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之前，在我的故鄉溫州雁蕩山一帶活躍著一支中共的武裝游擊隊，叫做「三五支隊」，其中有個小隊長徐成坤，仙溪花坦村人，他的家就是游擊隊的一個據點，一次，游擊的負責人正在他家開會，被國民黨士兵包圍，是他手持雙槍，領著大家殺出重圍。他身高一米八幾，膽大腿長，奔走如風，打仗總是衝在最前面。在官府眼中，他是 「悍匪」，在游擊隊裡，他是猛士，戰爭年代真的是威震一方。
然而，等到勝利來臨，論功行賞，分享勝利果實時，勇敢正直、胸無城府、更不會拉幫結派的他卻被淘汰出局。村裡那些平時躲在後面、不大露面的隱蔽人物，眼看著形勢大變，江山易主，一個個紛紛跳到前臺，給曾經出生入死的他羅織罪名，指控他和一個地主合夥做過木材生意，「階級立場有問題」。更嚴重的是誣其與發生在附近地方的一樁殺害土改幹部血案有染。他猝不及防，被繳了槍，靠了邊站。從區、鄉到村各級新政權誕生，權力分配完畢，常住他家的地下黨負責人仇雪清當上了首任縣長。卸磨殺驢，打天下時衝鋒陷陣的坤叔從此賦閑在家，無所事事，還給鄰家小孩做起了木頭衝鋒槍。
這個小孩叫徐汝舜，如果不是他年近古稀時寫出大半生的回憶，我還不知道故鄉有過這樣一個傳奇人物。坤叔以後的命運遭遇更是每況愈下，成了「反革命」、「通緝犯」，多年逃亡他鄉，有家歸不得。坤嬸，一個堅強的女性默默挑起這個家的全部重擔。一九四九年以前，
丈夫參加「三五」，家裡的農活沒人干，還要整日擔驚受怕。等到中共掌政，丈夫又成了「反革命」，可是她毫無怨言，愣是把三個孩子拉扯大，47歲就活活累死了。一九六七年，坤叔在多年的勞教、苦役之後終於回到家裡時，他的妻子已離開人世。那些當年合夥誣陷坤叔、逼他出走的人做了村長之後，利用職權胡作非為，或仗勢欺人，奪人妻子，或當眾調戲婦女，或帶頭聚眾賭博，村裡的光景不如國民黨統治時代，所謂革命只是一些人奪權的工具而已。坤叔看著眼前的一切，陷入了沉默之中。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當年常住他家的「三五支隊」負責人，雖當上首任縣長，以後也長期遭受冷遇，被掌權的「南下幹部」視為「宗派主義小山頭骨幹」，靠邊站。
《坤叔的傳奇》讓我再次看到所謂的革命在基層的真實演變，革命吞噬自己孩子，正直、善良的革命者在革命陣營裡難有存身之地。也是在這個村莊，「文革」之初，發生過一個特大反革命組織「浙南工農學會」案，涉及二省六縣五十多個公社，僅當地就牽連了一百多人，許多幹部、教師以及無辜農民蒙受不白之冤，「花坦」 這個浙南的小山村因此聞名全國，在縣城工作的徐汝舜也被捲入。歷時數年，派出幾十個外調人員，走遍全國各地，才終於查清此案，原來子虛烏有，是個假案。他還親身遭遇過另外一個所謂的「偷聽敵臺」假案，飽受折磨。
徐汝舜富有美術的天分，1959年考入浙江美術學院附屬中學，在校期間深受老師的賞識，在之後漫長的時光裡，他只能在一個小縣城畫宣傳畫，他的藝術才華被夭折，晚年反思，回顧自己經歷的人生曲折，他看清了這個時代，寫下一部回憶錄《「水面風波魚不知」——往事斷憶》。他在自序中說：
「我的人生歷經二十世紀中國極度匱乏、專制的前三十年，即五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親身經歷反右、反右傾、公社化、大躍進、大飢荒、四清運動、十年浩劫及蘇聯解體、東歐轉型等國內外重大歷史事件，可謂跌宕起伏、驚心動魂！
我家從建國初期，由於出身貧農、苦大仇深，一度成為執政黨依靠的對象。母親在土改時成為村裡 ‘婦女積極份子’、村幹部、縣市勞模。少年時的我，成了校少先隊中隊長、學校重點培養的入團（共青團）對象，卻慢慢淪落為體制的邊緣人，‘文革’中更因假案被貶為二等公民，在疾病、貧困與恐懼中度過大半生。」
每個普通中國人都是歷史的見證者，這個在血泊中浮起的政權，誠然是一輪又一輪循環的王朝中最新的一輪，但它比以往的王朝統治更嚴酷、更嚴密、更具欺騙性，它有一整套誘人的意識形態話語，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中將整個民族翻烙餅，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民眾普遍失去了安全感，我們的生活隨時可能被中斷。權力凌駕在全社會之上，為非作歹，任意妄為，人性之惡被發展到極致。這一切遠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埋下了伏筆，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風時，在三十年代江西大殺AB團時。到一九四九來臨，參與打天下的壯士坤叔遭遇如此，貧農子弟徐汝舜的遭遇也是如此，如果說他撞上「浙南工農學會」假案，因為他曾收留假案當事人之一徐汝永住過一夜，而被指控「包庇反革命份子」，還可以理解，那麼，他陷入「偷聽敵臺」假案，則完全因為同學蔣遵義受隔離審查時不顧事實，無限上綱而被殃及。四十多年後，回首往事，他分析這位同學當時的心態：「與其讓我一個人淹死，還不如拉上幾個陪葬的。所以按那時的意識形態，盡力挖掘反動元素，然後無限上綱……」 從中可見人性的扭曲，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下，哪怕同學、朋友、鄰居甚至親人為求自保，都可能做出這樣可怕的事情。
可悲的是這一頁並沒有隨著「文革」的過去而完全翻過去，在一九八九的大劫難中，我們同樣看到了種種人性的醜惡，野夫在《江上的母親》書中將今日之名作家熊召政當年的所作所為一一袒呈在陽光之下。要想過上安全而有尊嚴的生活，必須有制度的保障，我想起來美國《獨立宣言》中的那句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利，則是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的。」這是千古不易的文明準則。而我們遭遇的恰恰與此相反，從暴力中得來的政權迄今未經「被統治者同意授予」，其合法性只能通過暴力來維持。
徐汝舜是我的遠房表兄，小時候在我舅舅家常看到他帶來的電影海報，知道他會畫畫，在縣城電影院工作，是當地人眼中所羨慕的吃皇糧的。大約初三畢業的那年暑假，我姐姐曾帶我到他家看《少林寺》的電影，忘記了是否住過一夜。那時我還小，和表兄年齡相距太大，沒有什麼交流，對他的人生經歷更是一無所知。直到這次春節回故鄉，看了他的回憶文字，對他有了一些瞭解。學畫出身的他喜歡清代畫僧虛谷的作品，在他家的一本畫冊上，我看到過虛谷的一幅畫，畫面上只有一條魚，淡淡的筆墨勾出，題詩「水面風波魚不知」。中國二十世紀的一次次浩劫、一場場風波，魚不知，人豈能不知？這一切真的都過去了嗎？過去了，又沒有過去。與四十年、三十年前相比，中國確實有了很大的變化，包括國人權利意識的提升，對於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的認識，對於普世價值的認同，但是在制度層面，我們仍然處於一個前現代社會。「反右」、「文革」、「**」……這些離我們並不遙遠的歷史劫難都是不可公開言說的禁區。在所有公開的官方敘事中，這六十多年尤其是三十多年真的是一派和諧，天朝大國在過濾、遮蔽了所有的敏感詞之後如同孔雀一樣向世界展現自己美麗的盛世羽毛。唯有私人記錄可以揭開它醜陋的屁股。每個普通的公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都有責任把自己親身經歷的苦難、荒誕記錄下來。因為種種原因，徐汝舜雖然在藝術上沒有取得什麼大成就，但有他的這本回憶錄為證，他這一輩子就沒有白活。
2010年4月10日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