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楊蔭榆這位巾幗型君子為鏡子，觀照魯迅這把雜文「匕首」，一邊是「遑恤身家，唯念邦國」，一邊是「玷辱士林，姦惡小人」，真與假、善與惡、好與壞、正與邪之道德是非、高下當即明辨。楊蔭榆死了，背著污名，讓後人不能瞻仰習之；魯迅死了，附體全民，亡靈至今還蹲在活人頭腦裡，華夏身軀載共工鬼魂。
從楊蔭榆看魯迅，是在解密中華民國新文化運動邪變惡化的青紅色檔案。
楊蔭榆1901年17歲，奉父母之命成婚，夫家同為蘇州富家，未婚夫嘴角流著哈喇子，是個弱智者。她卻豪不知情。父母顯然輕信了媒妁之言，卻也因為已經答應，已在成婚進程中，猶如米已下鍋，只好委屈女兒了。但楊蔭榆卻當即拒婚返回娘家，不承認這樁婚事，最終婚事告吹。楊蔭榆反包辦婚姻，現場逃婚、拒婚，可謂中國反包辦婚姻最勇敢、最前衛的新女性，前無古人，理由正大且充分：婚姻絕非兒戲，父母不能騙兒女，也不能草率嫁女兒。拒婚後楊蔭榆還是可以成婚嫁人的，因為她並沒有真正嫁出去。但她以獨身給父母養育之恩買了單。
再來看魯迅。1906年25歲，還不叫魯迅的周樹人，在並沒有被宋江手下的朱貴用蒙汗藥麻翻的情況下，跟母親滿意而他不滿意的小腳女人朱安成婚，在紹興人眾目睽睽下，走過敲鑼打鼓的婚禮成了親。數日之後他又去日本，直到1909年。這次回國周樹人就沒出國了，在杭州、紹興教書。1912年他去北京教育部工作和教書，1918年以筆名魯迅成名後，把母親和朱安接到北京居住，雖拒絕了朱安讓他納妾的建議，卻讓叫朱安師娘的學生許廣平做情人，並在1927年帶許廣平南下同居。魯迅讓朱安一直守活寡，直到他1936年死，居然還怒其不爭。
從楊蔭榆看魯迅，明顯可見魯迅的萎縮人格。楊蔭榆17歲時就是個大女人了。而魯迅直到55歲死之際，心靈上還是個小男人，仰仗夫權、欺軟怕硬的陰毒。對照楊蔭榆看魯迅，魯迅真不是個玩藝。今日共工中國，稍微理智的女人都不會選擇魯迅做丈夫。讓朱安守活寡，這並非唯一選擇，魯迅也是可以獨身的，像楊蔭榆那樣換種光彩的活法，康德就是這樣活的。但魯迅沒法這樣，因為他有病缺德帶冒煙，並且把缺德當成革命來推崇和傳播：他罵禮教吃人，他卻吃朱安。魯迅之所以比楊蔭榆人格萎縮，是因為他缺少楊蔭榆對禮教的尊重和愛心。
楊蔭榆17歲之前，受以母親為榜樣的大家主婦的儒家禮教教育，人性無變異。她抗婚只反母親輕信媒妁之言，並無魯迅邪看禮教的毒眼。她看到的是：大家庭的女人如果不懂現代文明，就會像她母親那樣害了女兒。於是這之後，她讀了17年書，系統學習西方現代文明知識，自然的、社會的，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全套實證數理知識，10年大學的專業就是如何教書育人，最高文憑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不只是會讀書，還有社會活動能力，擔任過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留美中國教育會會長。楊蔭榆從0歲到38歲，按部就班接受禮教傳統教育和日本、美國現代文明教育，集華夏禮教義理、日本女性禮儀、美國女人知識於一身。她從事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傳承華夏女人守衛家庭總理（主婦賢妻良母）的技藝，同時具有中華民國女性國民的現代意識。她就任北京女師大校長，旨在培育中華民國的大家閨秀懂科學和哲學等兼備家政知識，做說話溫婉柔順的東方現代的正統女性：具有現代知識的中華國民，支持男人做合格的國家公民，自己在家庭做賢妻良母。這是中國自古就有的「男主外（總統社會事務），女主內（總理家庭事務）」的中華共和制家庭的女人角色。全球也都有這個共識，只是沒有中國明確。她曾經在兩次留學期間，在杭州和北京等地的中專、大學任教5年，擔任教務主任、學監，認真質樸，深受學生愛戴。就這樣一位合格的大學校長被魯迅煽動學生驅趕。但她並沒有被魯迅帶出仇恨，回江蘇依然愛心育人，1930年代中期，還創辦私立學校「二樂女子學術研究社」。她因為反對學校開除一位喜歡別出心裁的被叫「怪物」的學生而辭職，呈現正統老師對學生的「誠和愛」。
魯迅卻沒有誠和愛，儘管他在就讀紹興著名私塾三味書屋六年也確實想做個誠信的人。但他在跟楊蔭榆同樣17歲的時候，進入中專學堂三年學習西方知識，中邪似的沈迷進化論：信仰「適者生存」的生物學。在楊蔭榆為完善中華禮教而學習西方數理生化知識的1901年，魯迅20歲，畢業，帶著中國人種不行的思維定勢和清朝的公費去日本留學7年，跟楊蔭榆和秋瑾留學日本不同，如同《圍城》裡的方鴻漸，學習現代醫學只一年就退學閑逛，無心就學而醉心於改造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1905年日本頒布「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 陳天華悲憤蹈海自殺，宋教仁、秋瑾等以集體回國形式抗議，魯迅堅決反對，被秋瑾拔劍怒斥「投降滿虜，賣友求榮」。三年後魯迅也加入光復會，卻從無「光復漢族」和「以身許國」的志向，從他回國在杭州、紹興搞校園思想革命，在北京搞新文化運動，一直走反華夏正統的邪道，傳播其《狂人日記》、《阿Q正傳》作品中宣揚的「禮教吃人」的邪說。在陳獨秀和胡適主張民主和科學的現代化正路上，魯迅走邪路鼓吹「拿來主義」，潛台詞就是：中國文化不行了，必須換外國人的魂。他先企望換日本文化，後轉向蘇俄文化，帶著情婦許廣平，以《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等演講，而香港傳播讓中華文化死，做日俄人的行屍走肉的歪理。為此他在上海「半租界」左擁日本人，右抱蘇聯人，以雜文假話、髒話謾罵所有「愛我華夏」的正人君子——梁實秋、林語堂、胡適等，充滿仇恨，夜以繼日地煽動中國市民反西周魯禮傳承下來的儒教，連帶反道教、佛教，毒害學生難以計數。
楊蔭榆是個中國禮教培育的健康女人的典範，巾幗不讓鬚眉（君子）。其實朱安除了清朝強加給女人的小腳「病足」，心靈也非常健康：敬天知命，並不因為她被守活寡，就咒罵魯迅，真正溫婉柔順，缺見識卻並不缺德。缺德病態的是魯迅，邪毒地用皇權變異的禮教夫權讓朱安守活寡，卻辱罵楊蔭榆是「寡婦辦學」，是「萎縮」的家長，企望學生「眼光呆滯，面肌固定，在學校……陰森的家庭裡屏息而行」。這跟毛澤東不抗日卻在抗戰勝利之際誣蔑浴血奮戰的蔣介石「摘桃子」，跟修「假惡鬥」邪法的共產黨辱罵修「真善忍」的法輪功是邪教如出一轍。在1925年過了85年的今天，回首楊蔭榆被魯迅煽動學生驅趕的往事，用魯迅的思維看楊蔭榆，我們真要「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用禮教慧眼看根本不是如此。楊蔭榆受過美國人權憲政的教育，沒有起訴魯迅誹謗，不是不爭，而是不屑。她遵循高潔君子不與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小人一般見識的中國禮教正統。
楊蔭榆巾幗型君子的魅力卻在抗日戰爭中顯露：日寇要她出任偽職，她嚴辭拒絕；日軍在蘇州燒殺姦淫，她幾次以日語斥責日本軍官；她的家成了街坊鄰居躲日軍搶「花姑娘「的婦女的「收容所」。如此威武不屈的情操，「慷慨孤懷，顛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國」，並非所謂國難之際的覺醒。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在國難中，卻下令八路軍、新四軍只用一分力氣偽裝抗日，坐視百姓受日軍蹂躪。不覺醒的表象下面是：遠古傳說中的共工亡靈從西方回來復仇了。中華民族的不幸，猶如楊蔭榆、朱安的不幸是魯迅的幸福，能給中共幸福感受。楊蔭榆為何能夠不懼日軍的野蠻挺身而出？因為中國人善性固有的仁愛本能，由於遵守禮教獨身傳統，不修道卻在「天地人」的道中理性升華，故而敢以人言斥責獸行。
看楊蔭榆，包括胡適、梁實秋、林語堂，都沒有魯迅所謂的國民劣根性。許壽裳所說中國人最缺乏「誠和愛」與「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魯迅所謂「阿Q型主奴兩重性和精神勝利法」，祥林嫂型「不幸也不爭」，閨土型對生活苦難麻木不仁和缺乏靈性的體悟，豆腐西施的咋咋呼呼，的確在小人中的邪惡者、愚昧者身上有，但並不是中國人都有。楊蔭榆，包括胡適、梁實秋、林語堂們就沒有。由此可知，所謂改造國民劣根性，說白了就是釋放中國禮教淨瓶中的小人邪氣：就女人方面而言就是培育革命女生：莎菲似地跟男性闖社會和抽煙喝酒。小人首先需要禮教啟智益善，化掉無知、少知的愚昧，還須以法制遏制邪氣惡性。
中華禮教正統的弱點：清高自許，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之隱忍修養，客觀上縱容流氓行邪作惡。在中華民國君子與小人平均權力之際，皇朝禮法制度下的法制理應及時轉型：先君子禮讓退避三舍，後公民起訴城濮一戰。可嘆中華民國禮法制度轉型慢了。男人梁實秋、女人楊蔭榆，走君子正道沒錯，失誤在於：沒有轉型成為現代狄仁傑和包拯，以至於魯迅能以名師身份害人。當小人公然反儒，以「革命」美化流氓時，君子修忍把澄清真相交給歷史，這就注定高風亮節在中華民國，難逃不周山下紅旗亂的魔難：毛魔周鬼禍害中華！毛澤東和周恩來、周樹人，清朝末年和民國早期改革開放新時代的現代男人中的魔鬼。阿Q是魯迅的自我寫照。小人儒魯迅、郭沫若應對包辦婚姻，跟阿Q受趙舉人欺負逃跑，卻轉過來調戲小尼姑似的玩弄被包辦的妻子。魯迅、郭沫若實乃有文化的阿Q。
改造國民劣根性，具體就是先左翼人士、後地下黨員煽動的北京驅楊學潮中的許廣平們、全國反蔣運動中的姚依林、朱鎔基們，在中華民國給自由的時代搞非法的地下鬥爭，人性日趨魔性如魯迅；在中共極權運動中，人格日益畏縮如周恩來。魯迅從來就不是硬骨頭，卻報復極強，一個都不寬容。如此魯迅被中共捧為「革命聖人」，其亡靈附體在每個崇敬者身上。中華禮教不吃人，吃人的是魯迅亡靈。通過政治運動，紹興阿Q全民化。今日共工中國的學生被黨組織起來遊行，敢砸家樂福，卻20年來再也沒膽量上街喊自由民主了。阿Q全國化了。
現在清楚了，共產主義來中國其實就是創建極權制度逼君子做小人，教小人做惡：從土改鎮反到反右文革，再到鎮壓六四學生和迫害法輪功，在中國大陸將神州子民改造成為共工部民。禮教容人不容邪惡。舜帝放逐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智慧都在於超越恩怨，擔負起去除邪惡的歷史責任。楊蔭榆沒有起訴魯迅的事情，70多年後的法輪功學員做了：起訴中共前主席江澤民，並帶著慧眼見識勸三退，告訴我們：共產邪靈變中國，三退脫共興華夏。朋友，我們是不是要信、要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