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的歷史觀，確實需要徹底的反思，尤其在這個新的時代
「紀念塔」是貴陽市內一個老地名，現在不但還在使用，而且是幾條大道交叉的繁華之地。但是，有點奇怪的是，今天的貴陽人，來往此地一千遍，都沒有看見半點「紀念塔」的影子，也根本不知道這個地名的來歷，竟然從來沒有想到要打聽打聽：塔在哪兒？紀念誰？
現在為數不多的80歲以上的「老貴陽」卻都知道，這個地名的誕生，是同中華民族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連在一起的——這個路口，確實曾經聳立著一座紀念塔，一座應該永遠屹立的紀念塔！
那就是「國民革命軍102師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抗日戰爭全面展開。貴州的黔軍第二師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102師」，立即參加了「8·13淞滬會戰」，後又參加慘烈的 「徐州會戰」、「南昌會戰」以及三次「長沙會戰」，前後戰死沙場的官兵，竟達兩萬之眾！受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追撫表彰的烈士，就有團長陳蘊瑜、營長曹文傑、兵站長柏憲章等人。
1941年，在第二次長沙會戰勝利後，師長柏輝章在湘北湘陰，為歷次戰役陣亡官兵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貴陽各界人士和陣亡將士親屬為了告慰烈士英靈，紛紛要求在省會貴陽建立一座紀念塔。經102師報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批准，一座刻有102師作戰事跡和烈士姓名的「紀念塔」，1941年底在貴陽市大南門外新華路盡頭動工興建，1942年4月落成。
1952年，這座懷念貴州抗戰烈士的紀念塔，在路面拓寬工程中被拆除，至今沒有復建——儘管每一個貴陽人都熟悉了這個地名！
最近，我回到家鄉貴陽，向一些人問起：既然全國各地都已復建不少舊時代的建築，其中許多遠沒有貴陽紀念塔般的真正歷史價值；既然全國有不少出版物，從歷史書到電視劇，已經開始恢復被掩蓋了幾十年的國民黨軍隊抗日真相，為什麼貴陽市不能復建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紀念塔」呢？我得到的回答是：102師師長是一個被共產黨鎮壓的敵人、一個「反共分子」，所以，政府不能復建這座紀念塔！
我不禁愕然：「敵人」？一個人？那麼，二萬人呢？黨派？那麼，民族呢？政府？那麼，歷史呢？這裡有連串的混亂，巨大的混亂！我不禁想起，前幾天一位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對我說：國人的歷史觀，需要徹底反思！
在此，我且說幾件這幾年的國外見聞，看看能否引起一點反思：
其一，2003年，我在芬蘭開會時，曾參觀首都赫爾辛基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廣場。那廣場被當地百姓戲稱為「福音對律法、智慧對愚蠢」，因為它的四邊分別是大教堂、大法院、赫爾辛基大學、芬蘭政府大廈，可見它的地位，堪比天安門廣場在中國的地位。廣場上只有一座十分顯眼的銅像：高高的基座上，站著一位威風凜凜的統帥。我趨前拼讀基座上的銘文，發現是那位強佔了大片中國領土的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遂忍不住問芬蘭主人：你們為什麼要保留你們的敵人的塑像呢？沙皇不是征服又統治了你們的祖國嗎？
令我驚愕的是主人的驚愕——他們不明白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因為他們認為，「敵人」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不該抹煞的！
芬蘭人「不愛國」嗎？非也！你去看看他們引為自豪的西貝柳斯（我也去看了他那不在市中心的塑像，真是令人難忘），你去聽聽他的《芬蘭頌》（其中的愛國激情之感人，令我明知家裡有那張CD，還要在芬蘭買一張）！
赫爾辛基市內還有一座塑像，同樣對中國人富有教益：在遊人如織的中央公園大門口，聳立著一位文人的銅像。我問是誰，答曰一位瑞典詩人。我問為何不立芬蘭詩人的像，答曰這位是最好的詩人——因為在瑞典統治芬蘭的時代，文學語言不是芬蘭語，而是瑞典語，那麼，寫得最好的，當然是瑞典人了！
其二，去年，我和妻子到德國漢堡開會。那座城市在「二戰」時被英國空軍炸得很慘，主人帶我們去參觀著名的大教堂廢墟。廢墟的地下室陳列著一些照片，顯示出英軍轟炸後漢堡的廢墟和市民的淒慘。然而，就在同一個展室中，還陳列著另一些圖片，顯示的是德國空軍轟炸後英國城市考文垂的廢墟和市民的淒慘！最令人感動的是：大教堂門口用兩根巨大的鐵釘拼成了一個十字架，一根鐵釘取自漢堡的大教堂廢墟，另一根取自考文垂的大教堂廢墟，下邊的銘文不是要人們記住敵人的罪惡、自己的仇恨，而是這樣寫著：「求上帝饒恕我們大家！」
這讓我想起，2005年我和妻子在英國第二大城伯明翰，參加了民眾慶祝戰勝德國60週年的活動。活動有自發的音樂、舞蹈、遊戲、閒聊，氣氛歡樂而平和，儘管有幾件作為文物的舊武器放在人來人往的小商店旁邊，但整個活動從頭到尾嗅不出一星半點反德的氣味。
我想，歐洲各國人民，從幾百年間冤冤相報的「世仇」，到今日消除邊界統一貨幣的兄弟，這個巨大的轉變，正是源於歷史觀的轉變。
其三，提起英國，還可以從「對敵人」的歷史觀說到「對自己」的歷史觀：
舉世聞名的倫敦西敏寺，幾乎堪稱英國的天安門，因為國王的登基大典在其中舉行，當今的伊麗莎白二世，就是在那裡戴上王冠登上寶座的。眾所周知，裡面還安葬著許許多多歷史名人，包括牛頓、狄更斯等等。
我第一次參觀就感到驚訝的是：那個地方「對自己」、「對敵人」一視同仁——不但大門上邊一字排開的人物浮雕所紀念的殉道者們，多半出自曾與「英國國教」相敵對的各個教派（其中甚至有一位中國苗族農民），而且大門裡邊一具挨一具帶死者浮雕的棺槨裡的國王和政治家，也有不少曾經互為死敵者（例如瑪麗女王和伊麗莎白一世）——要知道，這些浮雕棺槨多半是在死者逝去不久，政治敵對並沒有完全消失的時候安放的。
在同樣舉世聞名的倫敦蠟像館，中國遊客都知道，展現了英國歷史閃亮的一面：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從伊麗莎白一世到威靈頓公爵，從莎士比亞到黛安娜公主，還有眾多的球星歌星影星，閃閃發光。但是，我想，中國遊客都應該多走幾步，走到這同一座蠟像館的地下室去，那裡展現的，全都是英國歷史陰暗的一面：野蠻殘酷、罪犯惡人——從英軍燒死法國女英雄貞德的逼真情景，到英國城市昏暗街道邊的襤褸乞丐；從一些冤案和血腥的案件，到一些酷刑和黑暗的監獄……他們對本國本族罪惡的這種態度，從以下兩件事也可見一斑：在北方名城愛丁堡的導遊圖上，我看到標有一個黑死病人聚集點，問主人為什麼那地方值得一遊，答案是，當年人們害怕傳染，竟然讓那上百人被水火吞沒而不救援！還有一次在老百姓賣舊貨時，我看到一本五顏六色、圖畫生動的兒童讀物，買回來一看，內容全是揭露他們自己國家的罪過，標題就叫ABloodyHistoryofBritain（《血腥的英國史》），那可是他們自家孩子的歷史課外讀物啊！
其四，承認罪過是避免罪過的前提，個人是如此，民族或國家也是如此。
去年9月，我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開會，偶見地圖上有一處American·JapaneseMemorial（美國-日本紀念公園），就在最大的交通樞紐（聯邦火車站）廣場前邊不遠。跑去一看，是站前大道旁一些紀念碑似的花崗岩，刻了許多銘文。有一連串巨石，每塊刻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村落的名字，還有一塊刻著紀念的事由：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海空軍損失慘重；美國本土離珍珠港最近的西海岸居住著大量日本人，當局恐其通敵，遂將他們遷移到中部那些村落去，並劃定了很大一片不得離開的活動區域。銘文寫道：「儘管當時規定他們可以帶走任何東西，但是，他們無法帶走田地和經營的事業。」很多人並不知道這段歷史，但在1980年代有人提出，當時這樣對待日本人不公平。於是，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舉一反三，名曰「公平對待所有民族法案」。里根總統在簽署法案時說的一句話，用最大的字體刻在好幾塊巨石上：「我們承認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犯了罪過。我們在此宣告，要在此法律之下，致力於公平對待所有民族。」
其五，既不抹煞歷史，又不缺乏自責的又一個例證，是去年7月在漢堡看到的另一處城市景觀。我在漢堡大學斜對面看見一座浮雕：一隊德國士兵雄赳赳氣昂昂地扛槍行進，上面刻著一行大字：「我們可以死，德國不能死！」我問德國主人說：「這很像納粹黨的口號，為什麼沒有被拆除呢？」主人說：「別急，再走幾步看看！」我走了幾步，果然，浮雕旁邊有另一組現代雕塑：一個巨大的納粹黨黨徽從高處掉下，砸在幾個人體身上，堅硬的鋼鐵扎進人的肉體，那幾個人的痛苦扭曲和絕望掙扎令人震撼！主人解釋說：二戰結束時，有一派人主張拆除納粹浮雕，更多的人主張保留納粹時代的歷史真相，同時向後代說明納粹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於是就有了這新舊雕塑的並存。
講了這幾件親身見聞，我最後想講一件最近讀到的同「紀念塔」有關的事情，而且這涉及本文開頭提到的日本。我相信這對我們反思「國人的歷史觀」，也會有所啟發。
19世紀中葉，中國國門被西方炮艦逐步打開的時期，日本也經歷了同樣的事情。美國要求閉關鎖國的日本政府答覆，對遇到海難的美國船員給予幫助（而非殺害），同需要買煤的美國商船進行買賣（進而通商）。日本政府不理不睬，美國遂以武力威脅，派遣炮艦，由佩裡將軍率領，到日本登陸，強迫日本政府簽訂了門戶開放條約。
不必說，中國國民對本國的類似經歷，從來只有一種理解，所以，必然對日本的下述做法感到驚奇：他們在美軍登陸之處修建了一座紀念公園，命名「佩裡公園」！在裡面為佩裡修建了一座紀念塔，由首相為其基座題詞！還每年在公園舉行紀念儀式，稱為「開國祭」！一句話，當我們把類似的經歷僅僅視為恥辱之時，他們卻把門戶開放視為大好事，視為日本走向現代社會的開端，並為此建立「紀念塔」。
幾十年後的甲午之戰，日本以較弱的海軍打敗清軍，其中原因，難道沒有這種不同的心態、不同的歷史觀？
國人的歷史觀，確實需要徹底的反思，尤其在這個新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