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入增長落後於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而支出又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果經濟增長和通脹不能形成良性互動，居民還需為經濟增長支付更多的成本。
據《成都商報》11月1日報導，全國總工會進行的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有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這意味著，在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5年，這些職工的收入和快速的經濟增長完全脫節。而與收入停滯相對的，則是近5年，拋卻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民眾經歷了自2005年以來的物價快速上漲和支出倍增的陣痛期。
基於此，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的基本目標。很顯然，這和目前收入分配領域中存在的三大癥結是相對應的：一是在國民收入的大蛋糕中，政府和居民的分配失衡。近10年，我國財政收入每年的增幅都在20%以上，但居民收入從來都沒有突破兩位數；二是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速背離，改革開放30年，中國年均GDP增長是9.8%，但居民收入增長只有7%多一點；其三，在收入增長緩慢的同時，居民的支出倍增。前幾年，在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居民負擔問題上，中國走了一條「甩包袱」的模式，導致居民支出負擔沈重，消費萎縮至最低的36%。
也就是說，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不僅僅在收入增長這個「加法」上做得不夠，還在於政府與居民的分配關係上，政府一方面不斷提高稅負，另一方面，政府承擔的居民福利卻在不斷減少，導致居民支出的劇增，即在做「減法」上也遠遠不夠。
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國民財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拿走了多少錢，而是政府拿走的這些錢的用途究竟如何。我們看到，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政府支出的絕大部分用於居民社會保障，而中國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費用所佔比例遠遠高於發達國家。以2006年為例，我國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國為4.19%，韓國為5.06%，法國為6.5%，加拿大為7.1%，美國最高，也只有9.9%。另外，加之我國的財政資金相當一部分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在教育、社會保障、醫療等民生領域財政資金供給嚴重不足。
在收入增長落後於經濟增長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而支出又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如果經濟增長和通脹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動，居民還需為經濟增長支付更多的成本。以目前的CPI為例，9月份CPI再創新高，居民生活用品普漲。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指出，考慮到我國的特殊情況，不宜將通脹的警戒線定在3%的公認水平，而應定在4.5%。很顯然，這種調整通脹警戒線的做法一方面掩蓋我國真實通脹水平的負面作用，另一方面，事實上是讓民眾為保持經濟高速增長買單，這種追求高速度而不顧居民幸福感的發展思路不可持續。
在某種意義上，居民收入的增長是經濟發展的基礎，這是最基本的經濟發展原理，政府從財富的大蛋糕中拿走太多，或者經濟發展的速度與居民的收入背離，後果就是經濟規律的懲罰。中國過去的10年，居民收入經歷「失去的十年」導致的後果就是目前經濟結構的畸形和對外貿的嚴重依賴，現在，到了該結束這種不幸福的發展模式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