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龍崗區委書記余偉良涉嫌違紀被免職。
網上有傳言說，余偉良涉嫌向許宗衡「買官」。(網路圖片)
中國官方《法制日報》刊登文章，討論目前中國的官場「集體腐敗」等問題。文章表示，最近十多年來，中國查處的很多貪腐個案，往往都揪出多名貪官，顯示集體腐敗已經成為中國反貪腐的難點。就此，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石山邀請美國南卡羅拉納州管理學教授謝田和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教授，現居美國的孫延軍教授討論中國官場為什麼會出現集體腐敗的嚴重問題
記者：「《法制日報》登了一篇文章，它是說集體腐敗成了反貪難點。裡面談到一個案例是湖南省耒陽市有一個礦產品稅費徵收管理辦公室，770多名幹部職工其中有超過100人涉嫌貪污受賄。《法制日報》就發出這種感嘆說現在集體腐敗成了反貪的難點。先請謝教授講一下您聽到這樣的消息，您覺得意外嗎？」
謝田教授：「不吃驚，因為前不久好像剛剛發生一件的事情，不記得是哪個單位了，書記和總經理互相揭發。」
記者：「您說的那個是天津市地鐵公司。」
謝田：「實際上出現兩個人互相揭發，結果兩個人都進監獄去了。更早一點，我們也聽說過就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到中國的海關去工作，他哪怕是想潔身自好，不接受賄賂，他發現不行，其他所有的人都是接受的。他就沒法呆在那裡。所以，中國的這個制度已經可以把一個好人變成壞人。共產黨的喉舌也好，機關也好，以這個方式委婉地把這個提出來。這樣的提法和措施本身也說明瞭對這個的體制腐敗的無奈。」
記者：「那孫教授，您怎麼看這個集體腐敗的問題？」
孫延軍教授：「集體腐敗我想在中國這種政治體制下，它是一種必然現象。因為這個社會既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又沒有合理的完備的法律制度，政府官員從信仰上也崩潰了，已經完全喪失了他的執政理想。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不腐敗或者是不集體腐敗反倒是不正常的。剛才謝教授講的那個說一個人在這種體制下，假如他不腐敗就很難生存下去。事實也是這樣。我們都熟悉中國歷史，中國過去任何的一個封建王朝走到它命運的終點的時候，就是它要崩潰的終點的時候必須都是整個官僚體制全部腐敗，中國現在這種情況下，他有類似的一面。當然問題更嚴重，我認為更準確一點，應該是中國現在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完全腐敗了。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深層的問題。」
記者：「我記得以前何清漣也提出來過現在中國的政府已經墮落成一種自利型的政治集團。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謝教授，您覺得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講，它能採取什麼措施，能夠杜絕這種集體腐敗的這種蔓延呢？」
謝田：「這有一個說法就是不鏟除腐敗要亡國，鏟除腐敗要亡黨。我想這已經在五、六年前，七、八年前就有人提出這一點了，那個時候趨勢就已經非常明顯了。現在有些老百姓還在寄希望於也許有一個上層的中共官員，最上層的他是比較清廉的。還是有些清官的。現在看來，從中共的總書記到總理，這些裙帶子弟，他的家族人實際上都在利用他的權力撈錢，所以這個是完全徹底百分之百地是集體的腐敗。剛才孫教授提到的這個，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說王朝的末年都是有這種全面的腐敗。」
記者：「那孫教授，您覺得這個集體腐敗，它是怎麼形成的？是有一個人腐敗大家都學他，還是說他必須是一起合作才能腐敗下去呢？這兩方面的因素應該都有。當一個人上層腐敗嘗到了好處之後，它就有可能帶動下面的人。如果一個人單獨去腐敗的話，他實際上得手的機會也不多。另外，大家都是人都有相等的智商，這塊兒蛋糕放在這兒，誰拿了多少份，前後左右的人都知道。這些人一定要都撈一點好處他才幹。否則就容易出事兒。如果是相關人員都撈到好處了，這個蛋糕大家分了，那就不容易出事。」
記者：「所以剛剛謝教授講那個天津地鐵公司的黨委書記和總經理就是可能蛋糕沒分均，然後相互檢舉，結果兩個人都被一起判刑。」
孫延軍教授：「這樣的事兒應該是很多的，就說既是合作，又互相鬥爭的關係。這就是這種專制政體下應該說都有這樣一個傳統。」
謝田：「我想加一點，中共實際上也歷來用這個作為一種鞏固它政權的手法，我記得當年林彪這個事件發生之後，中共官方的消息揭露說所謂他們的腐敗生活，有理由更相信這些政治上還沒被打倒，沒有被互相輕易打倒的人，他們實際上的腐敗更大一點。」
記者：「中國老百姓或者我們的聽眾也會提出這樣的疑問說中國也有很多監督的機制。紀檢委、監察局、反貪局，為什麼不能發揮應該發揮的效果呢，孫教授？」
孫延軍教授：「關鍵問題就是談監督機制本身沒有實質的權力去監督指的一把手，不是說分權制衡的這麼樣一種制度，它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所以說它不僅不去監督，反倒是像這個反貪局、紀檢委反倒會容易成為貪污腐敗的重災區。」
謝田：「我想這個實際上是點到這個點子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