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講，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這話去看《文匯報》的從業人員，真是恰如其分，別看香港文匯報是一張在海外出版發行的報紙，但它的人員構成則五花八門，威震天下，有的是地道的港人，有人是後來移居香港的大陸人，更多的是臨時從內地或世界其它地方選派的神秘人物，比如副社長劉永碧的先生是宣傳部副部長劉芳安，副總編張卿雲的太太是副部長周珊珊，北京辦事處的記者滕越的父親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公關部的杜明明是杜導正之女，主筆何亮亮之父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何為，海南辦主任林剛的太太是作家蔣子丹，上海辦副主任吳菲的先生是著名作家陳村，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由於我的出身和背景平平淡淡，《文匯報》的高層領導不可能真心信任我，故他們不會在大會上和私下裡透露更機密的東西，多年來我對核心層的人員詳情所知甚少。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它作為共產黨設在香港的外宣陣地的特點，則決定了他的領導人必須和中共上層保持密切的關係。當然，這個上層主要是指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
我1994年初至2000年底，這段期間，我印象中是張浚生在主持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工作，他公開的身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也是宣傳部和報館的頂頭上司，中共在港沿用內地的管理模式，禁錮香港《文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和《香港經濟導報》，這令我首先感到震驚，後來漸漸地隨著見識的增長，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在《文匯報》工作的人，不論來自何方，不論處於什麽位置，都僅僅把工作當成一碗飯，未必每個人都贊成文匯報的「黨八股」，假大空，只有「六四」時期除外。那時，編輯記者的人格是統一的：同情學生，推進民主，大家擰成了一股繩，都把《文匯報》當成一項偉大的事業來做。
而後來呢，人們看到了政治人物的升降起伏，一黨執政的醜惡和殘酷，也意識到了文人的渺小和卑微，對國家民主化的前程心灰意冷。於是，我發現，《文匯報》的員工迴避敏感話題，特別是領導層從不向員工深談報紙的背景和歷史，更掩蓋中共中央宣傳部遙控他的實質問題，當然，沒有任何人細談過「六四」時期《文匯報》的黃金歲月。每個員工都把廣告，發行，出版，印務，公關等當成第一要務來抓，而新聞則按照中南海的聲音附和，具體部門是中宣部和國務院新聞辦，而各地的設在宣傳部的外宣辦，則對文匯報的基層辦事處或記者站起監控作用，但總體上來講，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作用舉足輕重，副社長張浚生的角色尤為顯眼，在一般的情況下，中央的指示精神是通過他代為傳達的。
我見過張浚生不過幾面，沒有單獨談過話，他可能對我沒有太深的印象，但我記得劉永碧曾把我介紹給他，他說，東北人都高高大大的！實際上，我是東北人裡的矮個子！不過，他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我認真地聽過他許多次講話，應當講，他的外在形象和口才都不錯！總的感覺是，用「雞蛋掉在油鍋裡」形容他的言談舉止，可能最為恰當，在香港回歸的過渡時期，他領導中共對香港的宣傳工作，我看很合適，因為他很油滑，能隨機應變，口若懸河，八面玲瓏！但細聽他的演講，可知大都是詭辯，其內容由上級而定，他像一個中共設在香港的新聞發言人。他自己說，他在香港過馬路有時闖紅燈，被媒體批評過，以表明英國人盯著他，我想，在講話方面，他是不會闖共產黨的紅燈的，他總是鸚鵡學舌，而《文匯報》則是他領導下的鸚鵡群！
1997年香港《文匯報》舉辦五十週年慶典，我有幸參與，在一次豪華的宴席上，第一次見到了原《文匯報》社長李子誦，以前我讀過許家屯的回憶錄，故對其十分敬仰，宴席上高朋滿座，歡聲笑語，他也應邀入席，這表明共產黨比過去有點進步，對「六四」「開天窗」起義的老報人李子誦還手下留情，但《文匯報》的領導誰也不和他搭腔，而且，張浚生對他十分冷淡，雖然，他們被安排同桌吃飯，但形同路人，幾乎大家都不和李子誦親近，只有我主動要求與其合影，我認為他是香港新聞界的一條漢子！新聞記者需要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文匯報》許多同仁身上已經死了，但還藏在他身上，儘管他老態龍鐘，步履蹣跚，但他頭腦清醒，目光深邃，我知道張浚生和張雲楓與他有隔閡，顯然與「六四」事件有關，這個疙瘩結了這麽久，已是無解，使當時的氣氛很尷尬，我深感悲哀，一時語塞。
實際上，中共虧對老革命李子誦，據說，《文匯報》1947年註冊時，主要是以地下黨員李子誦的名義申辦的。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創辦《文匯報》，《大公報》，《商報》和《香港經濟導報》等四家媒體，其初衷是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但他們不太自信，一是擔心英國政府的打壓，二是媒體競爭的殘酷性，可能會使它們夭折，故當時多註冊了一些，以為優勝劣汰，能活下來一兩家就行了，但不料香港風水特別好，四家都存活了，但也出現了新問題，到了如今，四家國企，各養一大批人，均被允許在大陸發行，同是共產黨輸血供養，同是黨中央的宣傳喉舌，同拉大陸的廣告生意，卻內鬥不止，自相殘殺，惡性競爭，大概張浚生最頭疼的事就是平衡這幾家左報內部的紛爭了！
滑稽可笑的是，《文匯報》伊開會，社長總編就自我吹噓說，自身是中央認可的政治性大報，他們是政治家辦報，但《大公報》對此不以為然，則強調歷史悠久，也是政治大報，他們才是黨的忠誠的喉舌，真正的政治家，而體現在報社領導人身上，則是講級別，排場，物質待遇，等等，圍繞這些問題，大家爭吵不休，互相告狀，紛紛爭寵，鬧出很多荒唐的故事，張浚生不勝其煩。但張社長也會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到《文匯報》講話，強調《文匯報》的獨特性，到《大公報》作指示，再講《大公報》的重要性，反正每個媒體的老總都敬著他！逢年過節有好事，請客送禮，迎送往來，都有他的大份子！
《大公報》駐深圳的一位記者告訴我，王某某原為山東局級幹部，但到香港《大公報》當一把手後最敢干，他經常去深圳開會，每每住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吃喝玩樂，十分腐敗。《文匯報》的領導對此心裏不平衡，也去攀比，但劉永碧，張雲楓到東北，還沒有這麽奢華過，較之王某某還有點自律。只記得1994 年11月，劉永碧在大連的確和王社長攀比過禮遇，她說，《大公報》的王社長到大連，市領導薄熙來，曹伯純均出面接見他，那麽，她也應當得到同樣的安排。她不知道自己是副職，曹書記有理由拒絕見她，但見了她並盛情款待，是破格禮遇。總之，上行下效，張浚生和左報的領導們，都過於追求物質待遇和滿足虛榮心，對記者的天職和民間疾苦則漠然待之。這當然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的，如果沒有一黨執政，沒有新聞封鎖和「一國兩制」，就他們這些人能力來說，自己拿錢辦報，能不能喝西北風，都是一個問題！
兩劉龍虎鬥，下屬無所適從
我在《文匯報》工作的那幾年，常有機會和社長，總編見面，但彼此沒有深入的瞭解，張雲楓給我一種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的印象，而劉再明呢，則有點詩人般的動輒信口開河的激情，據說他以前是《南方日報》總編輯，很有辦報經驗，但在我看來，他們都是被中共馴服了的文人，而秘密武器就是恐嚇與收買，不論總編，還是社長，他們都是被歷次的政治運動嚇破了苦膽的人，為了保住共產黨所給予的優厚物質待遇，他們不得不放棄言論自由的原則，雖然，他們心裏可能也有不滿，但行動上只是順從。此外，我接觸最多的是副社長劉永碧，因為她具體負責外聯工作，經常在全國各地跑，與我跑熟了，也相處不錯，但她是一個非常精明的女人，其過人之處是講原則，從不感情用事，她從不與我談論社委會決策的任何問題，但她和劉再明的矛盾卻越來越表面化了，以致兩人經常發生衝突，令下級十分尷尬。
有一次，在深圳開會，中午吃過飯，我和海南辦的主任林某同處一室，我們都正在午睡，忽然被吵鬧聲驚醒，我翻身下地推門看到楊某急匆匆地走過來，她剛離開了一個房間，據說，他們當領導的太忙，犧牲了午休時間開會討論問題，結果，劉永碧和劉再明爭吵起來，竟拍了桌子，劉永碧是女強人，凡事要拔尖，劉再明是總編，也不甘示弱，她們針尖對麥芒，誰也不服誰，竟為了某項人事任命各持己見，最後鬧翻了臉，劉永碧還氣呼呼地坐在那裡，但劉再明已氣憤地拂袖而去，別人拉都拉不住。我生性愛湊熱鬧，想過去看個究竟，廣告部經理楊某說，你趕快離開吧，最好別看領導吵架，這對你不好！。。。。。我遵命了，但他們的摩擦絕非一日，也不止一次，所以，也迴避不了，《文匯報》盛傳「二劉」龍虎鬥，鬥個不休！
2000年上半年，情況有些不妙，劉永碧可能受到上級的壓力，與陳桂雄找我談話，問：你在香港給某報發稿了嗎？我知道，為《前哨》供稿的事，儘管用了筆名，也難免走漏風聲，心裏忐忑不安，我誓口否認，劉永碧說，沒這事就好！我看出她一直對我很期重，也不忍心辭退我。但5月份風雲突變，我最後一次去香港開會，也第一次主動要求與劉再明私下談話，卻很不投機。明顯看出，他把對劉永碧的不滿轉嫁到了我的身上，彷彿我是通過後門打通了劉永碧的關係進了《文匯報》的，我感到委屈，便向他作瞭解釋，我還告訴他，我 1991年還在深圳寫信給他求職呢，他好像不相信，他說沒看到這封信，我說《文匯報》辦公室給我一封加蓋公章的列印信函，說沒有在東北建站的計畫。。。。。。後來，我才知道，《文匯報》很多事由辦公室主任劉偉昌私下做主，他是一個喜歡把領導架空的人！我為劉再明不能公正地對待我而遺憾，但一切都無濟於事！
再後來，劉永碧帶領劉偉昌，陳桂雄趕到大連，在大連國安局拘捕我之前，先以東北辦遷往省會城市瀋陽為幌子，把我辭退了。這樣做是為了撇清《文匯報》與我的關係，以便下一步薄熙來放心地整我，但我還蒙在鼓裡。我清楚地記得，當我把汽車，電腦，賬本等物品如數上繳之後，劉偉昌把我的同事留在另一房間 「策反」，劉永碧坐在辦事處外間的皮沙發上，忽然渾身抖動，頭髮凌亂，無聲地哭了起來，我把紙巾遞給她，她擦了一陣子眼淚，但怎麽也止不住，我苦笑了：別難過！你可以再聘其他人，為什麽要這樣？是我辜負了你的期望！。。。。。。後來，我在獄中把這一情節回想了無數遍，我想，她可能知道我將被捕，但她不敢告訴我，又知道我是個書生，她不忍心！如果她透露給我，憑我的關係，就能躲到一個薄熙來找不到的小地方，藏它幾年，等平安無事再回來，但我不幸，我沒有陳建平和魯平的那種關係和運氣啊！。。。。。。2006年初，我獲釋了，主動打電話給劉永碧，她還是那麽快言快語，我想問她，假如她與劉再明沒有矛盾，都一起保護我，會不會有奇蹟發生呢？但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劉永碧說，沒辦法，你知道《文匯報》的情況，你愛人打電話求助於我，唉！我實在是幫不了你啊！。。。。。。
昧著良心，出賣員工
劉永碧所說的《文匯報》的情況，是什麽呢？是它的黨報性質吧？正是這個可惡的東西把人性中最美好的友誼，信任，熱愛，感情踐踏了！先不講他的言論自由的原則，只從經濟基礎的角度講，1993年底，關齊雲攜款潛逃，留下一個東北辦的爛灘子，《文匯報》一分錢也沒有，只有幾個空賬號，是我用個人的多年積蓄籌建了班底，又用多年的人脈關係為《文匯報》創造了效益，我還撰寫了大量的新聞稿，為劉永碧等領導訪問大連奠定了基礎，此後文匯報的事業才發展起來的！但我一旦受到國安局的審查，《文匯報》立即把我出賣了，如同當年拋棄陳建平一樣，毫不留情！
2000年上半年，《文匯報》的辦公室主任劉偉昌，還親自與東北辦的同事某某談話，讓其與我劃清界限，而且在我被捕的前一天，國安局的特務還秘密地到辦公室從電腦中取走了證據，某某竟和特務們站到了一起，對我不透露半點風聲！《文匯報》的領導上竄下跳，結交了各級官員，但沒有動用人脈關係，解救員工免予坐牢的任何舉動，反倒把弱羊送進了虎口！坐牢5年多，文匯報的領導多次又去大連拜會當地官員，但他們從未過問我的家人！其冷酷無情，形同路人，令人寒心。。。。。。試問：全世界的媒體，哪一家能如此寡情無義？特別卑鄙的是，2002年3月，薄熙來為了掩蓋徇私枉法，打擊報復的罪行，竟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睜著眼睛說瞎話，他信誓旦旦地對中外記者說，他從來就不認識我，此案與其無關，這我並不愕然，因為薄熙來本身就是個騙子！但奇怪的是，靜耳聆聽，知道內情的《文匯報》非但不批謠，還刊發了如下簡訊：
[2002-03-10] 薄熙來談姜維平事件
【本報兩會報導組北京九日電】針對香港文匯報東北辦事處原首席代表姜維平事件，遼寧省省長薄熙來今天在此間表示，姜維平和我本人沒有打過什麼交道，沒有個人恩怨。對他問題的發現和審理，都是政法機關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們會感到真相大白。
姜維平原為本報東北辦事處首席代表，二零零零年四月本報東北辦事處由大連遷往渖陽，家住大連的姜維平離開了本報。數月後，姜維平因涉嫌違法被捕。
遼寧省省長薄熙來今天在此間一個小型的記者會上表示，其實這個事情，我用不著回答。這個人沒有跟我打過什麼交道。過去可能在有些場合，我們可能同時在一起。薄熙來否認與姜維平存在任何個人恩怨。
薄熙來說：他在我的腦子裡，沒有什麼印象。所以我聽到外界在炒作這個事件，我覺得哭笑不得。後來，有關他的問題，聽說他被抓起來了，對他的問題的發現還在審理，都是政法機關的事情。
薄熙來說：「這個事情發生以後，有人曾經把那幾篇文章送給我看了看，當然和事實的距離是很大的。他講的問題，大概有幾篇是涉及到大連，還有的涉及到其他的地方。涉及別的地方的，我沒有去瞭解，涉及大連的，我一望即知，有很多事情是和事實相距很遠的。」
薄熙來稱：「具體的事情，可以看報紙。我沒有精力管這麼多事情。網上對這個事有炒作，有報紙說到我對傳媒不好，說到我怎麼樣，這些都無所謂。你們問我對傳媒有什麼評論，任何一個市，一個省，外界怎麼評論，都聽其自然。我認為，像比較大的省或市，正面或負面的報導都會很多。這個問題，不奇怪。我這十幾年，當過市長，現在又當省長，聽到的各種議論很多。我認為，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認認真真把工作做好，壓力是很大的。」
這篇文章2003年發表，我是坐滿了5年多冤獄，又被軟禁了3年，在6年之後於加拿大才看到的！可能目光如豆的薄熙來和阿諛奉承的《文匯報》，都不會預料到我有一天能來到言論自由的土地，所以，才狗膽包天，歪曲事實，自打耳光，實際上，《文匯報》只把「牌子」遷到了瀋陽，在大連一直設有常住人員，其謊言不攻自破！薄熙來稱他沒和我打過交道，但他接受我專訪的文章印在《文匯報》上，大連市委宣傳部還為此授予我「年度優秀新聞獎」，我多次與其合影的照片和獲獎證書都在，白紙黑字，豈能信口雌黃？顯然，他不過是為了遮人耳目，瞞天過海而已，而拍馬屁的《文匯報》更是無視事實，醜態百出！
由此可見，中共一黨執政的專制制度多麽殘酷無恥啊！他們口口聲聲地把「反腐倡廉」，「輿論監督」掛在嘴上，但一旦記者的文章觸及了官員的疼處，他們立即用監獄和刑罰對付，而應當秉持社會良知的《文匯報》則變成了為虎作仗的幫凶！他們落井下石，翻臉不認人的舉動彰顯了《文匯報》的虛偽性和脆弱性，而每天該報還在擺出一副教育他人的政治大報的無恥嘴臉，舞文弄墨，喋喋不休。但《文匯報》不要忘了，香港號稱法律社會，過去東北辦很多的證據材料俱在，以上這篇簡訊已涉嫌誹謗，本人保留下一步訴訟的權利！{請世界各地願意代理此訴訟的律師與我聯繫：[email protected]。}
2010年10月5日於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