國南方許多地方沒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開刀，因此就再不提區別大小地主的事情了。
抗戰期間，中共因為放棄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減租減息和三三制，有了許多開明士紳的統戰對象。因此，當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就又一次突出強調其區別的問題。《五四指示》中就明確提出了「對待中小地主的態度應與對待大地主、豪紳、惡霸的態度有所區別」的具體辦法。1947年2月1日，毛澤東也重申了這一政策，要求「對於一般的富農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後，應有適當的出於群眾願意的照顧」。但這一政策因無法滿足眾多無地少地農民的願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後實際上被負責土改工作的劉少奇放棄了。從1947年10月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到1950年6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區別大小地主的提法和政策。
補白：老先生朱某，有一手好毛筆字，常有大、小隊幹部請其寫標語。老先生來者不拒，分文不取。文革中，老先生也光榮地受到了衝擊，在交代了曾傳授過孔孟之道，打過學生手心後，也就罷了。不過老先生從此更加小心翼翼，謹慎做人了。
一造反派小頭目要老先生為一改造低產田工地寫一標語牌，內容是「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低產變高產」。先生欣然為之，小頭目在一旁看著。不知是由於緊張還是大意，先生竟寫下「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高產變低產」。老先生驚出一身冷汗。小頭目說：「沒事，我藏起來，不讓人知道，你重寫。」老先生千謝萬謝，重寫一幅。以後，每逢該小頭目想要打牙祭，就對老先生說：「你別怕，那東西我藏著呢。」老先生即稱肉打酒，招待一番。 海安
斗屍記 作者 尹曙生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通報，批評青海省湟中縣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四清工作組違法亂紀，組織群眾對已經畏罪自殺的黨支部書記馬××的屍體進行批鬥，造成了極大的恐怖氣氛，引起群眾反感，影響到四清工作的進行。
當時我在青海省湟中縣四清工作總團多吧分團政法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秘書答國棟的電話通知，說西北局政法組組長張之軒要到西寧來瞭解湟中縣批鬥屍體的事，要我迅速去調查，寫一個詳細的書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接到指示，我不敢怠慢，騎著自行車來到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用三天兩晚，將全部情況瞭解清楚。
新莊大隊共有1900多人。大躍進期間，一些大小隊幹部作風十分惡劣，打罵欺壓群眾，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隊餓死500多人，有6戶人家死絕（5戶地富，1戶中農），干群關係十分緊張。四清工作組進村前，民兵連長和一個生產隊長自知問題嚴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組共7人。組長仲××，是湟原縣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隊員6人，其中3人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一位女生），都不是青海人。其他3位，一位是該公社的路姓秘書，一位是姓方的農林廳幹部，一位是駐軍部隊的瀋排長。
工作組進村後，通過一個多月訪貧問苦、扎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階級隊伍，多數四不清幹部在刑訊逼供批鬥下低頭認罪，願意退賠貪污受賄、多吃多佔的糧食和錢財（實際是空頭支票，根本退賠不出來），唯有支部書記馬××被批鬥了十幾次，始終不認罪。為了鍛練3個大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仲組長下令，把馬××交給他們，要他們想辦法攻下這個頑固堡壘，並明確表示，不管使用什麼手段，只要能使他低頭認罪就行。「如果你們攻不下這個堡壘，就說明你們無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時可以動武。你們自己如果不願意親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協助。」
可是這3個大學生怎麼也下不了手，磨破嘴皮，馬××就是不認罪。堡壘攻不破，大學生們束手無策。仲組長嚴厲批評他們思想右傾，他要親自示範給他們看。馬××被叫來。馬辯解說：「我有錯，但是沒有罪。刮共產風，扒房子，沒收社員家裡的東西，反瞞產私分，搜社員家糧食，把社員家裡鍋碗盆杓拿走，強迫吃食堂，都是根據縣委部署，在公社幹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隊餓死那麼多人，我心裏也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糧食被國家調走了。1960年我們大隊有3個生產隊連種子都沒有，地也沒有種，哪有糧食給社員吃？食堂只好停夥。餓死人主要在那時。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發放救濟糧，可是公社書記叫我到社員家搜，說一定能搜到糧食。我們搜了十幾家，一粒糧食也沒搜到，然後就不搜了，公社書記還罵我無能，要打我的右傾。多吃多佔我確實有，作為共產黨員，是很不應該的，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現，可是不這麼幹，我家裡人也要餓死。」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仲組長走上前去，斥責道：「你貪污盜竊還有理！」說著狠狠抽他兩個耳光，踢了他一腳，將他踹倒在地。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仲組長又叫民兵把他反捆起來，拉到外面罰跪5小時後才讓他回家。
3個大學生目睹了仲組長的厲害，可馬××仍然沒有認罪。仲組長想，看來要攻破這個堡壘，只能藉助那些受到過他迫害的群眾了。
1964年11月19日，工作組在大隊部召開全體社員大會，進行憶苦思甜。社員自帶小板凳坐著，地富反壞分子跪在一邊，四不清幹部站在另一邊，工作組成員面對群眾，圍繞一張大桌子坐在長板凳上。這是仲組長設計的場面。
工作組事先確定了6個訴苦社員。已有3位社員訴說解放前受馬步芳家族剝削、壓迫的苦，但是台下社員反映平淡，沒有共鳴。接著，一位叫韓有祿的社員上去訴苦，說1948 年他才15歲，被馬步芳軍隊抓去當壯丁，他不願意，被捆綁吊打，吃盡苦頭。1949年春天在蘭州和解放軍打仗，腿上中了三顆子彈，被俘虜。是解放軍治好了他的腿，還發了路費讓他回家……
韓有祿還沒有訴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員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打斷他的話：「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馬匪捆去當兵，差一點被解放軍打死，那算什麼苦？你下去，聽我訴！」社員對前面幾個人的訴苦不感興趣，聽李秀英這麼一說，跟著起鬨：「對，你下去，讓李秀英訴苦，她家苦大仇深。」
李秀英不是工作組指定的訴苦人。出現這個場面，工作組員一時不知如何辦，怕她訴錯了苦。他們都看著仲組長，等他表態。仲組長也感到今天的訴苦會效果不理想，沒有把群眾情緒調動起來，於是揮揮手說：「好！李秀英，你訴吧。」
李秀英說：「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餓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餓死在水利工地，屍體也沒見著。公公婆婆得浮腫病，臥床不起，不能下地勞動。馬書記說不勞動就不給飯吃，結果3天就餓死了。我和女兒拖著浮腫的腿去拚命幹活，一天才給二個糠饃，一碗像水一樣的拌湯。記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實在是餓急了，想到大隊食堂偷饃吃。走到食堂，隔著窗戶看到馬書記和幾個幹部正在吃烙饃，還有炒雞蛋。我聞到香味，心想，無論如何也要偷個饃回去讓我女兒嚐嚐。她已經20歲了，一年多沒有來月經，乳房乾癟，像個男娃。我死了不要緊，要讓她活下去，不然將來誰給我們上墳？我看到炊事員離開伙房，去給大隊幹部上菜，就趕緊溜進去。我看見鍋裡有一個大饃，足有半斤重。我拿起來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剛走到門外，看見馬書記出門解小便。我一慌，絆了一跤，跌倒在地。馬書記問誰。我說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饃揣進破棉襖裡。馬書記走到我跟前問，你來幹什麼？我說我餓了，想討點吃的。這時炊事員在伙房喊：誰把大饃偷去了？馬書記問我，是你偷的吧？跟我來。我跟他走進炊事員的住房。馬書記把門關上，對我說，大饃就在藏在你棉襖裡，你把棉襖給我脫下來！我馬上跪下，給他磕頭求饒，對他說，馬書記，放了我吧，我和女兒一年多沒有吃過大饃。馬書記說，要吃大饃可以，把你那尕丫頭叫來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讓她帶一個更大的饃給你。我說我那尕丫頭腿腳都浮腫，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你就饒了她吧。如果你不滿意，我願意陪你睡覺。馬書記說，你把衣服脫下讓我看看。我站起來，把大饃拿出來，解開破棉襖和裡面破褂子紐扣，敞開胸膛讓他看。馬書記問，你的奶子呢？我說吃不飽飯，癟啦！我尕丫頭和我一樣。馬書記又叫我把褲子脫下來讓他看。我照辦了。他上、下打量一會，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兒跟我差不多，放棄姦污我母女的企圖，用穿著大頭皮鞋的腳踢了我一下，罵道：滾！誰稀罕你的臭屄。我連滾帶爬回到家。女兒見我那狼狽不堪的樣子，說媽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聽，沒偷到東西，還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塊烙饃沒有帶回來，放聲大哭起來。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說到這，她走到馬××跟前，指著他的鼻子問：「馬書記，我沒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餓得不像樣子，那天晚上你能放過我嗎？我們全大隊多少女人被你搞過，你說說！」
李秀英邊說邊哭，全場不少社員跟著她哭。馬××低著頭，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發抖。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站起來走到馬××跟前，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拉到會場中心，罰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喲」一聲，終於跪下了。仲組長站起來說，大家可以對他批鬥，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見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罵也不踢，而是看著他。過了幾分鐘，她突然蹲下身，手伸進馬××的腰間，雙手使勁一拽，將他褲腰帶拽斷，右手伸進馬××褲襠裡，並大聲罵道：「我要看看你的騷毬咋就那麼壞！」話音剛落，馬××慘叫一聲，歪倒在地。後來法醫進行屍體檢驗時發現，馬××的睪丸碎了，無疑是李秀英在訴苦會上捏的。
這時仲組長命令工作隊員將李秀英拉下去。參加會議的社員有人帶頭喊口號「打倒馬××！」有人上來繼續控訴馬××，說他裝蒜，命令他跪起來，不准躺在地上，並用腳踢他。仲組長終於意識到，如果不停止開會，馬××有被當場打死的可能。於是他站起來說：「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明天下午繼續開。」又故意提告嗓門對馬×× 說：「馬××，你聽著，回家後好好準備，明天徹底向貧下中農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徹底向群眾交代清楚了，求得群眾諒解，才有出路。」
群眾散了，工作組員走了，馬××卻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仲組長叫一位社員通知馬的家人，將他攙回去。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員早起出去挑水，發現馬××吊死在昨天開會會場旁邊上的一棵榆樹上。憤怒的群眾並不因為馬××自殺而善罷甘休，要求繼續對他進行批鬥。尤其是那些餓死人的家庭，批鬥馬的要求更強烈。他們找工作組說，如果不答應，以後就不參加任何會議。
仲組長召開工作組員開會，討論如何辦。3個大學生堅決反對斗屍體，軍人和農林廳幹部不表態，只有公社秘書贊成。仲組長說：「如果我們不答應群眾的要求，就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下一階段對敵鬥爭就很難開展。再說，馬××確實是混進黨內的壞人，全大隊餓死那麼多人，他要負主要責任。他生活腐化墮落，亂搞女人。這樣的人死了活該，不值得同情。我們要堅定地站在貧下中農一邊，這可是階級感情問題啊！」
但是屍體該如何批鬥呢？仲組長說：「開會時我們工作組派兩個人把屍體扶起來站著，讓社員批鬥。誰願意扶屍體？」誰也不說話。仲組長說：「小瀋、小路，你們兩個人負責扶屍體。」仲組長知道那3個大學生是肯定不會幹的，只好叫他們倆。
瀋排長不願意，但是他不直接說，而是找藉口拒絕：「現在階級鬥爭這樣尖銳複雜，要防止敵人狗急跳牆，報復我們。工作組只有我一個人有槍，我要保證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讓我扶屍體不合適。」小路接著說：「要工作組的人扶屍體不太好。斗屍體是群眾要求的，應當由他們選兩個年輕人來幹這件事。」3個大學生隨聲附和。仲組長改變主意，決定選兩個苦大仇深的群眾來干。
人選好了。仲組長找他們談話，說明幹這件事的重大意義，並告訴他們，每人發1瓶白酒，開會前喝，以便壯膽。開會那天，會場戒備森嚴，派民兵把守，不准隨意中途退場。儘管是群眾要求批鬥屍體的，但是真正開批鬥大會時，許多人卻找藉口不來。工作組派人催了好幾次，有些人仍然沒有來，來的人也都盡量坐在後面。
隨著仲組長「把死不改悔的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反革命分子馬××拖出來批鬥」一聲令下，兩個年輕社員從羊圈裡把馬××屍體拖了出來（馬死後屍體一直放在大隊羊圈裡），花一分鐘時間將屍體扶起站立。絕大多數社員不敢正面看，低著頭，有的用眼睛掃視一下，馬上離開。有的社員悄悄站起來，弓著腰，想溜走，被民兵擋回。兩個喝過酒、臉色通紅的扶屍體的人，一邊一個站著，抓住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頭扭向一邊，不敢正面看馬××的尊容。工作組唯一的女大學生，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不敢看屍體。
屍體批鬥會原計畫開一個小時，4人發言，每人15分鐘。可前面兩個發言人，每人只用了5分鐘，而且站得離屍體比較遠，不敢看屍體，而是對著群眾講話。第三個人上去批判時，剛開口講話，扶屍體的人失去平衡，兩人都摔倒了，屍體還壓在右邊那個人身上。只聽一聲慘叫「救命啊」，兩個人爬起來拔腿就跑。整個會場立即像炸了鍋一樣，社員群眾都驚叫著奮不顧身逃離會場。有幾個民兵試圖阻攔，被推倒在地。仲組長站起來大聲喊道：「大家不要走，肅靜！」可是誰也不聽他的，只幾分鐘，會場上只剩下跪著的四類分子和站在一邊的四不清幹部。批鬥會在混亂中收場。
兩個扶屍體的社員由於驚嚇，當晚發燒，被送到公社衛生院治療。回家後精神恍惚，半個月後才恢復正常。我在調查時曾單獨問他們為什麼願意扶屍體，為什麼倒了，為什麼害怕。他倆說：他們根本就不願意幹這件事，家裡人更不同意他們干，可是群眾選他們，仲組長找他們談話，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沒辦法，是硬著頭皮幹這件事。由於多年沒有白酒供應，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頭重腳輕，站立不穩，加上害怕，手腳抖擻，所以就倒下了。聽老人說，人死了不安靜就會詐屍，所以倒下後，害怕極了，趕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濕透了，然後受涼發燒。
從當天夜晚起，再沒有人敢從批鬥屍體的場地經過。晚上社員家早早關門閉戶，工作組通知開會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頓狀態。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筆者調查時，沒有見到她。
馬××死時43歲，祖輩都是雇農出身。他從15歲開始就給化隆縣的一個大地主家當沙娃（淘金沙的工人）、當長工。1948年被馬步芳部隊抓去當兵，忍受不了軍官打罵，兩個月不到就逃到果洛一個佛教寺廟打雜。青海解放後，馬回到家鄉，積極參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份子，1952年入黨（新莊大隊最早發展的三個黨員之一），先後擔任過互助組長，初級農業社副社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副大隊長。他沒有歷史問題，是當時共產黨農村工作的依靠對象。
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失敗，工農業生產逐步恢復，大家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過去幾年噩夢一樣的日子是怎麼發生的？由於長期推行左傾路線，從農業合作化開始，農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惡勢力。許多基層幹部逐漸蛻變為農村新的惡霸，在上級政權和政法部門的支持下，多吃多佔，為非作歹，欺壓百姓，逼死人命，有的甚至比舊社會的地主、惡霸還要壞。這幫人是中共農村工作的積極份子，沒有他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是搞不起來的。現在出了這麼大亂子，死了這麼多人，群眾非常憤恨，以至於在四清運動中老百姓斗這些農村幹部就像土改時鬥地主一樣。
為了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當時工作組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在開展這項活動中，幾乎每一個工作組都遇到同一個難題：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為了做好準備，有時工作隊員事先要教社員如何憶苦思甜。可是他們一走上前臺，說著說著就聯繫到大躍進，幹部是如何打他們的，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許多幹部恐慌絕望，只好自殺。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該縣在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幹部自殺，包括16名脫產幹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13個縣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1700多名幹部自殺，其中縣、社幹部45人。
筆者參加了四清運動的全過程，從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運動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撤銷四清工作團結束。筆者看到，當時青海省農村的實際狀況是：雖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得到遏制，但是農民人均口糧只有200斤（原糧），普遍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家家戶戶一貧如洗，不少人家牆倒屋塌，難避風雨，連鐵鍋和切菜刀都沒有，只能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十幾歲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沒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門。
四清工作隊員沒有下鄉之前，不知道農村實際狀況，下去後才知道農民實在太窮了，農村生活實在太苦了。工作隊要求每個隊員必須執行八條紀律，比如工作隊員不准帶吃的、喝的，不准下館子，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違者一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同住、同勞動問題不大，同吃就意味著挨餓和得浮腫病。在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省委書記、省長王昭以身作則，住在一戶叫劉維金的貧苦農民家裡。兩間破屋不能遮風雨，還是工作隊出錢維修了一下，勉強住進。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開水，中午吃的是發了霉的青稞麵饃（缺燃料，蒸一次饃吃十天半月），晚上是乾菜泡後用水煮，然後撒一些雜麵，成了雜麵糊，調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衛人員怕他吃不消，想單獨給他弄點吃的，他堅決拒絕，結果一個月不到，得了浮腫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醫院治療。這一期四清運動中，先後有幾十名隊員得了浮腫病。有的隊員實在餓極了，偷著吃餅乾，怕被人發現，夜裡藏在被窩裡吃，有的隊員偷著到平安鎮下館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發現就倒霉了。在300多名工作隊員中，有7個人因違反紀律被雙開，還有一位因經常挨餓，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導致胃擴張，又未得及時治療，被撐死。
補白：1969年冬和平公社召開清理階級隊伍動員大會，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彭學良發表演說：「我們不但要抓面上的階級敵人，還要清查暗藏的階級敵人。我們縣就藏有國民黨的特務。昨晚我在收音機裡聽到臺灣播出的消息，我們奉節兩派武鬥的事臺灣就一清二楚。這足以說明我們這裡有國民黨特務在給他們提供情報……」
彭學良的演說還沒發表完，下面就響起了呼喊聲：「彭學良偷聽敵臺，是現行反革命，罪大惡極！」動員會立即變成了鬥爭會。
文革初，奉節有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喊的口號是「保衛革委會」，因而叫「保派」。另一派喊的口號是「砸爛偽革委」，稱「砸派」。兩派勢不兩立。彭學良系砸派頭目，被整下臺的保派當然不甘心。這次抓到了彭學良的尾巴，自然不會鬆手，對其狠批狠鬥，既觸及靈魂又觸及皮肉。區公安特派員原屬保派，聽到報告後說，彭學良不僅偷聽敵臺，更嚴重的是當眾擴散敵人宣傳內容，實屬現行反革命罪犯，主張扭送縣司法機關，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但彭學良得到縣裡掌權的砸派朋友保護，只給以撤職交群眾批鬥了事。但他那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結束。 陳宗培
五字勾魂 作者 楊傑
王緒祥是我的同學。小學時我們同在保山縣一小，我一班，他二班。中學時我們同在保山一中，他86班，我87班。緒祥身材高大，比我整整大一號，勞動課上一個頂仨。他還一直是學習標兵，成績優異。這樣品學兼優的學生，打著燈籠也難找。老師們都很器重他，同學們都尊重和信服他。
王緒祥的父親是上海人，多年前定居保山，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縫，家庭成分是工商業兼資本家。1966年夏，血統論的狂風迅速從北京吹到邊地保山。王緒祥的入團理想破滅了，進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的紅衛兵代表身份也沒他的份，紅五類同學還逼迫他背叛自己的家庭。
他不僅連見都沒有見過自己的「資本家」爺爺，更沒有從他那裡得到過任何好處，憑什麼要為爺爺揹黑鍋還債？他想向尊敬的老師訴說委曲，可這時老師們也都面臨著被批鬥的局面，個個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我們校園裡有個儲水池。那幾天工人在水池邊堆了一堆石灰，準備粉刷牆壁。心情極為苦悶的王緒祥吃完飯之後到水池去洗碗，看周圍沒人，拿起一塊石灰，在水池旁邊的水泥路面上寫下「打倒毛主席」五個字，然後離去。
很快有人發現了這條反標，並迅速報告了校領導。公安機關來人偵破，讓每個師生、工友都書寫了「打倒走資派，保衛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了「打倒毛主席」五字。沒費多大周折，王緒祥被捉拿歸案，關進監獄，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去勞改。不久，學校接到公安機關的通知，說王緒祥病死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