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商富士康公司在中國大陸開設的工廠今年來發生連串員工跳樓自殺事件，公司此後大幅度提高了工人工資。有中國企業界人士認為，這標誌中國進入了「後富士康時代」，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上漲。就此本臺記者石山邀請美國華盛頓某投資顧問公司的丁力博士和原廣東某市政府官員，現旅居海外的何先生討論中國農民工工資上漲，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等問題。
記者：「利豐集團董事長馮國經說‘中國現在農民工的工資這些年增加非常快，會帶來很多經濟上的變化’。他把這叫做‘後富士康時代’。當然富士康不是一個原因，但他把它作為一個可能是中國經濟會出現一些其他變化的標誌。先問一下丁先生，勞工工資增加對中國整體的經濟會產生一些影響，您覺得中國有這樣一個趨勢嗎？」
丁力：「這個影響非常有意思，因為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出口。之所以能夠在國際市場上賣出東西，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比較廉價的勞工。如果中國社會整體的勞工工資往上浮，對於那些沿海的出口企業來說就是一個成本的上升。」
記者：「對，這個影響很直接。」
丁力：「當然為什麼現在勞工的成本要上升？富士康事件是個標誌性的事件，在社會上影響非常大。比如國務院今年也出臺了一些文件，叫不要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花錢買穩定。」
記者：「我想問一下何先生，您在中國接觸過很多企業，您怎麼看農民工工資上升的問題呢？」
何先生：「農民工工資增長，從絕對值上來講的確是不斷地在增加，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如果再看深一層物價的增長，事實上農民工的收入就算目前的標準來說，它是跟十年前是相差不了太遠。舉個例子說，十年前在廣東的最低工資大概是四百到五百之間，一般能夠拿得到的也頂多七百、八百。現在基本工資大概七百多，按照平均現在拿到一千一百、一千二百。這個水平其實跟十年前的生活水平，同樣是用這些錢，其實沒有多大的變化。除了房租、生活費（以外）基本上所剩無幾。十年前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所以，實際上經濟增長對這幫人來講，得益並沒有真正體現。」
記者:「丁先生能給我們從經濟學上分析一下這個問題嗎？」
丁力：「對於勞動力的工資從經濟理論來說，何先生講的實際工資，就是如果扣除通脹因素，並沒有增長。如果實際工資真的增長了，對勞動力來說其實是反而會增加失業，對廠商來說確實增加了他們的成本。很多的工廠不可能給你付這麼高的工資，那乾脆就不雇你。中國的這個經濟問題處於兩難的境地，就是如果工資高了，企業出口就會受打擊，那麼在短期內就會直接影響中國的經濟；工資低的話就會影響社會穩定。」
記者：「對，（如果）農民工的工資太低了，可能農民工也不願意去打工了。廣東也好、江浙一帶也好，都有所謂的‘農民工荒’的問題，對嗎？它也可能反映了工資太低的問題，請問何先生？」
何先生：「我感覺在大陸基本工資的水平是人為地壓低了很多，真正的應該得到的收入是被人為地壓低了很多，造成了很大的利潤空間，通過這種方式吸引了大量的投資進來。說實在的，等於是財富的轉移。」
記者：「轉移到哪裡去了？轉移到外國消費者那裡去了？」
丁力：「沒有錯。通過政府最早期人為地把基本的勞動者的薪水往下壓低之後，自然地實現了這種財富的轉移。現在往上增的時候，人家也不願意。這變成了什麼呢？就像漲工資漲高了，它必須要考慮是不是高了之後競爭力不行了、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造成了今天這種局面。」
記者：「丁先生，現在中國有一種說法說中國人口的紅利期已經結束了，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是不是會有很多方面的影響？」
丁力：「這是幾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畸形的模式，人口倒並不是一個主要因素，過分地依賴於這種靠初級的、廉價的出口品來支撐。但是這種模式是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的。照道理，一般的國家都經過了幾十年的高速發展，應該是在高速發展過程當中形成一些本國非常有競爭力的，在國際上非常有競爭力的，而且是高技術、高附加值的那些行業。中國經過了這麼幾十年之後，沒有形成這樣一個體系。」
記者：「所以廣東省提出了一個叫‘騰龍換鳥’。何先生廣東這種做法現在成功嗎？」
何先生：「這種思路的確是一個很老的思路，只是到目前為止，我現在還沒有看到它能很成功的走出來。」
記者：「這個恐怕不是一個口號或者一個政策就能成功的轉型，對嗎？」
何先生：「對，這不是人為因素引導一下就能夠出來的。人是最關鍵的因素，而恰恰在這點上面，大陸現在對人的限制是最嚴的。所以我覺得這是個系統性的問題。」
記者：「謝謝！」
您剛才聽到的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石山邀請美國某投資顧問公司的丁力博士和原廣東某市政府官員，現旅居海外的何先生討論中國農民工工資上漲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