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採訪錄：
記者：最近，發改委官員承認今年的CPI漲幅會略高於3%，原因是自然災害、輸入性通脹和美元貶值(10月份CPI同比上漲4.4%)。這輪通脹會有多慘烈？這樣的背景對未來經濟結構的轉型是有幫助還是有傷害？
茅於軾：政府官員對說真話遮遮掩掩，這是個大問題，說了位子就坐不穩。這也是道德缺失的社會能夠維繫下去的根本原因。現在CPI已經超過3%了，到年底可能要超過4%。通脹的原因，一方面是此前的貨幣發放過多，另一方面是因為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機制下，富人錢太多，沒有合適的投資渠道，只得去不斷炒作不同的投資品種。
這輪通脹，我想CPI漲幅很可能會超過5%，甚至6%都有可能，那可能是明年上半年的時候。治理通脹是個痛苦的過程，現在的問題是，不同的人群受的影響不同，最不好的現象就是低收入人群受影響較大。一般來講，通貨膨脹都是低收入人群受傷害最大，因為這部分人都是靠工資，而工資都不是浮動的，通脹的時候工資不會跟著上升。但是，通脹不是不可治理的，我們過去通脹率超過20%都治理過來了。
我認為，通脹對調整經濟結構不會有特別大的害處。但是，調整結構是有成本的，你得付出一定代價，通脹大家已經有意見了，再付出代價可能更困難一些，但是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調整結構必須有所準備，付出成本，舒舒服服是調整不了的。
記者：現在大家都非常擔心，美國量化寬鬆政策會不會造成熱錢流動。前幾天周小川說，「讓熱錢流進池子」，大家都在猜測「池子」有可能是股市或者房地產。這麼多熱錢進來該怎麼辦呢？
茅於軾：房地產現在已經是個泡沫了，熱錢再放到房地產，泡沫會不會更大呢？我覺得可以開放金融業，讓老百姓開銀行，這個是可以吸納好幾千億資金的。美國人全都是老百姓開銀行，我們現在是政府抓在手裡，國有壟斷，這對經濟是很不利的，但因為有既得利益群體的存在，因此很難打破這個格局。
現在各個國家都在採取措施，比如改變匯率。對中國來講，如果人民幣升值的步伐更快點，這對我們未必不是個好的機會。我們的外匯儲備可以買一些外國的資產，企業、資源、無形資產等等，這可以使我們在外匯儲備上減少些損失。
我們的國家按理說是資本和項目不能自由流動的，只有商品交換的外匯是自由的，但資本進出是有管制的。我們有很多辦法可以限制熱錢的流動，央行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監督，瞭解熱錢的動向。
記者：您說到了地產泡沫，近五年來，似乎很多非市場化的訴求和主張反而能獲得青睞，比如房價吧，政府直接干預市場的行為反而得到公眾擁護，而在過去的改革中公眾對自由市場支持率很高，但當前在某些問題上的民意似乎正在「開倒車」。
茅於軾：現在市場確實是扭曲了，但是扭曲不是市場本身的錯誤，而是管制的錯誤——我們不能建立一個公平競爭、透明、信息充分交換的市場，我們這個市場越來越講「關係」，拿錢開路，討好政府，像這樣的規則，那就是破壞市場。現在的問題，就是政府介入市場太多，很多重大措施都是他們拍腦袋出的主意。比如現在的土地管理政策，造成了土地使用僵化，配置扭曲。因為土地是個很重要的資源，我們國家土地緊張，那你就應該用好每一塊土地，不能浪費。現在由於有紅線規定，保守的估計有九千萬畝土地撂荒，我們畝產不斷在提高，用不了那麼多地，但耕地不允許轉換成開發地，結果是有大量農地閑置。我們去農村能夠看到許多撂荒的土地。另一方面由於開發用地供給不足，房地產因土地供不應求而價格飛漲，造成國民經濟結構中的重大問題。房價那麼高，土地卻總是供給不足，這就是讓土地使用僵化給卡住了。
該管的要管起來，比如環境保護，現在我們的資源產品定價都過低，最大的資源就是環境，破壞環境可以不付成本，所以大家都走破壞環境的道路來發展。但是政府在這方面的表現是很無力的，花點錢就可以破壞環境而不受處罰，環境裡頭的腐敗驚人，要是沒那些腐敗，環境不至於這麼被糟蹋。
記者：市場經濟原則在中國的特殊實踐中出現了一些特殊變異，比如行業收入分配的鴻溝，這算是市場經濟的失靈嗎？這可能導致了民眾對市場的怨氣，一些怨氣也不可避免地殃及了民眾對改革開放進一步推進的信心。
茅於軾：對，你說的這是個問題。所以我們要捍衛市場，這是最重要的。我做的事情就是捍衛市場。不管在什麼時候，人們總是偏向於計畫。人雖然生活在市場裡頭，市場帶來的好處他視而不見，但是市場的毛病他感覺得非常清楚，所以就希望政府來管一管。這也不錯，但是你怎麼知道政府就能管得對呢？市場不是完美的，但全世界大的經濟上的禍害都是政府搞出來的，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經濟上出了那麼多問題，不就是計畫經濟的責任？但老百姓總是覺得市場有毛病，要政府來糾正。
至於收入分配的鴻溝，市場經濟體系內的分配有利於財富的最大化，比如吃大鍋飯，干多干少一個樣，肯定不利於財富的最大化，所以它不會用吃大鍋飯的辦法。你創造的多，拿回去的多，這就是市場的分配原則，這樣大家就有積極性去創造財富了。但這個結果就是，姚明劉翔掙好幾億的錢，普通人也許每個月只有一兩千塊錢，差距就是這樣造成的，這還不算貪污腐敗走私販毒假冒偽劣。
市場本身並不錯，但它確實造成了貧富差距。這就需要市場之外的力量，比如政府和民間兩條路來解決，市場本身的確解決不了。
記者：就是說「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
茅於軾：可以這麼說。從公平分配來講，市場經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市場經濟只解決財富最大化。我們國家改革開放後為什麼成功，就是因為市場這條路，所以我們的財富增長全世界第一。不過財富最大化一定是漠視了公平分配的，但是也不會太不公平，不會跟改革前一樣，把人弄得連飯都吃不飽。
現在還沒有一種理論能判斷哪種分配方式是最好的，每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說老實話，也不存在大家一致認同的理想狀態，也沒有人說，我們還是吃大鍋飯最好。到底什麼樣的分配最好，眾說紛紜。
記者：也有種說法，我們現在是瘸腿的經濟，沒有配套的法治、商業倫理道德的基礎等等。
茅於軾：市場經濟是和民主政治相聯繫的。市場經濟需要人權來保障，你看全世界，市場經濟搞得好的國家都是講這個的。反過來講，什麼叫人權，就是沒有特權，凡是有特權存在的國家，市場經濟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國家就是個例子，我們特權的東西仍然很有空間，很難說是一個公平的、機會均等的市場，好的市場要有人人平等自由參與，法治是公平的，能保護每個人的利益等等。我們現在還差得遠。
記者：可能民眾關注市場的毛病更多一點，在一些公共話題比如火車票價、福利房等方面堅持市場導向幾乎已成為一個危險的禁區，說出來肯定是漫天批評，很多人認為這是犧牲窮人的利益。人們可能希望市場經濟能更溫情脈脈點，而不是冷冰冰的。
茅於軾：也不見得。即使票價沒漲，但服務降低了，擠得不得了，你還得排很久的隊，付出的代價也很高，窮人還是得不到好處。市場就是無情的。所以市場之外要有政府和非政府的組合來彌補市場的不足。
至於批評，那可能就是沒講清楚。講清楚大家會明白過來，包括主張市場化。經濟學家主張用市場解決問題，老百姓反對用市場解決問題，那我就要解釋為什麼市場能解決。比如火車票價,我已經解釋了(非市場化)不見得對窮人有利。
比如廉租房廁所問題，香港的廉租房都沒有私人廁所，他們的收入比我們高十倍都不止。廉租房本來是救濟性質的，沒有什麼要求。本來你住得非常差，現在有個好得多的地方，但是還不能像你理想的那樣。你一定要理想的房子，那就只能少建一點，本來蓋一百個，現在蓋八十個，有二十個就變成廁所了。
有些人沒動腦筋，瞎起鬨。這個道理並不難解釋，但他們不願聽我的解釋，那沒辦法了。現在的問題是要引導中國人，尤其青年人培養一種理性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習慣，培養獨立思考。網路也不見得代表真實的多數。
記者：這麼多年，您這麼執著於市場，可以說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市場經濟學家典型。先生介不介意被稱為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
茅於軾：我非常敬重市場，但我不喜歡「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這個稱呼，說我是「自由市場的保衛者」可以。你要知道，拿人類幾萬年的歷史來看，市場改變了人類的發展道路，從十九世紀開始的兩百年，人口數、壽命大幅度增長，原因就是市場本身。中國是最新的例子，非洲有很多國家還沒有上來，我相信再過五十年左右，全世界都得到這條線，再往後又變成水平——人口數和壽命是差不多的水平線。這一段就是市場極大地創造了財富，壽命提高、教育普及、生活條件極大改善。現在活七十歲，將來可能達到一百歲，當然你要活一百二十歲也不大可能。人口數也是這樣，到了九十億就很難上升。這個突然變化就是靠市場，中國改革成功也是靠市場，什麼工業化、學大寨都搞不成，搞市場就搞成了。
這個事很多人不懂。當然，市場經濟並不是沒有毛病。它的特點是私有制和分散決策，所以難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換有時候會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場之外的力量來糾正，這時候我們常常想到政府。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
可是，人們往往忘記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就是政府同樣會犯錯誤，它並非永遠正確，靠它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錯誤，糾正起來更困難十倍。全世界，因為政府犯錯誤造成的人員死亡不計其數，而因市場盲目性造成的死亡連百分之一都不到。經濟波動、金融危機都是市場造成的，但這並不等於市場錯了。一切拋棄市場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極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誤導我們再次走上歧路。但市場，大方向永遠是對的。
記者：目前這個社會，底層民眾對自由市場部分失去了信心，更希望社會公平方面的改革。市場與社會公平這兩者是天然的不可調和嗎？
茅於軾：我同意。這就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市場只有效率，沒有公平。所以你要追求公平就得犧牲效率，但是更糟糕的是，既不公平又沒有效率——經濟適用房就是這樣的政策，包括現在限價房和一部分保障性住房。
效率是講財富最大化，那就是商品房；公平是廉租房，效率降低了但是得到公平。但是經濟適用房呢，犧牲了效率也沒得到公平。最窮的人應該得到幫助，但是他買不起經濟適用房。你幫助的人不是最窮的人，這不是沒有公平嗎？這個政策就是互相矛盾。為了公平而搞經濟適用房，但最窮的人還不給他。這是顯而易見的矛盾。
記者：那麼下一階段改革還是會以市場為導向嗎，還是會有其他元素加進來？
茅於軾：現在政府的有些政策可能要走偏，走偏是個很糟糕的事。比如經濟適用房這種事，效率和公平是互相矛盾的，多點效率就少點公平，全壞了。更不用說貪污腐化。
國有經濟近年來的強勢，這個跟政府對國有經濟的態度是有密切關係的。政府實力的重要來源就是國有經濟。所以它自然傾向要擴大國有經濟。
記者：在您看來，怎麼才能構建一個好的市場？
茅於軾：很簡單，取消特權，對富人溫和地剝奪。這在通常的政治結構中是極難做到的，對現在擁有特權的人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因為，有話語權的人多半就是有權有勢的人，或者說，是有特權和有錢的人。他們很難對自己開刀。
比如，我認為，收入分配根本問題不是稅務，是特權問題。一個可以實施的辦法是稅務解決，就是向富人多收稅。但他怎麼變富的，是不是靠市場變富的？靠市場變富的，可以用多收稅來調節；但很多人不是，(而是)靠特權靠國有壟斷，或者貪污變富。
我的理想是執政者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眾的利益。西方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執政者必定傾向窮人。如果他們犧牲了窮人的利益，就會被選下去，因為社會中低收入者佔大多數。
所以我們要搞好市場挺不容易的。不要有特權車開來開去，這是看得見的特權。看不見的特權，比如最近河北的「我爸是李剛」，就反映這個社會充斥著特權意識。有特權的人很害怕自由平等的反特權訴求，但是他們又講不出來，也不能公開說「我要特權」，這就給他們出了道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