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保羅•克魯格曼發現了「三元悖論」,他也因此而獲得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按照「三元悖論」的原理制定政策,是不是就可以讓發展中國家避開外部環境的衝擊？現在看,沒戲。
「三元悖論」說的是:一個國家的完全開放、匯率的自由浮動、獨立的貨幣政策三者之間政府最多三選其二,而不能三者同時獲得。比如:完全開放的前提下,貨幣升值(匯率自由浮動)會引來大量熱錢,這時通脹壓力增大。越緊縮,貨幣升值越快;貨幣升值越快,熱錢流入越多;熱錢流入越多,貨幣越寬裕。如此惡性循環。反過來,一樣的道理。
但是不是「三元」的所有組合情況都對？筆者認為不一定。比如,不開放,匯率就一定可以穩定嗎？貨幣政策就一定能夠獨立嗎？這是一個美國以外的國家必須認真面對的現實問題。
現在,我們看到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採用了「加大資本管制——縮小開放程度」同時「緊縮流動性——強化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措施。但這些國家的貨幣匯率並沒有穩定,而緊縮貨幣也沒能達成控制物價的目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關鍵原因是:第一,美元的特殊地位,決定了美元的漲跌控制了大宗商品價格;第二,這些國家的物價已經基本與國際接軌。
鑒於上述兩個原因,對於弱勢經濟體而言,「資本管制」只可以讓「熱錢」流入速度,對貨幣政策獨立沒有太大幫助。如果這時候緊縮貨幣,只能抑制本國經濟上漲,而對通脹無益。如果過度緊縮,經濟會陷入「滯脹」。
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對可能發生的嚴重的「輸入型通脹」管不是、不管也不是。不管,老百姓怨聲載道;管,實在是沒有手段。這就是美元和國際貨幣體系現狀帶給世界的痛苦。
面對所有發達國家一起量化寬鬆的政策,價格控制已經難上加難。現在,各部委準備拿出一些辦法通過治理流通渠道對物價加以控制,但效果勢必有限。
更有效的辦法是「扛」,通過加薪的方式,讓老百姓的收入增長追上通脹速度,同時有控制的引導企業把成本壓力傳導到消費終端,這樣才能保住企業,避免大規模失業狀況的出現。相反,如果管不住生產成本的上漲,而一味強調消費價格不能上漲,那結果是企業利潤減低,甚至工廠關閉,那大量的工人會失業,消費會受到嚴重拖累,勢必引發惡性循環。
所以筆者建議認為,當前應採取如下的政策選擇:
第一,通過輿論告訴公眾現在的「通脹」到底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如何才能避免中國經濟陷入滯脹。取信於民,為政府控制通脹減壓。
第二,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托住中國經濟增長,以財政增加的收入補貼低收入階層的生活,穩定社會。
第三,貨幣政策不僅不能緊,反而需要適度放寬。面對原材料、勞動力和財務成本的不斷漲價,企業維繫原有規模的生產需要更多的貸款,這個時候如果貸款不能滿足生產需求,生產必然下滑。所以,結構性的、適度寬鬆的貸款環境是保護實體製造業生存下去的重要手段。
第四,保住股市。讓股市的結構性牛市,將資本傾入需要加速發展的行業,替換部分銀行貸款。
第五,確保農產品生產,讓農民享受到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好處。
最後,千萬不要落入「三元悖論」的陷阱。不要以為強化資本管制,就可以獲得獨立的貨幣政策。「三元悖論」所講述的原理,只適用於「內需拉動型通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