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漢兒這輩子很冤 作者 曹登貴
我老漢兒（爸爸）這輩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寫出來，怕他當年那頂反革命帽子又戴給我。我老漢兒算是個「知名人士」，千千萬萬的人都看過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個槍殺貧下中農的形象。
其實，那根本不是事實。被槍殺的那3人是縣裡通緝的職業土匪，和劉益山是親戚。那天他們來劉益山家，還請裁縫來裁絲綢，量做衣服。附近的農民發現了他們，就跑到鄉公所報告。鄉長劉紹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3個土匪都帶著槍，而且槍法很好，劉紹武不敢冒然進去，就叫我老漢兒先進去探虛實。我老漢兒穿著長衫子，把槍藏在衫子下。進去後，一個土匪看見了他，便伸手到口袋裡掏東西(後來證實是掏煙)，我老漢以為對方掏槍，便馬上開槍。當場打死了兩人，一人逃出房外後，被外面的治安隊員打死。情況就是這樣。
1949年冬月我老漢兒因此事被抓了起來，後來查明那3個人的確是土匪才把他放了。這事本來同劉文彩毫無關係，但是劉文彩同劉益山有關係。劉文彩想買劉益山的地來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換，劉益山不干。劉文彩想軟化他，便給煙館、茶館、飯館打招呼，凡是劉益山來吃喝，不收劉益山的錢。但劉益山還是不干。
解放後，為了搞階級教育，把這兩件事扯到一塊兒，說打死那3個人是因為劉文彩要霸佔劉益山家的產業。上面指示當時的鎮長安海山把我老漢兒找去，說要搞個階級鬥爭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認自己是劉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3個土匪是貧下中農。之所以要打死他們，是因為劉文彩要霸佔劉益山的土地。
後來，他們又要我老漢兒去充當殺人霸產故事裡的泥塑模特。我老漢兒是個貧民，他當年與劉文彩也沒有任何關係，但解放前他參加過袍哥會，因此解放後給他戴了頂反革命帽子。我老漢兒害怕，只得按他們說的辦。上面威脅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勞改！」他沒得法，只得充當「打死了貧下中農的劉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漢兒後來為這事悔恨得很，最終他也沒有逃脫勞改的命運。
他去勞改是因為另一件事：說劉文彩莊園裡沒有水牢。1958年，劉文彩莊園被建為展覽館，展示地主階級的罪惡，我老漢兒也去參觀。當時參觀不要錢，後來要5分錢，現在當然很貴了，要50元。水牢故事出籠時，本地民眾議論紛紛，都說從未聽說過劉文彩家有過水牢。當年劉文彩家起火，鎮上去了好多人幫忙救火，我老漢兒也去了。火滅後大家又幫忙打掃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劉文彩請他們吃了飯才離開，所有的人都沒有看見那裡有水牢。
有人問我老漢兒：「曹二爸（晚輩喊他二爸），你當年在裡面進出過，裡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過的水牢？」我老漢兒說：「啥子水牢喲，這兒原來是劉文彩裝鴉片的貨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當時沒有抓他。後來為了把議論水牢的事壓下去，殺雞給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漢兒拿來開刀。他們罵我老漢兒的話我記得清清楚楚：「你龜兒，我們黨做政治宣傳，搞階級鬥爭，教育下一代，你倒來胡亂說，偏要說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鴉片館。你這是造謠！」
其實，文革時有人寫過大字報，說冷月英沒坐過水牢。這個人叫萬紅雲，原來是劉文彩長兄劉文淵家的廚師。解放後，萬紅雲有一次生病，打針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後來要編劉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說手上的疤痕是當年劉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並為這個故事專門設計製造了一條彈簧鋼鞭。萬紅雲從此就進入了劉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講組，到全國各地去做血淚控訴，成了僅次於冷月英的二號人物。
文革時兩派鬥爭，萬紅雲和冷月英各在一派。萬紅雲先寫出大字報，揭露冷月英不是劉文彩的佃戶，更沒坐過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寫出大字報，揭露萬紅雲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後打針留下的。兩個訴苦明星互相揭短，鬧得安仁鎮人人皆知。
這事讓上面非常尷尬，後來他們考慮到冷月英的影響更大更重要，於是就把萬紅雲驅逐出家史演講組，又把收租院泥塑裡萬紅雲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過，那條專為萬紅雲訂製的彈簧鋼鞭卻被留了下來，編成了另一個故事。
萬紅雲只是被逐出去演講組，我老漢兒則是被抓進監。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鎮上的幹部王明軒、李銀松來抓他，罪名是造謠，因為他說劉文彩家沒有水牢。當晚就把他捆送大邑縣公安局。他在大邑關了一段時間，不久縣法院就以造謠罪判了他15年徒刑。
八十年代，鄧小平上臺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老漢兒去申訴，法院答覆：你這個事是搞重了，當時過左。於是，法院將他改判為5年。這個改判已經沒得實際意義，這時我老漢兒已經勞改14年多，馬上就要滿刑了。
我老漢兒出獄後，想不通，為一句真話就勞改15年。他去找縣法院，縣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區法院，地區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這一輩子實在冤枉，一時想不通，就在縣法院門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藥。那是1982年，他71歲。他死前曾對我說過：「你要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寫出來，不敢為他申冤，我怕他當年那頂反革命帽子又給我戴上。
父親的遺著 作者 邢詒心
我父親是黃埔軍校十七期，參加過抗戰救亡，後在國民政府廣西高等法院工作。四九年共產黨接管政權後返鄉當教師，五二年鎮反時被抓。在內蒙古勞改五年，大難不死。那一批北上勞改的有幾千人，只有幾個人倖存下來，父親即其中之一。出獄後回原籍鄉下，一直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監督改造近三十年。
父親在鄉村可謂牛馬不如，任人辱罵毆打，幾歲大的小孩子也可以侮辱他。鄉村的孩子學著鬥爭會上大人的口吻，見到我父親都會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有的孩子甚至向他投擲糞便、土塊。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每年至少被批鬥幾十次，貧下中農或工作隊幹部毆打他，民兵把他捆綁起來游村遊街。有一天，小學校長要我跟同學們一起參加大隊鬥爭五類分子大會。父親被幾名荷槍實彈的民兵押上鬥爭臺。大隊書記和治保主任宣讀強加於父親的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厲聲問我父親認不認罪？我父親只嘆一聲「冤枉」。幾名民兵在書記、治保主任指使下衝上鬥爭臺，手持木棍槍托，圍著父親一陣亂打。父親被打得嘴鼻流血，倒在台上。他們將父親雙手捆綁，用麻繩吊在半空。父親在鬥爭台上懸空慘叫，尿屎滲出褲子。革命群眾則在台下怒吼打倒父親的口號。不多久麻繩突然斷了，父親從幾米高處跌下，昏迷過去。我回家告訴母親，說父親死了。母親抱著我們兄弟姐妹痛哭，安慰我們說，父親不會丟下我們而去的。夜裡，父親竟真的爬回家，一身血肉模糊，慘不忍睹，雙腿已不能走路，靠雙手爬了幾公里山路。
三十年的勞動監督，對父親來說那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們這些兒女慘受株連。我十二歲就失學回家務農，那時候我的感受是慘絕人寰，絕望人生。
鄧上臺後，我參加高考，走上新的人生路，後在廣州日報從事新聞工作十多年。八四年摘帽後，父親重新過上算是人的生活。上世紀九十年代，父親將他三十餘年的勞改生活經歷寫成書稿，真實地將中國大陸那段傷心的歷史記錄了下來。他要我們將來有機會將書稿出版，或者送給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我認為這本書稿有如下幾點歷史價值：一是鎮反運動的罪惡記錄；二是揭露了當年內蒙古勞改營關押幾十萬國民政府工作人員的內幕；三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三十年農村監督勞動改造的斑斑血淚。
陪父親二勞改 作者 鄂一雄
父親是1949年參加革命的，湖北省軍政干校畢業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大軍南下，一直到海南，後來隨部隊返回河南。1954年我3歲，隨母親到洛陽作隨軍家屬。在那裡，母親又生下一個妹妹，取名洛佳（洛陽安家），後又生了個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靜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習慣了吃饃、吃麵條、喝小米稀飯。
1956年，部隊集體轉業。隨後，反右鬥爭開始。在我幼小的記憶中，爸爸好像很長時間沒有回家了。有一天，媽媽帶我們到一個農場看爸爸。他在那裡勞動，晒得好黑。1958年，組織上動員我們家屬返鄉，我們回到湖北天門縣的一個小鎮。離開河南前，爸爸與我、媽媽、弟、妹在照像館照了一張照片，並寫著「歡送王蝦貴（媽媽的名字）同志返鄉合影」。前幾年這張照片還在，近年幾次搬家，把這個珍貴的照片弄丟了。
父親被定為右派去了勞改農場，我們老家的軍屬牌子也摘掉了，媽媽不得不從新參加工作。她每月27元的工資根本養不活我們三個孩子，還有年邁的祖父祖母。因無錢治療，兩歲的洛兵夭折了。媽媽嚇壞了，忙將洛佳送給鄉下的姨媽，將我寄養在鄉下的外祖母家。
1961年挖紅薯的時候，父親來到天門鄉下，要將我接到他所在的潛江沙洋二農場二十中隊。外婆聽說我要走，流淚了。這三年我與外婆是在吃樹皮野草、吃糠中一起走過來的。父親刑滿後不願回鄉，要求留下來當農工，俗稱二老改。為了不與其他農工一道睡集體宿舍，父親想出一個良策，將我帶在身邊，這樣就可以分到一間獨立的住房。
那個住房其實就是一個看瓜的棚子，有十來平方米，門口種著各種蔬菜。夏天的晚上，一定要打手電筒筒回家，因為我無數次發現各種蛇躺在路面乘涼。房子是茅草做的屋頂，各種蟲子經常光顧我們的床，最讓人害怕的是蜈蚣常常從上面掉下來。有一次，一隻野狗在我們門前捉了一隻野兔。可是它不吃，而是將獵物放在地上，守在旁邊欣賞。我本能地上前去拿那野兔，野狗卻猛然向我扑來，前爪抓進我的大腿，一口又咬住我的胸部，當即鮮血淋漓。現在還留有傷疤，那年我11歲。
父親心情非常不好，脾氣很大，常常以酒澆愁，每月工資還不夠他喝酒。喝醉了就摔東西，經常無端把我打得頭破血流。他要我每天給他賺一元錢做酒錢，不然就挨打。
我那時讀小學四年級，每天凌晨4點鐘就起床，守在牛棚門口，等農場放牛出來。牛有個習慣，早晨一出牛棚就會拉糞。魚塘收牛糞，每斤一分錢。我每天必須完成一百斤牛糞才能賺到一元錢。一次我挨打後逃跑了，跑到一個由兩個勞改犯看管的瓜棚裡。他們收留了我，在那個窩棚裡呆了兩天。旁邊有個即將乾涸的池塘，我幫他們捉了兩腳盆泥鰍。還沒來得及吃，父親派的人就把我抓回去了。
有時早上撿的牛糞不夠，就只得到離農場很遠的地方去檢。一次我在離農場3公里的楊家灘檢了兩大簍子牛糞，由於挑不起，我將其中一簍子埋在路旁溝邊。將另一半挑回去再來時，發現竟被別人偷走了。我心痛地痛哭半天。後來又撿到同樣多的牛糞，我不敢再埋了，而是三步一歇往回走。3公里路我磨了整整四個小時。到養漁池一過磅，連皮107斤。天哪，那時我才11歲啊！
在勞改農場的四年中，我似乎沒買過鞋。每年從五一到十一，我是不穿鞋的，從早到晚都光著腳丫。有時被釘子、蚌殼剌破，但自己用尿一淋，在地下劃個十字，取十字中心的泥巴一糊，就止血了。一般不會發炎，幾天後就好了。過了十一，我就開始打草鞋。草鞋其實並不都是草編的。我平時就注意撿廢布片子，洗淨曬乾，以備編鞋。用布片子編的草鞋是逢市過節穿的，用麻編的草鞋是洗腳後穿的，平時穿的就是真正的草鞋。冬天穿的草鞋叫草窩子，沒有花眼，四面都有草圍著。我是跟一個勞改犯學會打草鞋的，不要任何工具，只要一根半米長的竹竿登在腳上就行了。
那時父親常常出差，將我暫托給一家姓葉的照看。葉家有姐兄妹三人，哥哥比我大五歲，妹妹比我大兩歲，我與妹妹同班。我那時身體不好，常常發燒（後來當兵檢查身體時才發現肺上有一個很大的鈣化團，可能是那時得了結核病，不知不覺鈣化了），不能去上學，妹妹常將學習的內容帶回，還帶回一些找同學討要的蠶豆、大麥粉之類給我吃。
那年頭同學之間經常互相討要吃的。我記憶最深的是，他們大姐當時正在與沙洋-武漢輪船上的一個船員談朋友。那個准姐夫來看大姐，總是帶一瓶化學醬油來。他們的老媽，一個越劇演員，就用醬油給我們煮飯吃。那種香甜的味道，現在回憶起來都流口水……
小地主父親 作者 範向東
父親小氣，吝嗇得超常。家裡有個很大的糧倉，裡面摞滿麻袋，有穀子、麥子、豆子、花生，可是難得蒸一回饅頭，每天嚼的都是難以下嚥的窩窩。在飯桌上掉一粒米是不允許的，父親會把臉拉得驢臉一樣長。他的眼睛本來很小，麻雀一樣的黑豆眼珠，可此時會睜得很大，像要撐破眼眶，眼裡透著威嚴，有一種讓人心裏哆嗦的力量。他很少開口罵人，通常是把乾瘦髒黑的手指頭在嘴裡蘸上唾沫，隔著飯桌探過身子，把米粒沾到指頭上，送到你的嘴邊。你不能反抗，那樣會招來他老拳的熱情招待。你得張開嘴，擠出一臉討好的笑，用舌頭把他手指上的米粒舔盡。父親縮回手，再把手指伸進自己嘴裡，吸吮一番，吱吱溜溜的，聲音很響，像吃著山珍海味。
每次把父親指頭上的米粒舔進口，我都強忍著，找個藉口出去嘔吐半天，連腸子都要吐出來。所以吃飯的時候，我都很留心，生怕有點滴過錯被父親抓住。吃完飯，還要當著父親的面，把飯碗扣在臉上，用舌頭把碗舔得發亮。這時，父親就會露出難得的笑容，還可能從口袋裡摸出幾顆炒熟的白豆，把我的手掌扳開，放在我的手心裏。我會一粒一粒的咀嚼，那香味一點一點的散開，直到滿嘴的油香。我會閉了眼，把嘴裡的舌頭轉得像飛旋的輪子。那時那刻，我幸福得想哭。
父親好苦，家裡幾十畝的土地，他捨不得雇長短工。從父親身上摳一分錢，都如用刀在他的肋骨上刮肉。他下地中途從不回家，頭上百年不變地裹一條油乎乎髒膩膩臭哄哄的毛巾，身上隨便挂幾件能蔽體的短褲長衫，不是缺釦子，就是少袖子。不瞭解他的人以為他是叫花子。
母親中午要把飯送到田間地頭，父親吃飯的時候從不挪窩。見母親送飯過來，鋤頭一放，席地盤腿而坐。哪怕此時烈日高懸，他也絕不會去尋一處有蔭涼的地方。父親古銅色的背上根根肋骨清晰可辨，汗常常豆子一樣排滿他的脊樑。母親看著心疼，就蹲在父親的旁邊，用手絹不停地給他擦汗。父親一手端著海碗，一手用筷子把飯迅疾扒拉到嘴裡。他的嘴總塞得滿滿的，腮幫子總鼓得圓圓的，說話的時候嘴裡嘰裡咕嚕，也聽不清他嘟囔些什麼。狼吞虎嚥地吃完，很舒服地打個哈欠，伸伸懶腰，又忙開了他的活計。
人家背地裏都叫父親「活不成」，捨不得吃穿，就捨得出力氣。春暖的時候往地里拉灰土糞，父親怕把騾子累著，常常自己架在車轅裡，彎腰弓背累得龜孫子一樣，而讓騾子在後面悠閑踱步。
家裡一年也難得改善一次生活。飯裡偶爾放點雞蛋、豬肉什麼的，父親總指著母親的鼻子罵她敗家子。他氣急敗壞地用筷子把碗裡的飯像犁地一樣深翻好幾遍，把裡面飄著的雞蛋塊塊、豬肉渣渣都挑出來，一股腦扔進我們的碗裡，邊扔嘴裡邊嘟囔：「吃吧，吃吧，喜歡吃肉，把老子也殺了吃掉算了！」每當這時，我們就眼巴巴地盯著父親的碗，才不在乎他怎麼罵呢。
母親總在父親下地的時候偷偷給我們改善生活。有一次我們正在家裡興高彩烈地吃著熱騰騰、香噴噴的豬肉餃子，突然聽見院外有騾子的叫聲。母親也不著慌，隨手在盆裡抓了一大把白豆，站在門口用力一撒，滿院都滾著白花花的豆子，很是顯眼。父親踏進院門，一眼就瞅見了地上的豆子。他尖著嗓子跳著腳在門口叫罵：「哎呀呀，你們這些吃裡扒外的豬仔子，再有錢也經不住你們這樣糟蹋呀，挨千刀的！」他邊罵邊彎下腰來，一粒一粒撿起來放在衣袋裡。等他撿完進屋，我們都已吃得腸肥肚圓，母親也把所有的痕跡清理完畢。父親盤腿坐在炕上，母親就給他從鍋裡拿出倆個窩頭和一棵大蔥。父親一口窩頭就一口蔥，笑瞇瞇的，吃得有滋有味。我們都看著父親偷笑，父親低下頭在自己的身上盯了半天，也沒發現有什麼值得好笑的地方，就眼睛一瞪：「笑什麼笑？屁吃多了？」
土改的時候，因為家裡地多，糧食也多，父親被劃為地主。那些游手好閑，抽大煙把褲子當了、老婆賣了的二流子，自然成了貧農。他們給父親糊了一頂尖尖的紙帽，脖子上掛著一個大牌子，讓父親一邊敲著銅鑼一邊高聲喊：「我是地主，我剝削窮人，我罪該萬死！」遊街回來，父親連嚇帶氣，臥床不起，沒幾天，就一命歸西。人家叫我父親「活不成」，他真的沒活成。唉，可憐的父親！可憐的小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