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得很，我深信不疑的黨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給出路」的政策在二弟安邦和三弟治平的身上觸礁。他倆與上萬名重慶青年一起豪情滿懷去到豐富的石油礦區挖石油，石油沒有挖出一滴，浪費了幾年青春，全部遣回重慶。政府給這批人發了硬指標，也就是說一人一個名額，工作安排打了包票。可是，政府又早有規定，對申請工作的人，單位要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所謂的政治審查，主要是審查他們的家庭背景。齊家的背景壞得出奇，姐姐剛剛出獄，父親還在牢裡，使安邦與治平的申請表，一份一份退了回來，所有單位都拒絕接收，包括自來水公司和沒人願去的掃大街的清潔公司。所有石油局回來的青年人都有了工作，只剩下一幫「關（牢）、管（制）、殺（頭）」家庭背景的人還在引頸企望。
自相矛盾的政策，使硬指標等於沒有指標，「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血統論才是最逗硬的政策。於是，出身好的那怕是「馬屎皮面光，裡頭一包糟」也個個有份，出身不好的再是「蒙垢鑽石」也人人落選。看看這些雄姿英發，熱情橫溢的可愛的青年安邦、治平和他們的難友，終日無所事事東遊西逛，我極為他們浪費大好時光惋惜。
後來，安邦在大陽溝蔬菜副食品商場找了個修補門窗的木工工作。他業餘自學的木工技術派上了用場，安邦得意極了。每天他背著那副木工行頭興高采烈地上班，興高采烈地回家，幹活勁頭十足，沒人看得出他只是個臨時工。正因為是臨時工，單位不政審，他才臨時地鑽了進去。單位上對安邦的工作很滿意，如果讓他在這裡繼續幹下去，我敢打賭，安邦決不會是今天這副模樣，他的整個生活都將改變。但是，鬼使神差，他被借調到另一個急需木工的單位。不久，中央下達檔，凡是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到該單位，並且下達時仍在該處工作的臨時工一律轉正。「一律轉正」，這就是說政府普天大赦，不要求政審，只要合乎時間條件，都有份。這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安邦來說，簡直就是癩蛤蟆吃天鵝肉，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安邦的確是十一月三十日前去的，但黨下達時他卻被借調在另外一個單位，按理說既然是借，根就應當在大陽溝，但是大陽溝不認，臨時工有什麼根，有根還叫臨時工？就這樣，安邦像個被傳遞著的球，從這隻手傳遞到那隻手之間，他兩頭失落，失去了轉正的機會。
他不僅沒有轉正，那批活趕做完了，他被放回了家。安邦又開始無精打采灰溜溜地過日子了，靠在窗台上看來來去去的車輛，看行人不同的走路姿勢，看蹦蹦跳跳的孩子們去上學，看熙熙攘攘的工人們下班回家……常常一連數小時。
一天，他回家要我替他寫一份申請，用詞要好，要求參加街道運輸隊——最被人瞧不起的「工作」。我按照當時最「革命」時髦的格式，在申請書的頂端寫上大大的「為人民服務」的「最高指示」，最後引用毛主席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和「對技術精益求精」的語錄，以「保證搞好搬運工作」結尾。這樣，在扇扇門都對安邦關閉的情況下，街道運輸隊對他敞開了大門。我為他慶幸，找到了飯碗——殊不知是給他掘了墳墓。他開始用扁擔繩子出賣勞動力。這種營生，拿勞改隊的話說就是「壓槽頭肉」（扁擔壓肩頭）。
街道運輸隊是什麼地方呢？那些沒有單位挂靠的地富反壞右，那些被管制被開除，勞改勞教釋放回來找不到工作，那些像安邦這樣家庭出身不好單位拒絕接受的青年等等，被社會當作垃圾拋棄的不幸者們，借街道運輸隊這方「寶地」堆放。試想，對待「垃圾」怎麼會有好差事？他們每天清晨到辦公室外等候派工，什麼工廠要五個人上下車，某家要兩個人挖墳墓抬死屍，某單位要三個突擊大掃除……依輪子分派，做完了回來又等，做多得多，做少得少，哪天輪不上，就一分錢不掙，每天都是碰運氣。
這種佔據你的本錢——時間，未必付給酬金——工資的活路，是相當折磨人的。整天白等，第二天不去吧，又怕有工輪到你，錢讓別人掙去了，自己飯票沒著落，去吧，分分秒秒不知下文的等候，往往是一天時間的浪費，簡直是在熬人骨頭湯。每天在那裡等待，都有過剩的時間，過剩的精力，怎麼樣打發？「垃圾」們想出了好辦法，他們打牌。沒有工，便喔呵連天打牌，有工來，收起牌就走，一舉兩得勞逸兼顧，何樂而不為。打牌，贏家當然要懲罰輸家才有興趣，辦法從最初的臉上貼紙條子，打手板，鑽桌子，刮鼻子，發展到賭實物，從胡豆、花生、香菸，升級到永恆的賭博目標——鈔票。
安邦在運輸隊數年，過得很快活，他天天「為人民服務」，天天打牌賭博，技術「精益求精」，「完全」、「徹底」陷進了賭潭。
安邦曾經是齊家的功臣，他從小就有做生意的天才。父親和我關在重慶石板坡看守所期間，時值「自然災害」，十四歲的他與母親一起收荒籃（收破爛），走街串巷日晒雨淋，幾個月就變成又黑又瘦的「人干」。掙的錢，他全數交給母親買高價點心買高價糧食，大包小包往看守所送，從頭腫到腳爬著去受審的父親才有氣力站起來，我的身體才停止消瘦，基本未受大的損傷。
石油局工作的那幾年，石油雖然沒挖出，但安邦沒少忙，他風餐露宿，這裡鑽井那裡打洞，都是勞動標兵，年年評先進。每次回家探親，他恨不得把當時重慶市場缺銷的雞鴨魚肉、豬油花生全給媽咪挑回來，臨走時還要扔幾件挺新挺時髦的衣褲給興國，你穿吧，我另外買。現在他二十四歲了，長得人高馬大，一表人材，真正的男子漢，漂亮的女孩主動追求他，他還故意不理不睬——這麼年青，無窮無盡的精力需要為工作奉獻，他理該有個「單位」使自己驕傲，有份正常的職業使自己直得起腰，這才有資格談情說愛。想不到從石油局回來，含在嘴裡的肉竟然會被叼走，硬指標變成無指標，連掃大街都不夠資格，臨時工「大赦」的好事又鬼使神差被錯過，最後，這個熱血青年被逼進了「垃圾堆」，我們倒霉的安邦成了賭鬼。
那是一個星期日，晚飯後我走去七星崗看望蔣忠梅，她是我十年前認識的，是大浪淘沙後僅存的友人，她的家是我唯一可以踏足的地方，她是我獨一無二的可傾訴的對象——當時我這樣以為，數年後才知，她是公安局派來做我朋友的特務，我這第二次與她的再接觸，差點為我的傾訴第二次入獄——可是，門上的大鎖讓我掃興而歸。
走回家，我的家門也緊閉著，是從裡面拴住的。我敲門，沒回應，很奇怪，再敲，還是沒有動靜，我急起來了，開始捶門。安邦答話了，他說：「捶啥子捶？」我說：「我要進來。」他說：「你各人出去耍，我有事，不開門！」竟有這等奇事，自己的家不准回，叫我出去耍，我到哪裡去耍？「我哪裡都不去，我要進來！」我生氣得連連捶門，把門捶得鼓響。一陣，「謔」一下，門突然打開，安邦站在門口，另外三個年青人圍桌而坐，桌上放著紙牌，錢已經收藏起來，他們肯定是在賭。
把賭場搬到家裡來了，這還得了。我憤怒之極，指著牆上母親的黑框照片說：「媽咪在這裡看你，她臨死前要求我們團結爭氣，團結，爭氣，你忘記得這麼快呀？她才逝世幾個月。你現在當著她的面賭錢，心裏不慚愧嗎？」安邦竟理直氣壯地答道：「我不曉得，我不曉得。你不安逸我，馬上到派出所去報告。」我生氣地回答：「我為啥子要到派出所去告你，我要告訴你，這個家，不允許你用來當賭場！」安邦認為他的幾個好朋友美美地被請到家裡打牌，我卻給他掃臉，他要與我一決雌雄。大叫一聲說：「我要，我要，我要在這裡賭博，怎麼樣？這是我的家，有我的一份。」他的氣比我還大，順手拿起牆腳木架上的臉盆，猛地扔在地上，「咣當」一聲巨響，擊碎的搪瓷四處散落。打爛了臉盆還不罷休，他衝出房門，從廚房裡拿進來一把菜刀，我嚇得不敢出聲，以為他瘋了要殺人。他瞪大著發紅的眼睛，高舉菜刀朝我們小時侯四個人合睡的木板床床腳砍下去，一邊砍一邊吼：「這是我的家，我也有一份，我想拿它做啥就做啥。老子要把這個家砍爛！」
那三個年輕男人，見狀大驚，一個一個溜走了。安邦歇斯底里完了，憤憤地也走了。他經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有時通宵不歸。我們白天很少碰面，見到安邦時，他總是呼呼大睡，昏睡無邊，今日難得一見，卻爆發一場家庭大戰。
安邦失落的自我與暴烈的個性，母親很早就擔心他會做出一些越軌或者極端的事情，她疼愛這個極其聰明極能吃苦的兒子，在他身上花費過很多時間和心血，只要有可能，她總是把安邦帶在身邊，給他更多的關懷與愛憐，希望安邦的性格回歸正軌。
對這個家，對媽咪，我始終有著難以言說的深深的自責。我闖下了大禍，自己坐十年牢不算，父親也殃及十五年刑期，四個弟弟，三個初中只准進民辦，高中都沒讓考，以後的工作分配全部受影響……家裡的中流砥柱，我們的母親，樁樁苦難都令她錐心瀝血，二十多年的煎熬她默默承受，直到她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常常在查找，查找我對這個家庭犯罪的根源，我的內心我的靈魂，骯髒的動機卑鄙的私慾……沒有辦法，我查找不出，真的查找不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我也做了母親，直到今天我寫這本書，想起給這個家帶來的災難，我也錐心，我也瀝血，我還是找不出我犯罪的動機。無知幼稚，不識時務，不計後果，這既不是犯罪理由，也並非犯罪動機，像個孩子，不小心打翻了蠟燭，燒燬了房子燒殘了屋裡的每一個人，甚至連來我家玩耍的孩子也沒有倖免。我有罪，大罪，但沒有理由動機。沒有理由動機，但後果太沈重，黑十字架壓在我身上，穿過無數交替的白天黑夜，穿過漫長生命的隧道，揹負著它直到我隧道的出口。
牆上掛著媽咪的照片，那溫婉哀傷的眼神，看了令人心頭顫痛。在這個十二平方米的房間裡，我覺得母親的眼睛老是在追隨我，我愧對這雙眼睛，竭力迴避。今天她又心痛地目睹了這一幕。
物理學有條胡克定律：在彈性限度內，物體在外力的作用下產生形變，作用力越大，形變也越大，外力消失，形變也跟著消失。安邦並非天生嗜賭，他過去生活習慣很好，從來不打牌。我曾經要求弟弟們別責怪政府，「首先端正自己的態度」。安邦的經歷是我親眼所見，我挑剔不出他有什麼不端正。直到進了「垃圾堆」，在「外力」的作用下，他「產生形變」，天天「變」，不斷「變」，外力的作用太大，時間太長，大大超過了「彈性限度」，安邦像被折斷的筷子，成了賭鬼，即使外力消失，他再也形變不回來了。
母親的愛心敵不過超過限度的形變，她為安邦付出的心血付諸東流。
七四年春的一天，地段積極份子在樓下吼叫通知居民群眾開會，三樓黃代表走過我家門口，特別伸進頭來再通知一聲，我被她看見，不得不去。
想不到，開的竟是安邦的宣判會，他經常不在家，這次，他們既沒有通知家屬他被逮捕，也不知道他去了何處，怎麼就「一步到位」判起刑來了？
那天阿弟齊大同也在家，我倆坐在第三排，盯著戴手銬的安邦，感到莫名其妙。政府明文禁止賭博，但嗜賭如命者何止千萬，比他資格老，比他陷得深，比他名堂多的大有人在。到目前為止，我沒聽說過「賭博就是犯罪」，沒見過有人因賭博而坐牢，儘管我坐過十年監獄。當然，由於嗜賭，安邦偷竊過，據說技術不錯，不過，但凡嗜睹的，又有幾個人的錢是自己腰包裡的。宣讀的判決書，第一句話「齊安邦出身反動剝削家庭」便泄露天機，為什麼成百上千個賭徒獨獨他中了「頭獎」。第二句說他「一貫好逸惡勞，不務正業」。連掃大街都不要，不給他「勞」的機會，強迫他「逸」，還好意思責備他「好逸惡勞」，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啊。
他們給安邦判了三年。在那個連人的生命都不當回事的年代裡，法院動不動就大筆一揮判刑十年八年，「三年」簡直就是零年，「三年」本身就足以說明只為一些雞毛蒜皮不成問題的問題，只是那些「群專」（搞群眾專政的）要顯威風，找典型為「批林，批孔」立功，家庭出生奇壞無比的齊安邦中了簽。這位父親希望他長大後做個出色商人的倒霉鬼，連連倒霉。
這樣，我們齊家更加臭名昭著了，三個人坐過牢，不但有父親，女兒，還有兒子，而且花色齊全，不僅有反革命，還有「刑事犯」。
所幸，此時，母親已經故世，否則她傷痕纍纍的心又將新添重創。
治平幾乎與安邦同時，安排在幾個旅館點當粉刷匠，也是臨時工。
這位小時候衣服乾淨整齊，頭髮梳得一絲不亂，小紳士派頭十足的書生，思維敏捷觀點尖銳，有獨立見解很有辯才的齊治平，父親的理想是他長大後當政治家。可是，這位耳朵上長聰明洞的十二歲孩子，走進重慶市第二十一中學的第一天，教導主任便在開學典禮上當著全校宣布，有個新生他的父親和姐姐都關在監獄裡，姐姐還是從這個學校畢業的，可見階級鬥爭有多尖銳，大家要提高警惕。他頓時失去讀書的勁頭，初中畢業沒讓考高中，齊治平斷了受教育的「奶」，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使他今生無夢地活著。
這次他轉了運，借中央文件的東風，免掉政審關的麻煩，保住了粉刷匠的飯碗。旅館裡永遠有刷不完的房間，補不盡的牆洞。治平脾氣硬，但勞動更斗硬，頭硬經打身子硬經摔，幾次從工作架上摔下來，腳未斷頭未裂，老闆不會蝕本。他皮膚不好，手指頭整日與石灰打交道不斷開口拿膠布補，但是只要每月發口糧錢，「小紳士」不抱怨。
和安邦一樣，阿弟的運氣也不好。
成千上萬敲鑼打鼓送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對毛澤東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話很不以為然，他們中流傳，這句話是毛澤東半夜三更說夢話把江青說醒了，她趕緊把偉大指示記錄下來，第二天就上了人民日報，全國照辦了。
智慧的扼殺造成了文明的末日。從五七年整肅知識份子，到六六年革文化的命和知識青年下鄉，智能一點一點被扼殺，文明的末日就一天一天臨近。女知青寫信給她母親：「我天天上山打架（打柴），肚子（膽子）一天天大起來」。弄得她媽坐立不安，憂心似焚；「雙親大人，我急需要線。」寄了一次又一次「線」，還在來信要「線」（錢）之類的笑話俯拾皆是。一位男知青寫了一封情書：「親愛的姑娘：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大腸。你是天上的鳥，我是水中的魚，你在天上栽觔斗，我在水裡打瞇頭。你是一朵美麗的南瓜花，我是花上勤快的打屁蟲。你是糞桷，我是糞瓢。你是一堆牛屎，我是牛屎上的推屎爬（一種昆蟲）……」像這種既有農村風味又兼俱革命文化命時代特色的情書，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現在，被毛澤東送去農村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們，絞盡腦汁各顯神通，通過參軍，讀大學當工農兵學員，招工，頂替等五花八門的管道逃返城市。當然，在招工表「特長」一欄填了「臉上有幾顆麻子」，把紅色娘子軍「扛槍為人民」讀成「打槍為人民」也無妨，只要後臺硬扎，「麻子」「打槍」並不影響回城。總之，天字第一號的喜事——知青下鄉，變成父母們天字第一號的的奮鬥目標——農村遊子回城。和平路上上下下的農村遊子，一個個喜氣洋洋地回來了，包括幾年前站在卡車上，對著前來熱烈歡迎他們的農民伯伯們拉尿淋的搗鬼蛋在內，都回來了，就是沒有阿弟。
和阿弟的名字齊大同恰好相反，他的個子並不「大筒」，而是瘦小，是我家境遇每下愈況的產物。但是他腦子靈光，功課不錯，解放碑民辦中學初中讀書時是班上的數學科代表。他喜歡唱歌敲揚琴，個子不魁梧，但身體靈活舞姿優美，博得一些女生的歡心。在家裡，小時候負責倒痰盂，長大了升格倒馬桶，提著馬桶，他也要先舞幾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李鐵梅的「高舉紅燈閃閃亮」，把廚房裡的老太婆們逗得笑出尿之後，才去對面的「聽月樓」一「吐」為快。
下鄉到石柱縣後，他是縣知青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帶領十多個男女知青在各大隊唱歌跳舞，宣傳文化大革命，歌頌毛主席共產黨，他在石柱縣幾乎是家喻戶曉。沒演出任務時，他在隊上務農，挑糞桶施肥，握鋤頭修補地球，吃苦耐勞，貧下中農評他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份子」，「最最最聽毛主席話的好知青」。他所在的大隊地處貧瘠山區，儘管演出時有補貼，平時勤勞苦做，一年辛苦下來口糧起碼差三個月，工錢不夠買鹽和米。每次回重慶，媽咪都要給他路費零用錢和糧票，這些當然都是母親平時千儉萬省下來的。
「參軍」，當「工農兵學員」，這是出身好知青的專利，阿弟無法企及；「頂替」是父母退休或者提前退休，把有限的「茅廁坑位」讓給子女，媽咪的「崗位」在墳山，父親的「崗位」是監獄，對阿弟也是此路不通。
重慶市各種事業企業單位派出不計其數的「欽差大臣」去農村招工，手中的大權簡直是決定知青命運的生死牌。不少招工頭人還沒有出發，家里門坎已經踩爛，知青父母提著大包小裹請「幫忙」，還沒去農村，招工頭心裏已經有了「藍圖」。
小學二年級的學生用「只要……就能……」造句，有個女孩造出了「只要有熟人，就能開後門」的句子，可見當時開後門的風氣怎樣蔓延無忌。大事大到從農村回城，小事小到春節到澡堂洗澡，都離不開煮過的人——熟人。我們家沒有錢，沒有權，就是設法湊錢買了些禮，還是沒有社會關係找熟人「開後門」，還是「端著豬頭，找不到廟門」，無處上供。無可奈何，我們只好指望招工老闆看在貧下中農對阿弟絕好的 「積極份子」和「最最最聽」 的評語上，按照對「可以教育好子女」「給出路」的政策，發善心放阿弟返渝，使九泉之下的媽咪安心，了我們一個大願。
招工回城有兩個關卡，第一是公社推薦，第二是招工單位挑選，兩者缺一不可。每次招工單位來，公社都力薦齊大同，他的推薦表上出身奇壞無比，評語好得驚人。公社一共推薦齊大同六次，六個單位全部搖頭不收，全都一無例外只把眼睛盯在「壞」上，沒有一個根據他的「好」把阿弟收取。最後，公社領導不得不對阿弟攤牌：「不是我們不推薦，而是沒有人要你。你家裡兩個反革命，一個至今仍在押，問題實在太嚴重了。」阿弟不服地回答：「父親走的時候，我才十五個月，我連父親的概念都是模糊的。在我的記憶裡，我沒有喊過爸爸，他是什麼樣子我都想不起。媽媽為了我的前途，要我與父親和姐姐劃清界限，從不帶我去探監，結果還是受他們的影響。」公社領導搖搖頭，他說：「他們不要，我們沒辦法。這樣吧，我給你出個主意，齊大同，你自己去城裡找單位，只要單位要，我們絕對推薦，這麼多人都放了 ，我們為什麼偏偏要留下你。」
單位，你在哪裡？茫茫人海，卻沒有熟人，這件事像攔路虎把我們難住了，只好另闢蹊徑。
由於種種原因回不了城的還有人在，其中不少人突然有了心臟病、肝炎、肺病、半月瓣損傷等等，不適合搞重體力勞動，因「禍」得福，合乎政策地「病殘」回城，大搖大擺在城裡過健康人的日子。住在「聽月樓」裡的一個女青年，親口告訴我她如何利用別人污蔑她偷了一把梳子的契機裝瘋，順利騙過醫生回城的故事。這類事並不稀奇，它只是當初一些先知先覺的人們逃避下鄉政策的逆反應，難道幾年前突然得「大病」免走（免於下鄉）的青年還少嗎？
我們從中獲得靈感。對，留給阿弟只有一條路可走——「病殘」回城。這，首先需要石柱縣和重慶市兩個醫院的證明，證明阿弟有重病，不適合留在農村。阿弟先到縣醫院，向醫生背述了一串肝炎病症狀，什麼膩油厭食消化不良，醫生叫他驗血。只恨自己無能，不然，捉幾條肝炎蟲放進血裡該有多好。
第三天，阿弟拿著化驗單走進化驗室，化驗員安慰他：「不要擔心，你沒有肝炎。」大失所望的阿弟只好打開天窗說亮話，向他解釋了迫不得已搞病殘的原因。化驗員對齊大同只聞其名，未見其人。大部分知青都回城了，大名鼎鼎的齊大同竟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卡住了。他猶豫了一下，把化驗單上正常的數據改寫成肝炎病人的。
這位化驗員不圖一分錢幫了阿弟，他的淳樸善良難能可貴，但找陌生人做這種事太冒險，只能偶一為之。現在還差一張由重慶市醫院出具的肝炎病證明。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我與阿弟拜訪了住在人民公園的馬阿姨，母親的舊識，她丈夫也做過小百貨生意。馬阿姨在重慶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部當護士，對我家的遭遇一貫很同情。聽了我們的來意，儘管有些為難，她還是按照要求，給了我們一張住院肝炎病人的化驗報告單。經過「自然災害」錘煉的中國人，只要不是白痴，大多有塗改票證的絕技，今天，又派上了用場。我把化驗單上的名字，年齡，不費吹灰之力就改成了齊大同的。
我們沒有扔「手榴彈」（酒），沒有拋「磚頭」（香菸），沒有「筷子一舉，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寬」，依靠人們心裏還活著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大功告成了一半，石柱農村同意「病殘」知青齊大同回城，另一半則與市中區公安局和較場口派出所有關。去農村的時候，是搭「順風船」，戶口一下就走，回來，則是乘「逆水舟」，先要公安局批准，再要派出所同意，才能上戶口。公安局、派出所對我家的「惡名」瞭如指掌，直接卡住我家的咽喉，是阿弟回來最可怕的鬼門關。
公安局這個門深九重的地方，我們怕慣了，不敢輕易踏足，每跨一步都好像擔心有地雷在腳下爆炸。可是，阿弟的材料在鬼門關睡大覺，我們不得不去探詢。每次去，心緊張得咚咚直跳，好像在做壞事，冷冰冰的回答千遍一律：「回去等！」比阿弟晚辦的「病殘」早已一個個敲定，戶口遷回重慶批准當重慶人。我們知道，不能再這樣等下去。
當時文革在中國已搞了七八年，上面還在不倦地花樣翻新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搞什麼「批林，批孔，批周公」，林、孔、周同老百姓何相干！正如孩子們唱的歌謠，「老頭，老頭，精蹦的鯽殼。老太婆，老太婆，祖國的花朵」那樣，只有一小幫老人還在干精（積極），大多數老百姓的革命狂熱已經冷卻，緊繃的政治弦開始鬆弛，他們突然熱衷於養金魚了。
過去，我家養過幾條金魚，七二年母親逝世後，大家無心照管，死的死送的送，一條不留。一年後，治平又愛上了養金魚，傳染給當時仍在家的安邦，傳染給了阿弟，然後是全家。阿弟在重慶等候公安局派出所批准他入戶。
全家發了瘋，用角鋼、玻璃、水泥做了六個尺寸巨大的玻璃魚缸，擠放在睡了五個大人的十二平方米的房間裡，我單人床的頭架腳架的平台上各放一個，也就是說我睡覺時與兩個魚缸成工字形。靠窗左邊牆腳的那個高腳魚缸，尺碼比大方桌小不了多少，高低櫃的高墩上托一個，兩米長的窗臺向外支撐出數個三角架，上面並排放置兩個大魚缸，缸底也是玻璃，過路行人抬頭即可欣賞。每星期日，家裡總有一至兩名大員去人民公園趕魚市，購買交換新品種，除了吃飯，全家的錢都花在金魚身上了。平時，阿弟負責去郊區濾線蟲沙蟲，保證金魚的食糧，治平下班則忙碌地用吸管清潔魚缸和換水，安邦做生意的天才充分展示，他經常採購到金魚美價格好的名貴品種，興國和我則負責欣賞和動嘴評論。全家一致對金魚表現出空前的熱情，我們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經過不斷的淘汰篩選，留下了「水泡」、「珍珠」、「繡球」、「紅帽」、「鶴頂紅」、「五花」、「無尾魚」、「熱帶魚」等等高級金魚四十多條。
四個和尚一個尼姑，真真正正地生活在花花（海洋）世界裡了。
我們傾注進去的心血，得到了可喜的回報。「和平路一家姓齊的金魚好看慘（極）了。」這「五姐弟水族館」竟開始小有名氣，週末，慕名上門參觀者不說絡繹不絕，起碼也是人數頗眾，還有「屁股上冒煙的」（坐小車的）。
阿弟不上班，幾乎天天去郊外，濾回來的線蟲吃不完，星期天可以拿到魚市場交易，小圓餅大的一團賣一角錢，大金魚產的小金魚，也可以在那裡換成鈔票。阿弟用心做他的金魚生意，也在用心尋找可以幫他忙的人。
一天，機會終於出現，一位姓謝的買魚人同他聊起了天。經過幾次接觸，知道他叫謝利洪，畢業於重慶政法學院，在市法院做事。文革造反時，他挪用了公款搞串連，兩夫妻工資維持三個孩子的家庭尚感手緊，他希望阿弟與他合養金魚，籌錢還債。他們在上清寺謝家後院挖了個大魚池，苦心經營下，小魚長大，大魚生小魚，由阿弟拿去集市販賣。經常有戴紅袖籠的「鯽殼」和「花朵」前來驅趕，運氣不好時金魚給沒收。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糾察一走，集市又恢復正常。機靈的阿弟把錢夾在褲腰上勒緊的皮帶裡，每個星期都有很好的進賬。除了留下七八角至兩元補貼家用，其餘的錢全部交給謝哥——後來，我們都這樣叫他。
謝利洪到市中區公安分局找他過去的造反派死黨，一個姓李的負責人，要李給他的「表弟」齊大同幫死忙。李頭頭聽了大吃一驚，「你怎麼會有這樣的親戚？家庭背景如此不堪！」李數落了我家種種問題，謝並沒有退縮，他見過我們全家，知道全部底細。謝回答說：「這些事你就不要過問了，我對你明說，這個忙不幫也要幫，非幫不可。」李答：「不行，這種事由下面辦事員具體管，我怎麼好插手？何況，對齊大同出身這麼壞的人，我也沒法給下面打招呼。」謝利洪早已胸有成竹，他回答：「很簡單，你自己把材料提上來，簽字蓋章交去派出所，對誰也不必打招呼，哪個敢來查問你？」當時，李也有一個案子在謝手上要謝幫大忙，就這樣，他倆拍板成交。
被壓在最下面的阿弟的檔案見了光，從分局到了較場口派出所，吳所長寫了三條：父親在押，姐姐曾被關；家庭社會關係複雜；海外親戚多。所以，「齊大同入戶的事要慎重考慮」。
大人物吳所長對我們不屑一顧，我們不敢高攀，可是小戶籍時時到地段轉悠，我們或許可以「拉攏」。此時，我們十五段換了一個看上去較為溫和的年輕戶籍，他似乎對我家的金魚表現出興趣，我們順勢用矮胖玻璃瓶裝四條金魚送給他，他沒有拒絕。接著，我又送了同樣的四條給我上班處一段的曹戶籍，她也笑嘻嘻收下了。
不久，阿弟上到了戶口，中國出身的人，被確認有中國人戶口。金魚美麗柔軟的長尾巴，推波助瀾，幫助阿弟取得了最後勝利。謝天謝地。他一九六九年一月去農村，一九七四年三月五年多才回到重慶家裡。母親臨死前叮囑我們，一定要幫助全家最苦的阿弟回城，宿願終於兌現，她在天之靈安息了。
金魚餵養得太好了，長得大腹便便過於肥胖，母金魚肚子裡的蛋多得把肚皮都擠歪了，就是產不出崽來。我看過記錄電影可以人工打「催產素」助魚產卵。於是，我從醫院找來兩支「催產素」針劑，自作主張地幫金魚打針催產。一針插下去，扯出兩塊鱗，她們肯定在叫：「哎喲，痛死我了。」兩小時後，蛋沒有生出一粒，魚卻一條一條像秤砣沉到水底。我用高粱桿做成的救生圈綁架他們浮到水面上，沒有一條魚心甘情願。三天後，打過針的地方潰爛成洞，它們全部半死不活苟延殘喘。相信是因為我沒有消毒，針頭並未從鱗片間的根部插入，而且全部打進了腹腔，加之我不分公母一律催產，最後，全體男女，一命歸陰。
就這樣，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齊家轟轟烈烈的養魚事業在出色完成「金魚外交」的使命，建立了如此的豐功偉績之後，徹底凋敝。
阿弟回城之後，沒有單位要他，只好吃閑飯在家當「家政部長」。一晃又是四年半，他二十九歲了，開後門把戶口遷到石門，托熟人講情才被石門運輸合作社收留。他本身體重最多一百斤，天天背一百斤一袋的水泥，抬三百斤重的連二石，經常到河邊下煤炭，從船艙裡一百多斤一挑運到岸頂……貨真價實的下力棒捶。
我這位「講話比省委書記還進步」的人，十年洗腦的成果，兩年時間就被現實擊得粉碎，「進步話」從此銷聲匿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