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來哪一次災荒最為嚴重？當推晚清華北大旱災。其時間跨度長，從光緒二年年底（公元1876年）至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受災面積大，直隸（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帶）、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均在其中，死亡人數據估計更高達千萬，五省又以山西受災最為慘痛。
可惜這樣一次大災，以往學者均感嘆文獻不足征。現在這一遺憾得到了彌補，岳麓書社最近出版了皇皇六巨冊的《曾國荃全集》，而曾氏於大災期間正在山西巡撫任上，關於這次災情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應對措施，其書札、奏疏、批牘中均有翔實記錄。如果我們利用先前發掘的資料，與此書進行比較，則可藉此考察晚清帝國應對大事件的能力，也會對真切瞭解晚清社會有所裨益。
清政府的動員能力經受著考驗
古有「荒政」，設立粥廠、平糶、放賑、組織慈善捐助、免餉減稅，這都是一個正常的政府面對災荒的既定動作。粥廠是隨時都有的，但遇到荒年，則可由官方和民間增設以應急；平糶是指政府把常平倉的糧食拿出來，平價售賣，以穩定糧價並抑制商人投機，或者貸糧，待百姓有收成後歸還；根據需要另有「散米」，這和粥廠施粥一樣，是對掙紮在死亡線上的最困難民眾的免費救濟；放賑除了糧食，也有發放銀子的；免餉減稅則一般在災後，餉為軍餉。而學界公認，清代是「荒政」 發展最為完備的時期。
對山西大災，清廷的反應速度不能算慢。光緒三年五月，剛剛到任的曾國荃向朝廷匯報災情時，即提出把光緒三年上半年的應解京餉五十萬兩，撥出二十萬兩作為賑災，很快便得到了清廷的允准。除了山西官方設粥、放賑救急外，民間救濟活動也踴躍開展了起來。從曾國荃在山西巡撫任上留下的幾件批牘中，我們可以窺出當日官方敦促富人慷慨解囊的情形。榆次縣在山西屬經濟較好之地，但募捐情況讓曾氏不滿，「該縣著名巨富二十餘家，聞其家貲大者亦五六十萬不等，何以此次僅捐銀十四萬兩耶？此上富未能盡力捐輸之實據也」。他要求屬下在民間宣傳好「窮者不能生存，富人也無法安享富貴」的道理，「此次通省奇災，全仗富者出貲，官場出力。方救全大眾性命。貧民之心志貼然靜謐，斯富民之身家乃能永保無虞。若富民但為一身一家之計，不肯出余貲以救人，牧令又常存一邑一隅之見，亦竟置大局於不顧，則賑務不易辦矣」。
應對大災，必須調動一國力量。在山西之外，捐助活動也取得了很大成效。這種捐助主要經由官方和民間兩種渠道進行。在官方渠道中，一是由政府在官員中發動倡議，實近於攤派，據曾國荃光緒四年七月之奏疏，官員捐款捐物數量不菲，「除天津收過各省官紳商富捐助晉賑銀兩，業由直隸督臣李鴻章會同臣開單奏報外，所有山西省城賑捐局先後收過京外捐助賑需銀米，截至七月十五日止，共銀十萬一千二百七十八兩，糧一千五百石」；二是通過辦理捐納，即向有錢人出賣政府所頒之「虛銜」，以獲得賑災款項。這種做法今人稱為「賣官」，但古今對比也有很大不同：它由政府公開出面組織；所頒系榮譽銜，要得到實授還要有很多條件；客觀上有加強社會流動的功用。民間渠道的捐助活動多由有名望的紳商主持，「紅頂商人」胡雪岩一人給山西、陝西、河南等各災區捐銀合計即高達十萬兩，另據《申報》，蘇浙一批熱心紳士親歷災區，經其籌備的捐銀前後超過六十六萬兩。如此種種，都證明作為國家符號，當時的清政府還是具備一定的動員能力。
儘管如此，賑災仍然存在很多不如人意之處。有的是細節不善，如粥廠往往設於城中，「近者得食，遠者不獲一餐。……使民奔走不遑」。當時媒體報導， 「赴城領賑所須付出體力透支的代價，令鄉人感到不值得作這嘗試」。有的是歷史遺留難題，如交通運輸條件太差，使賑災工作往往事倍而功半，曾氏感嘆：「所有採買之糧，價值居其一，運費居其九，以故竭天下財力，皆銷磨於腳運之中。」
李提摩太：被疑忌的外來慈善家
光緒初年的山西旱災，在中國荒政史上意義非同凡響，不僅因為其災情空前嚴重，還由於在賑災過程中湧現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來慈善家以一種大大出乎傳統中國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濟事務。中國人第一次知道，餓肚子居然還不僅僅是自己的家事。
參與山西賑災並取得了重大成效的外來慈善家就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1870年來中國，在中國度過大半生，因其廣交政壇和知識界精英，對晚清政局有相當的影響力。李提摩太於1878年年初進入山西。他的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當年的日記片斷，讀來觸目驚心。在受災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區，李提摩太「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份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雉、野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晨，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扔到一個坑裡，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裡。」……
外國傳教士深入內地賑災，在兩種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當李提摩太對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時，軍機大臣瞿鴻上了一道《請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濟災民只是藉口，「其居心則險不可測。彼蓋知近畿等省，災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間而為收拾人心之計，且得窺我虛實，肆其誅求以逞志於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見，為此清廷特頒發諭旨給曾國荃，要曾對洋教士「婉為開導，設法勸阻」。朝廷的這種態度當然會影響和制約曾國荃。據李提摩太回憶錄所記，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訪曾國荃即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曾的秘書告訴他，巡撫因為李提摩太的出現而非常生氣。李提摩太寫道：「他認為我的到來只是收買人心，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見面後，儘管我跟他解釋說，我帶來了兩千兩白銀，將要發散給受災最重的災民，並且辦了通行證，他仍然不怎麼高興，依然阻撓我的行動，處心積慮地要使我在剛剛開始時即陷於困境。」
然而曾國荃畢竟不是死讀聖賢書的腐儒，當其意識到李提摩太一行並無惡意時，很快改變了態度。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說：「他立即派地方官員及其助理前來與我商談。他們有那些村莊所有家庭的名冊，並打算依此給每個家庭發放救濟金。他們提議為我安排幾個村莊去救濟，並派官員和紳士幫助我，以便不受干擾地完成工作。……在中國官員的完美配合下，救濟工作開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結束。」1878年10月，當李提摩太離開山西去山東結婚時，曾國荃給其寫了一封充滿讚美之詞的信，在信中，「他不僅以個人的名義，而且代表我曾幫助他們擺脫飢餓的山西千千萬萬民眾，對我表示了感謝」。而為李提摩太蒙在鼓裡的，是曾國荃奉命調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國荃說：「此次英國教士李提摩太等，攜銀來晉放賑，迭準直隸來咨，當即分委妥員會同辦理，先在陽曲徐溝，諸稱平順。嗣該教士聞省南災務尤重，願赴平陽散放，亦經分飭照料辦理，均極妥協，並無河南所奏情事。」從「並無河南所奏情事」一語中可以看出，當時同為災區的河南的官員肯定對洋教士有不利報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調查，而曾國荃對洋教士則給予了與同僚完全相反的評價。
曾國荃與洋教士的誠懇交往，對山西賑災意義重大。李提摩太自帶銀兩不多，但他通過日記等形式向海外通報災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據統計，經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賑者從飢饉線上挽救過來的家庭數目達到十萬戶，得到救濟的人員高達25萬人。外洋賑款20餘萬兩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負責發放了12萬兩，領賑災民超過15萬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賑災取得很好效果，而這與曾國荃的支持是分不開的。設想一下，如果地方官員時時猜疑處處掣肘，洋教士救濟災民之情再熱，也會被澆熄吧？
用人頭掛出來的秩序
飢荒威脅之中，人心浮動是一種必然。特別是此時的山西局勢原本就不寧靜，捻軍余部時時驚擾，與山西相鄰的陝甘又爆發「回變」，對地方官員來說，穩定社會秩序不僅直接關係賑災成敗，更與清王朝生死存亡攸關。
曾國荃奏疏中經常有誇獎山西「民性純良」的句子，說民眾「視餓死為應受之辜，絕無強奪強劫之案」，但這只是門面話，意在襯托「聖朝」的「深仁厚澤，浹於晉民肌膚也久矣」。實情當然並非如此，對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的人講法度本就是件高蹈的事情。而為了維護秩序，曾國荃除了以各種行動宣示朝廷的恩澤，以安撫民眾，另外也採用了不少鐵腕手段。光緒三年九月，他在給屬下的書札中說：「查災放賑，先安民心為要。……至於布散流言、匿名揭帖，斷非飢民舉動，必有姦宄招搖潛蹤其間。此清查境內無業遊民為最要也。地方官果能清查，勿令聚黨生事。如遇外來面生可疑之人，不准溷跡境內，庶本境之飢民，望有涓滴之賑可以度活，而不敢萌異志；各路之宵小，憚吾嚴密之防，無從勾結，而不敢生覬覦。消患於未然，此其時也。」一名將官向他匯報派兵巡邏的情況，他更詳細指示：「揀選謹慎之兵一十六名，作為兩班，每班分四起輪流稽查要路，佈置最為得法。但能使民間屢屢見有兵來，姦民自懼，良民自安。每起二名不嫌其少，若多則不敷分布，且恐益民間雞犬之驚。惟巡哨之兵最宜安靜，必須使莠民見之有畏心，不至使良民見之亦有懼心，則地方從此安謐矣。又稱商賈糧車過境，任意截劫，毫無忌憚，或三五同夥攔阻孤身行客，奪搶物件。如此則糧販無人敢來，境內之糧安得不日形缺乏？所關非細，仰即加意巡防，遇有截糧攔路行劫之案，一經拿獲，即行會同地方官訊明情節確實，稟請就地正法，以安商而裕民食，是為至要。」
所謂「就地正法」，這是非常時期給予地方官員的便宜行事權力，是典型的「非常手段」，即使在當日也是違反法律之舉。但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這種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有特殊的效果。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災，他目睹慘狀後曾經困惑，為什麼很少看到搶劫？原來「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布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凶搶劫，各村鎮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果然，不久他就在路邊看到了掛著「兩顆人頭的籠子」，「這是對試圖暴動的人的警告」。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李提摩太對此也表示了理解，他在回憶錄中說，「當時的社會狀況需要高壓政策。」
然而，如果「就地正法」施行無度，那絕對是民眾的災難。山西旱災中，「就地正法」有無濫殺無辜情形？不妨先看曾國荃的一個批牘。當時隰州發生竊賊殺死巡夫命案，地方官員即遵「就地正法」之令，將嫌犯處決。曾國荃在隰州呈報的公文中批道：
爵部院前因被旱成災，恐有不逞之徒煽惑飢民劫掠富戶，謀為不軌，是以通飭所屬，如有前項匪徒乘機倡首為亂，即行就地正法，以遏亂萌而靖地方。今竊賊殺死巡夫一案，無論事後挾嫌謀殺，或臨時圖財害命，總系尋常命案，自應遵照定例，填格錄供，通報複審，按擬解勘，方為正辦。該州前請就地正法，已屬草率，即或實應就地正法之犯，亦應候示遵辦，乃既經具稟請示以前，竟敢不候批示遽行正法，辦理殊屬冒昧，非尋常疏忽可比。本應立予撤參，以重人命，惟業據自行檢舉，稟請照例議處，且該州並屬被災較重，正當清查戶口、辦理賑撫緊要之時，未便遽易生手，姑從寬記大過三次，以示薄懲。……及嗣後遇有似此案件，不候批示擅專自便，定行嚴參，決不再寬。凜之！凜之！
有了上峰「就地正法」的命令，地方官員很可能樂得簡便，把賑災中發生的所有命案都「從重從快」。這一封批牘透露曾國荃顯然意識到了這種危險，所以他反覆強調和訓誡，尋常命案一定要回到常軌，遵照法律所規定的程序辦理。
大災中的官員群像
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稱讚由做過將軍的曾國荃來當災區的巡撫是一種「幸運」，「當發現一位政府官員侵吞救濟金，中飽私囊時，他下令立即處決。這種果敢的行動震懾了其他官員，緣此他使政府官員免於腐敗，也使鄉村不至於失序。」留意於整頓吏治和穩定秩序，這的確是賑災之要著，如果吏治不清明，秩序不穩定，即使花費甚巨，賑災的效果也會微乎其微。
光緒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曾國荃向清廷上了《特參州縣疏》，所參的地方官吏，一個是吉州知州段鼎耀，其人「於省局撥解賑銀膽敢扣留不發，實屬玩視民瘼，忍心害理」。另一個是代理榮河縣知縣王性存，「借罰捐賑為名，借端侵漁」，還有「試用縣丞郭學海，委解糧石，假公濟私，任意遲延，亦屬任性妄為」，曾國荃 「請旨一併革職，歸案審訊，按律定擬，以重賑務而儆官邪」。
最有意味的是，兩個知縣僅因在災中修理知縣衙門，也受到了曾國荃的嚴厲處分。「稷山縣知縣王懋庚，到任數月，並未稟請批示，私派捐輸，修理衙署」，所謂「私派捐輸」就是在民間攤派，曾國荃認為這是不可容忍的，他斥責說：「該縣衙署即使破爛，尚有考院（童子試場）可以暫借棲居，即欲修理，亦應候至年豐稟請，設法籌款，不應勒派捐輸興修。似此膽大妄為，荒謬已極。」和順縣一位姓夏的知縣「修理衙署」，「復匿災而不報，徵收錢糧」，在曾的眼中，這是「括萬民之脂膏，供一己之宴安，任聽民間賣兒鬻女，盡填貪吏之欲壑」。夏知縣被摘去頂戴，「以觀後效」，王知縣則更遭到了革職查辦的懲處。除了「紀律處分」，有些貪瀆官吏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山西陽曲縣的倉書李林儒——一個管理放賑的小吏在承辦粥廠放賑中，侵盜米糧五十石，被曾國荃下令就地正法。
這些在大災之中「玩視民瘼」、「忍心害理」甚至舞弊自肥的官吏，的確彰顯了晚清吏治的一些漏洞。但腐敗官吏的比重有多大？對政府賑災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如果考慮到災區輻員的遼闊，賑災中調動財物的數額之巨，對上述問題當有一個實事求是的估價。據曾國荃在災後向朝廷報告：「自去年籌賑以來，州縣如有不實心竭力者，臣等查明無不立予參撤。其中亦有盡心愛民、勤勞卓著之員，理宜量予體恤，酌發應支之款，以鼓其氣。……近日州縣等官多有饔飧莫繼者，且有得力之員因辦賑焦勞過甚，遂至一病不起無以為驗者。」
朱其昂，李鴻章辦洋務企業的干將，「為晉省籌賑籌糧、捐資濟眾，最為出力」，竟因災中染上「時疫」於光緒四年五月歿於天津。
張樹炎，原為甘肅道員，山西大災後經曾國荃奏調來晉，旋往河南周家口採辦糧食，「衝風冒雪，晝則盡力奔馳，夜則被兀坐，設局辦理轉運，不辭勞瘁。嚴冬寒氣逼人，冰霜滿路，該道往返於泥淖之中，痛念飢民嗷嗷待哺，殫心設法多為拯救。乃以焦勞過度，遂致心火沖肝，郁為消渴之症。……計三月以前，於萬難週轉之間，猶能運糧一萬餘石力濟災區，自是心力交瘁，病益不支。……四月初九日扶病歸裡，該道即於初十日身故」。
知州陳世綸、知縣劉祥翰，「均克盡心民事，卓著循聲，乃因辦理賑務憂慮過度，積勞病故。……今年疫氣流行，該員等不避艱難，馳逐郊關，因而染病，臥床不起」。
……
曾國荃統計，災情發生以來，「自初至今，計候補及在任正佐各員物故者，已近八十員」。官吏亡故如此之多，除了積勞成疾的因素，災後疫情蔓延勢必也加劇了賑災的風險。
曾國荃的奏報有無虛飾成分？基本事實諒無問題。傳統社會，士人清議的力量實非今人能夠想像，而且幾乎每個地方都有人在京城做官，如果奏報不實，被京官參上一本，後果嚴重。曾國荃查辦的部分貪瀆案件，就是起因於京官的彈劾。
天降奇災考驗著宛如夕陽西沉的帝國。作為一個前現代政府，清廷可以說竭盡了所能，很容易被今人詬病的官僚貪腐無能的病灶也並未大面積地惡性發作。究其實，緊接「同治中興」時代，元老重臣均在，朝野風氣未壞，中央政府的威嚴尚存，法紀和儒家道德並未遭到普遍蔑視，這些都是山西賑災取得一定成效的根本原因。在此之後，一個看上去早已搖搖欲墜的帝國居然還能支撐三十餘年，從山西大災中也能窺出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