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鄭洪海終於分手，還有兩件事幫了忙。
首先，我離開了機修組，不再每天同他在上班處見面。
那是七五年八月一日，正是重慶可怕的盛夏，上班不久，我便胃痛難忍嘔吐不止，只得請假回家。病情繼續惡化，阿弟向隔壁街道工業紙箱組借了輛板車，我睡在板車上用蒲扇遮太陽，他拉我去醫院。半路上，我問：「阿弟，你帶了錢沒有。」他答：「有七塊。」我想綽綽有餘了。
誰知板板車顛顛簸簸把我從和平路拉到第四人民醫院後，急診醫生叫馬上住院，膽囊結石急性發炎。我傻了，七塊錢當然不夠住院，阿弟安慰我：「莫著急，我想辦法借。」他真有點名堂，不到半小時，四十元錢借回來了。那是一名死刑犯的情婦借給阿弟的，這位死囚犯販賣糧票數量之大全國聞名，在孫家花園生病住院，他情婦正竭盡全力要把情人從絞刑架上救出一命。我平時對什麼情夫情婦之類的人嗤之以鼻，認為沒有一個好東西，想不到這種人還特別講義氣，比一般人有同情心，不顧一切顧愛情。
當晚九點推我進手術室開刀，醫生護士圍著我，對我平滑結實的肚皮大加讚揚，說我三十四歲未婚，是全國的晚婚模範。一個護士告訴我這個手術需要輸血，問我有沒有單位報賬。我一聽就急了，趕緊聲明：「不要給我輸血，街道工業報不到一分錢醫藥費。身體少點血沒關係，過幾天自己會長出來的。」我沒有再解釋，別說醫藥費，生病不上班，連一分錢工資也不給。
膽囊切下後，醫生用鑷子夾著這個黑綠色的怪物，遞到我眼前：「你看，它已經化膿變色，再不做手術，就會引起腹膜炎以至血液中毒了。」他把一個鮮棗般大，像上了綠釉的石頭交給我：「留著作紀念吧，就是它在你肚子裡作怪。」嗯，不錯，腹中藏了個美麗的綠寶石，我想。很慶幸，現在已是文革末期，沒碰上鄭洪海母親重病求醫，醫院關門鬧革命的倒霉事。
四個半小時的手術後，我開始發燒，稀裡糊塗中被一陣玻璃瓶的碰撞聲弄醒，睜眼一看，護士正把血漿倒進吊瓶裡，她說醫生囑咐，我失血多，一定要輸血。
第二天清早，阿弟被通知去財務室交輸血費七十二元，他急如星火趕到通用廠，興國剛剛上班，一見阿弟氣急敗壞的樣子，馬上知道家裡出事了。聽完解釋，他立即去廠裡互助儲蓄金會借了一百塊錢交給阿弟。興國說：「給姐姐買雞、煉乳和水果營養身體，姐姐的東西任何人不准碰。全家保姐姐！」
這樣，前債未清，新債又續，興國債臺高筑。母親亡故前欠的醫藥費和我住院的債，興國還了近十年。
機修組幾個青年學工唐正華，陳裕惠，張文秀，提著水果白糖等缺俏食品到醫院看我，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情誼，一來街道工業的人沒有一個不窮，二來這些東西都要定量，都是從自己嘴裡省出來的，特別是張文秀有兩個幼小的孩子，都長得面黃肌瘦營養不良。
誰料，此事被李從芳知道了，她在小組開會時批評說：「機修組有的人政治覺悟不高，與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你我不分。有的人還是團員，不站穩階級立場，與敵人稱兄道弟打得火熱。應該好生考慮後果。」財務室年青的週會計，一位辦事認真負責的嚴重心臟病患者，考慮到我住院開刀花費大，回家養病分文無進，向李從芳建議，比照對其他特殊困難的五類份子發二十元生活補助費的先例，給我也發點補助。李從芳說：「休想！今後誰再提這種建議，誰就是階級敵人！」
週會計是團員，唐正華也是，她們對我的好全部轉入地下。
為什麼人情美美要替我介紹男朋友的李從芳，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把我又打成階級敵人了呢？當然是事出有因的。
我的主要任務是修理縫紉機，常常需要李代表在領料單上簽字才能去庫房領零件，可我經常花許多時間從豬市找到牛市不見她蹤影，只得去她家試試，果然，好幾次她都在家裡生爐子或者做家務。我認為領導應當帶頭遵守紀律，她這樣做不對。還有，政府貫徹「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鼓勵墮胎。按規定，街道工業職工墮胎休息三天不扣工資，如果要多休，第四天起就沒工資了。李從芳不同，她墮了胎，自己批准自己休息一個月，領全薪。我開始對李從芳有不滿，認為她身為領導不以身作則，對人嚴對己寬，李代表也開始感覺到我對她有「反骨」。
七五年初，街道工業加工資，「簸簸糖」有限，不能機會均等人人有份。於是，「街道革命委員會」派了一位含而不露有些媽媽味道的黨員老太婆下來。她姓朱，近六十歲，大家叫她朱大媽。其實誰加誰不加，上面基本內定，派個人下來開會徵求群眾意見，到時好說這是群眾評議的結果──屍體已經火化，再做一付棺材。
大約因為我的態度很端正，主動表示不加工資，把有限的錢加給別人，朱大媽安排我在第二天召開的評工資會議上發言，幫助一個姓斯的學工想通，這次沒有加到，下一次再爭取，今後有的是機會。
任何一次表面平靜有序，口徑完全一致的會議，都是事前密謀策劃精心安排的結果。這種事早已司空見慣，就像監獄要開大批判會，事前幹部把積極份子召集起來，你說這他說那地部署一番，監內監外一盤棋，都一樣。所以，朱大媽叫我發言，我既很適應也不為難，駕輕就熟出在我的口上。
這個「斯跛跛」——像坐在一張無形矮凳上曲著膝蓋行走的殘疾人，家住江北，不在市中區。鄔師傅常常提醒大家：「龍門陣要擺，煙荷包要甩」，意即講話不要忘了做事，主要是針對「斯跛跛」的，他腳殘廢，但腦子和手不殘廢，他才不管，停下手來聊天不出活路，他既無能力又不肯學，遲到早退是常事，如果有一天，他沒有遲到或者遲到的時間不長，大家就會開他的玩笑：「今天你肯定是搭飛機來上班的。」此人不住在較場口轄區，完全是靠李從芳的關係來機修組不做事混飯錢的，還狗仗人勢一凶二惡老虎屁股摸不得，無人敢說話。
我私下認為，既然不是人人有份，根據「斯跛跛」的表現，不加他工資理所當然。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經過文化大革命「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之後，人們的私心膨脹，心術越來越壞，彼此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幾塊錢得失，也搞得「一絲眉毛遮一張臉」，爭得面紅耳赤打得頭破血流。
更何況加工資，那是人的生命線，為此，開後門、送錢財用盡心機疏通關係。
可「斯跛跛」是「豬八戒賣涼粉——人材醜陋，酌料齊全」，他有李從芳這個後臺。朱大媽開了會的當晚，斯的父母從江北匆匆趕來，拜訪了親友李代表，請吃請喝拿通了言語，趁黑，由李陪著斯家兩老人，登了所有下午被召去開會的人的家門——除我之外。事情一下子全部擺順，人人倒向「斯跛跛」，唯有我這個不值一提的「小蝦扒」，對此一無所知。
街道工業小池塘，也是王八烏龜顯威風的地方。
第二天開會，風向大轉，所有的發言都贊成「斯跛跛」加工資，說是有利於這個年青人進步。我望望朱大媽，她滿臉狐疑地坐在那裡，不動聲色。我蒙在鼓裡，好生奇怪。可悲的是，我不知道大家已被斯家收買，我也沒想，既然大家都改變了主意， 「一個跳蚤頂不起一床鋪蓋」，我乾脆免開尊口，以免禍從口出。可我不會見風使舵，仍然按照朱代表的策劃發言，死心眼地也是真心地講了不贊成「斯跛跛」加工資的理由。我盡己之所能，講得非常客觀非常客氣，但我還是得罪了「斯跛跛」，也得罪了李從芳。
記得有個故事，講的是古代一對少年好友，約定三十年後某月某日某時在某橋上相會，不見不散。其中一人按時前往，一等再等，不見好友露面，雨大傾盆他不移步，河水猛漲他不動搖，直到洪水漫過橋面把他淹死，他還在等。
守信用到痴傻的程度，就只有淹死。
還有一件事，使我對李從芳深感鄙視。
長久以來，鄭洪海和他繼父繼妹，還有他亡故的母親，都是李從芳的緊鄰。沒有不漏風的牆，大家很知道李的底細。
據鄭洪海說，六十年代初，即「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李代表還在農村當農民，是村裡的民兵組長，上上下下都搓得很轉（關係相處得很好）。為了表示積極，她檢舉了自己的家婆（她丈夫的媽）偷社裡的糧食。家婆懼怕挨鬥，便上吊自殺了。托丈夫楊有順的福——黨員，重慶市財貿俱樂部電工，李從芳的戶口從農村遷進了重慶城，還坐上了當時地段上最吃香的居民治安委員的交椅。
七三年夏，一天半夜，鄭洪海被一種聲音攪醒，定神傾聽，原來是李從芳與樓上一位趙姓知青姑娘在講話。雖然是竊竊私語，但夜深人靜，鄭洪海句句能聽清。
原來，李代表的丈夫被財貿俱樂部派到農村去招工，這可是不得了了不得的大權在握啊！全國成千上萬陷在農村無出頭之日的知青，視派下去的招工老闆，個個都是幫助他們脫離苦海皇恩浩蕩的救星，天王老子，再生父母，想是什麼就是什麼。他們爭先恐後叩響頭送厚禮拉關係，惟恐老闆名單上漏寫了自己的名字。於是，一些平時看來真的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一本正經的黨員幹部，在那麼多令人眼花繚亂年青漂亮的女知青面前，暴露了「也是猴子變的」的本色，他們要女知青以「初夜權」交換「招工名額」，拿公家給的「招工權」滿足個人私慾。無法統計，在這場招工潮中，為了逃離農村，究竟有多少女知青「自願」與招工老闆上了床。
楊有順當然也是猴子變的。
今天晚上，李代表就是在逼令這位鄰居女知青，坦白交代她與楊有順的關係。李嚴厲地問：「坦白說，你們兩個是哪個先？」細聲答：「他。」「是他？你想回城，肯定是你先勾引，男的哪裡經得起女的勾引？你不要臉！快點說，一共好多回？」無聲。緊急地催問：「快點說喲，破都破了瓜了，還有啥子不好意思的。坦白！」然後是一聲不情願的回答：「三次。」李的聲音高起來：「才三次，我不信。好意思和楊叔叔睡覺，有一次就有十次。」那個怯怯的聲音也高了一點：「真的，只有三次。」李憤怒了：「只有三次，只有，只有，你認為三次還太少了喲？好了，好了，三次三十次都是一樣的。告訴我，回來過後你們還搞過沒得？」「沒有了。」「不管，反正你再搞，老子對你不客氣，要做得你沒得臉活人！」沉默中，李代表的氣還沒有出完，她醋兮兮地說：「看不出你這個小丫頭，勾引男人還有幾手。你曉不曉得，你是在破壞我們家庭！」
李從芳很聰明很現實，她深知楊有順是掙錢養家的脊樑骨，要是他出了事，這個家她養不起必垮無疑，她必須「一記耳光，一塊冰糖」軟硬兼施來封住小趙的口。她從褲兜裡摸出二十塊錢交給趙：「拿去，跟楊叔叔的事，絕對不要拿出去說，說出去了你這個女娃子沒得人要。我們私了。」
李從芳「啃不動青岡啃泡木」，對自己的花心丈夫奈何不得，把受害人審問威脅利誘一通後，心裏還是不平衡。她要報復。
一天半夜，李代表勇敢地走進隔壁財貿俱樂部一個單身男人的房間，投懷送抱，讓他睡了一次。
這個青年才二十八歲，也姓楊，也在財貿俱樂部工作，我們經常看見他進進出出。他相貌英俊，身材勻稱，衣冠整潔，舉止穩重，那個腫臉皮泡「雜菜」似的楊有順根本不可與之相提並論。
估計是李從芳在老公面前炫耀，老子還不是可以找到比你年輕漂亮的男人睡覺。四川人說「兔子不吃窩邊草」，楊有順連樓上鄰居的姑娘都不放過，他利用這次下鄉招工的特權，一共睡了幾個女知青，只有他自己清楚，他有沒有前科，可能連李從芳也不完全知道。只記得她曾經說過，反正「男人就是這種料」。但是，當楊有順自己的老婆也照他的葫蘆畫瓢時，那就捅到馬蜂窩，醋罈子打翻了。楊有順雷翻震仗不依教，非要出了這口惡氣才罷休。
不知道兩口子背抵背睡了幾天覺，也不知道誰對誰先下矮樁（低頭），最後，提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聯合方案，槍口一致對準小楊。
小楊被李代表召進了她的家，楊有順藏在床底下。
李代表臉不紅心不跳開誠佈公地說：「小楊，我倆個的事情遭老楊曉得了。」好像是小楊在追求她，他倆存在一段戀情：「他鬧得很凶，你說啷個辦？」小楊一聽，緊張害怕極了，囁囁嚅嚅地說不清楚一句話。他既不敢說你自動送人上門，我又沒看上你，也不能「包君滿意，否則退貨」把做了的事情收回來。他紅著一張臉無言以對，一籌莫展。李從芳背書一般地往下講：「老楊說，假如事情擱不平，他要跟你鬧得天翻地覆。」小楊最怕把事情鬧大，他是個很要臉的人，他的體面比他的命還重要。現在，他是有口難辯，都怪自己那天半夜不爭氣，身不由己地開了一次洋葷，本以為天上掉下了奶油蛋糕，卻原來是毒藥砒霜。面臨身敗名裂的險境，「偷同志老婆」的罪名，他哪裡吃得消，這個單身漢怎麼活人，別提連愛人都難找了。此時，小楊一點辦法也拿不出來，他急了，懇求李代表：「你說怎麼辦呢？」李從芳胸有成竹：「我是為了你好，你倆個和平解決算了，我們老楊說要你付壓迫費一百塊。」
我的天哪！
如果僅僅是李從芳有了恰當的藉口，找到合適的時機，把自己送給有點饞人甚至可能早已暗戀的男人，我們姑且不要厚非她。現在丈夫躲在床下，自己出面敲詐，敲詐一個被自己強姦的男人，發明瞭一個「壓迫費」，而且獅子大開口，壓迫費比處女的要價還高五倍。這算哪本經啊！
我想起雨果《悲慘世界》裡描寫的德納第夫婦：一個是潑婦的本質，一個是無賴的材料。世界上有的人，他們像蝦子一樣永遠向著黑暗後退。
文化大革命最偉大的「成果」莫過於教會人們口是心非，表裡不一。遺憾的是我在「修道院」裡十年，漏了這一課——很懷疑，即使不漏，我會否變得「聰明」一點。好幾次，正當我和幾個學工一起數落李代表這不對那不好時，李從芳走過來了。年青的學工馬上喜笑顏開，蹦蹦跳跳迎上去「李代表」、「李阿姨」叫得好親熱。我的鄙夷還留在臉上，我的臉出賣了我的心。
從此，我不能平安無事過日子了。
那天，李從芳把我叫去她家裡（現在，她家就是辦公室，辦公室就是她家），問我昨天下午那幾個學工都去哪裡了。我說不知道。她說這麼幾個人沒上班，你會不知道？我說，有時他們去開會或做別的事，沒人需要通知我，沒人歸我管，我做自己的事。她說：「屁，你曉得，他們去看電影，還約了你的，你沒有去。」我看了她一眼，心裏說：「既然你曉得，何必問我？」「幸好你沒有去，不然的話，對你的處理就沒得那麼松活了。你是有身份的人。」所謂有身份，是指我的那張勞改皮。我又看了她一眼，又一語不發，又在心裏說：「說話泵（充滿）屁臭，不如不說。」
那天，李從芳從馬路對面「辦公室」走過來，我們兩組四個女工幹得正來勁，朝她看看，繼續一人餵鐵絲，一人搬壓鍘刀，「鐺鐺鐺」衝壓裝訂紙箱的釘子。李代表一臉嚴肅，擺著手大喊停下來停下來！大家戛然而止，不知李大人有何貴幹。
李代表走到我面前，劈頭髮問：「你的機器用不用得？」我高興地直點頭用得用得。
因為產品要得急，他們把機修組分成上下兩班做，完成任務可提前走。我們早班的兩組女工任務完成得又快又好，產品幾乎都是我們衝出來的。接我和陳裕惠班的是蒲和平和斯跛跛，這兩個心急火燥的小夥子，巴心不得一上班就下班，眼睛一眨母雞變鴨，活路拿到手上馬上完工，好下班耍。他們橫衝直撞，亂鍘亂使力，一會兒就把「沖床」——一副簡易模具，折騰成一堆廢鐵。三四天下來，釘子沒鍘出幾打，一卷卷鍍鋅扁絲成了一團團亂麻。害得我們每天上班接過手的是付爛機器，首要任務就是搞機修，使「沖床」死而復生，才能開始操作。
那天，我本準備完成任務回家吃完午飯，再回廠幫這兩個小青年的忙，解釋一下操作的要領以及注意事項。原以為此刻李代表駕到是要表揚一下我們幾個挑大樑的女工。誰知她冷著一張臉說：「那，啷個到蒲和平他們手裡，機器就用不得了？」我心直口快地答道：「他們太著急了，……」沒讓我說完，李代表就打斷了我：「他們根本沒有挨機器，機器就是壞的。」我怔住了，望著滿面怒容的李代表，突然明白了她講話的意思。我急了，舌頭打起結來，聲音抖抖地：「你，你，你的意思是，是我故意把機器先弄爛了再交給他們，使他們完不成任務？」李代表意味深長地冷笑，瞟了瞟其他幾個女工說：「那，我就不曉得了。」
過去，說我是反革命，我齊家貞不板不跳，因為靈魂深處實在找得出反革命的蛛絲馬跡，說我是牛鬼蛇神，我也依理服教，因為弄神跳鬼胡言亂語的事，也算偶有發生，但是，說我幹這種缺德勾當，不要說干，就說我有過這種念頭，也是一種卑鄙的念頭，也都是對我的莫大侮辱，我絕不能接受。
於是，我的「反動」本性暴露無遺，就像李代表的老公在女知青面前猴子本性暴露無遺一樣了。
我提高嗓門，面色嚴厲地回答：「李代表，這不是事實。不信，你可以問她們，」我眼睛掃了在一旁呆住的陳裕惠，唐正華，張文秀一遍，問她們：「絲打完之後，我再碰過這架機器沒有？」陳裕惠皺著眉頭，輕聲說：「是啊，沒有。」李代表說：「沒得哪個曉得，只有你自己心頭明白。」她這種弦外有音的說話，使我更急更氣了，我不得不同她爭起來。我說：「李代表，你講話要實事求是，我齊家貞不是這種人，莫說做這件事不得好處，就是拿錢請我做，我都不得干。」我臉紅了，眼睛鼓了，筋也板起來了。李代表一點不著急，半笑半不笑慢條斯理地答道：「既然你齊家貞這麼高尚，不做壞事，何必這麼緊張嘛。」我不相讓地回答：「李代表，你是領導，領導不要亂講話，講的話要負責任。」她沉下臉來，厲聲呵斥：「我這個領導亂講了話？我說你各人做的事各人明白，哪點錯了？你齊家貞囂張，又在向無產階級專政翹尾巴了！」
此時，過路的看客已經把門口前三層後三層封了起來，整個爭論他們都聽得一清二楚，很有興趣繼續聽下去。李從芳說我又在向無產階級專政翹尾巴了，無異是在向大家宣布我是個階級敵人，一提到諸如此類的政治術語，一想到我是階級敵人，我便慌張起來，剛才理直氣壯與李代表爭辯的勇氣一下子全沒了，想講的話也躲起來不見了。只聽見我低聲下氣不斷重複：「我沒有翹尾巴，我沒有翹尾巴。」好像幼兒園的孩子在申辯「我沒有打翻老師的墨水瓶，我沒有打翻老師的墨水瓶」。李代表情緒高漲起來，她轉身向看客們望過去，深信文化大革命鍛練出來的革命群眾都會站在她一邊，向階級敵人開火。她再次對我強調：「向無產階級專政翹尾巴的人決沒有好下場，你要小心點！」一個看客大約是想替我解圍，長聲吆吆地說：「好了，好了，不要影響生產了。」李從芳白了他一眼：「你們是一夥的。」
李代表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李代表。
李代表平時自白：「我這個人就是要順著毛毛抹。」順著她的毛毛抹，她可以當你的媒婆，笑聲比油炸麻花還香脆，不做事照樣加工資，機器整壞了，幫你找個替死鬼……順著毛毛抹競如此至關重要。反過來，沒有順著毛毛抹，那你就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翹尾巴了！
這類話威力真大，嚇得齊家貞趕緊夾起尾巴做人。
後來才知，肚子裡有塊「綠寶石」在裝怪，我的腰酸痛得要斷，洗了頭半小時身子還直不起來，地掃完了，腰還要彎半天，做事，身子挺直，轉身，整個人轉過去，彎腰難。那時候，「生病」和「找醫生看病」常常不會聯想在一起，生病完全是「靠天吃飯」，熬好拖好了事，直到病魔把你擊倒，才想起世界上有種職業叫醫生。
李從芳拿了根大圓槓子給我，要我同其他幾個工人一起去幫打鐵房運料。這個活，要走遠路，穿過人民公園，下完令人望而生畏的數百步石階，到重慶下半城一個其大無比的廢鐵堆，彎腰選擇合適做抓釘的材料，選夠了，兩人一組一筐筐抬回來。經過十年勞動改造的我，這點體力勞動本不算個啥，加之抬多抬少一天走幾趟自己量力而行，既無隊長跟班，也無解放軍端槍押後，更不會勞動回來晚上記梅花檢查表現。對我而言，這都不是問題，問題是我正在害腰病，這種不斷重複彎腰直腰的活路，我實在無法勝任。
我接過李從芳給我的槓子，猶猶豫豫地說：「李代表，我的腰痛，它……」我本想說它彎下去就直不起來，話還沒說完，李從芳已經生氣地把槓子奪回去了，還酸不溜啾地說：「喔，你腰痛呀？腰痛就回去養病，養好了再來上班吧。」聽她這口氣，好像我是裝病逃避體力勞動，心裏好委屈。我說：「算了，算了。我去，我去。」 無心再作解釋，咬緊牙關也要做。我伸手想把槓子拿回來，李從芳不肯高抬貴手，倒像同我賭氣，把槓子緊緊捏住，堅決要我回家把病養好了再說。她這不是在砸我的飯碗嗎？我哪敢把病「養好了再上班」，興許病沒養好，人倒先餓死了。
李從芳高，她捏著槓子上部，我矮，我捏著槓子中間，她是在與階級敵人裝病耍死狗鬥爭，我只是簡單地想保住自己的泥飯碗，兩個人相持不下。鄭洪海走過來，他調侃地說：「兩個都是大人，一根槓子有啥好搶的，真是！齊家貞，人家李代表要照顧你腰痛，不要你去，你把槓子放了罷。」
前面，我說過，李從芳有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的天才，現在，我認識到在一定的情況下，她又有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的天才。正反都是天才。
後來，就發生了我住院開刀切除膽囊和李代表警告大家要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的事。
我把李代表講的話告訴了幾個弟弟，興國、安邦、治平都很氣憤，齊聲說：「不要去上班了，我們養你！」這樣，家裡除了
阿弟，又多了一個吃閑飯的人。幾個弟弟願意養我，但是，我願意讓自己來養活。在獄內，我以全部的時間精力和青春生命作交換，吃不要錢的飯，住不要錢的房子；出獄後，我為街道工業擠盡我的「奶」，用以換得每日的飯票。我已經適應這種自己完全不操心，「磨骨頭養腸子」的生活方式，願意一輩子這樣過下去。現在，泥飯碗砸爛，這種交換中斷了，我需要出賣勞動換飯票，卻找不到老闆要。
好像人在太空會失重，好像突然去掉長久戴著的腳鐐走不來路，吃慣牢獄飯端慣泥飯碗的我，從此，為了三餐一宿，遍嘗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