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桂林市的平樂縣最近為改善城鄉風貌，強行向村民攤派粉刷房屋外牆的費用。事件曝光後，縣長公開向民眾道歉。就此，本臺記者石山邀請在美國的專欄作家章天亮博士和曾在廣東任職的前官員何先生討論中國官員為面子工程向民眾亂攤派，及事發後道歉等問題。
記者：「廣西桂林市下面有一個平樂縣，他們在實施改善城鄉風貌項目過程中，強制要求村民出錢粉刷外牆。要改善城鄉居住的環境被一個中央媒體曝光了。曝光以後，平樂縣縣委、縣政府就開了緊急會議，還公開的道歉。這事情倒是不大。我想先問一下何先生，您怎麼看這樣的事呢？就是在中國縣長公開道歉好像不多見是吧？ 」
何先生：「在我的印象裡面應該講很少見了。一般作為政府來講，它要顧及到一個形象問題，就算做錯了，公開道歉的方式也很少見。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應該也算一種進步吧。 」
記者：「章先生您怎麼看？ 」
章天亮博士：「我覺得實際上中國的官員，中央和地方的幹部他是有一個嚴格的區別的。比如說反貪污不能到政治局常委這一級。但是像下面縣一級、鄉一級、甚至縣級市這一級，在媒體上曝光是經常會發生的。道歉這樣的事情不但有，而且下跪的都有。當時四川發生地震之後，記不得是縣長還是市長了跪在馬路中間請家長不要去請願。所以，我倒沒有感覺到它是一個很明顯的進步，但是道歉總比不道歉好吧。」
記者：「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中央媒體曝光了。給我的感覺是如果中央媒體不曝光，恐怕這個官員不會道歉。何先生您怎麼看？」
何先生：「這也是實話了。如果沒有監督的話，想讓縣長去做道歉應該也是挺難。一個是他們不一定意識得到他們這種做法是不對的；第二就算意識到的話，因為在我的經驗裡來講，一般這種情況都是和和稀泥就過去了。」
記者：「如果是老百姓反對很強烈的話，政府會道歉嗎？」
何先生：「就看他強烈到什麼程度了。如果像一般的反映意見，反映情況，我想也不會有什麼大的結果。但如果真到了死人那一種情況，那種情況就不一樣了。作為當地官員他還是有一個責任問題，他還是會要怕承擔一些比較重大的責任。」
記者：「章先生，這個事是不是反映了中國的權利來源的一個問題？」
章天亮博士：「對，是這樣的。其實按道理來講的話，像西方這樣一個民主社會裡面，媒體是稱為第四權的，它是有監督權。但中國的媒體是受宣傳部控制，而宣傳部是受黨委控制的。所以某一個地區的報紙想監督這個地區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出來了一個詞叫異地監督，比如說北京的記者去監督湖南是有可能的，或者山西的煤礦發生礦難了，記者去也可能去監督，也可能去數錢去了。那麼又出了另外一個名詞叫‘跨省追捕’。所以‘異地監督’也是比較有限的，中央媒體（‘異地監督’）的話，地方官員沒法‘跨省追捕’，所以說它只能示弱。它示弱並不是向當地村民示弱，而是向人民日報或新華社這樣中央級的媒體示弱。所以這種示弱你可以說示弱總比不示弱強，但是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記者：「那何先生？」
何先生：「應該講有示弱的成分，也許在這些地方官員中也有一些人想幹實事的，如果要示弱的話，他也不應該採取這種公開道歉的方式，可以採取別的方法，比如買通中央的記者們在當地不痛不痒的說一番話。所以，他如果能做出道歉的話，也應該講說有些地方上的幹部他們的確也是想辦一些實事吧。應該這麼講。」
記者：「這個事還有一個細節是廣西桂林市政府因為中央媒體作了報導，所以市政府開了通報會，縣長在通報會上作了道歉，這可能也是桂林市的一個措施。章先生您覺得這是中國權利遊戲的一個什麼玩法嗎？」
章天亮博士：「是，如果像何先生講他如果有別的方法，比如說做一些什麼事情。但是中央媒體已經曝光之後就很難買通或把這樣的報導撤出來，所以他們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補過，怎麼樣才能夠挽回損失。所以我還要重複我的觀點就是他道歉並不是向老百姓道歉，而是道歉給中央媒體聽的。中國的權力來源就是因為它並不是選舉產生的，老百姓的意見並不重要，因為它實際上每一級官員都是上級任命的，所以說他只需要對上級，負責不需要對下級負責。所以說他道歉實際上並不是給下面看的，而是給上面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