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長征，因為後來的成功，所以這次軍事流動也就被解釋為是北上抗日，是在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中國面臨民族危亡的情況下發生的「主動戰略轉移」。事實上，這不過是勝利者根據自己的意願粉飾曾經的歷史真相。歷史事實是：長征就是一次失敗後，為建立和尋找新政權（根據地）而進行的流竄——而且是盲目的流竄，可以用現在形容一些民工的詞彙：盲流。
不妨先看一下長征是在什麼情況下發生的。1927年秋收起義後，朱毛開創了第一個根據地井岡山根據地。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紅軍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到1933年初，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一味命令紅軍和地方武裝「以革命的進攻來粉碎反革命的進攻」，竭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進攻路線，開始了中央蘇區的噩夢。於是，在第四次反圍剿僥倖成功之後，第五次反圍剿以紅軍的失敗和元氣大傷使得中央蘇區在劫難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央紅軍撤離蘇區，開始了沒有方向的戰略敗退。
敗退途中更是毛澤東自己所謂「叫花子打狗，走一路打一路」，沒有章法，也沒有前途。唯一的目的是找一個可以依靠的地盤（政權）。我們不妨來看個究竟。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退出根據地，起初中央紅軍計畫是從南線突破廣東軍閥陳濟棠的封鎖線，然後沿贛、粵、湘、桂邊境，到達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換言之，投奔二、六軍團在湘西建立的政權。然而，長征初始，掌管紅軍指揮權的博古和李德驚慌失措，亂跑一氣，幾乎使紅軍陷入滅頂的邊緣。關於為什麼要退出中央根據地？當時的任務是什麼？轉移到哪裡去？這些基本任務和方向問題，掌權者始終秘而不宣，甚至連師一級幹部也不清楚。儘管對於廣大紅軍指戰員秘而不宣，但把「家」搬到湘西去的意圖，卻很快被蔣介石所識破。蔣介石調集了幾十萬大軍，在通往湘西的途中，設置了四道封鎖線。所幸這幾道封鎖線都被紅軍一一突破。11月底，紅軍突破了敵人最後一道封鎖線，渡過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湘江一戰，紅軍傷亡折損過半，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
更要命的是：此時，紅軍面臨的敵情異常嚴重，事實上到湘西的路已經被堵死。為了防止紅軍渡過湘江，蔣介石提前部署了在湘江以西區域「追剿」中央紅軍的計畫。被蔣介石委任為「追剿軍總司令」的湖南軍閥何健按「南昌行營」的電令，在中央紅軍通往湘西的必經之路，構筑了四道碉堡線。為此，擅長游擊戰的毛澤東力主放棄去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的意圖，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使部隊得到必要的休整。於是紅軍自通道城改變了進軍方向，突然折向貴州黎平，從而避免了在湘江以西全軍覆沒的命運。
湘西去不成，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問題。這次會議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的正確主張，否定了博古、李德決定去湘西的錯誤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準備自己在川黔建立政權，所謂 「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面前最中心的任務」。
然而，打下遵義後的1月中旬，情況發生急劇變化。當中央紅軍強渡烏江到達遵義地區時，蔣系「中央軍」周渾元、吳奇偉兩個縱隊共8個師，在紅軍的右後側跟追，直撲貴陽，而後出清鎮北上。湘軍劉建緒部共4個師進至黔東，沿烏江東岸佈防，川鄂邊徐源泉部進至酉陽、秀山與劉建緒聯防，防堵中央紅軍東進會合紅二、六軍團。四川軍閥劉湘，派川軍進入川黔邊界，阻止紅軍北上。蔣介石又命令滇軍龍雲派兵入黔，封鎖橫江。桂軍廖磊部計3個師，也進抵黔南的獨山、都勻。黔軍猶國材、柏輝章等部北渡烏江，直逼遵義。總之，蔣介石糾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軍閥，連同蔣系的「中央軍」，從四面八方向紅軍合圍而來。局勢相當嚴重，中央紅軍要在長江與烏江之間、迴旋餘地不大的黔北地區打破敵人的圍剿、站穩腳跟、建立新的根據地，事實上已經辦不到了。這樣，紅軍不得不放棄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打算，決計乘敵人合圍之前，從遵義地區移師北上，北渡長江，轉入川西北地區，以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同時指示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向。當時黨中央的意圖是，爭取在蔣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入川時，在川西北地區轉入反攻，三路紅軍協同作戰，首先擊破川敵，爭取「四川赤化」。
誰料此招被蔣介石識破，他急令川軍劉湘集中兵力在長江南岸堵擊。由於劉湘深恐中央紅軍入川會合紅四方面軍，赤化全川，因而傾全力阻擊中央紅軍，採取了所謂 「北守南攻」的兩面作戰方案。即對川北紅四方面軍採取守勢，對進入川南的中央紅軍採取攻勢。為阻止中央紅軍北渡長江，劉湘調集川軍12個旅計36個團的兵力分段封鎖長江，加緊部署長江防務。長江沿岸，實際上已被川軍嚴密封鎖。當紅軍由黔北進入川南時，各路敵軍也同時向川南奔集。此時，中央紅軍按原定計畫渡江已不可能。如果渡江不能得手，中央紅軍勢必在長江邊上腹背受敵。為求生存，紅軍只好放棄在四川建立政權的企圖，改為在川滇黔邊地區機動作戰。因此，紅軍各部乃由川南折向滇東北的扎西集結。在獲悉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建立了政權後，中央紅軍又決定前去投靠，於4月29日，中央紅軍向金沙江邊急進，並於5月初全部渡過金沙江，跳出了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圈子，然後從會理北上，通過彞族區，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於6月中旬在川西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兩股紅軍會合後，總兵力達10萬多人。毛澤東力主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然而在合股中份額更大（幾乎佔了百分之八、九十）的張國燾卻提出西進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張。結果，雙方不僅分道揚鑣，還劍拔弩張，差點演成一幕現代鴻門宴。
而後，只有有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約8千人的中央紅軍只好另作打算。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戰略行動方針的報告》，提出改變「川陝甘計畫」：「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示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要實現這一方針，「陝北、甘東北是我們必經之地。」——換言之，準備依靠蘇俄政權。
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改組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下轄三個縱隊。9月17日，陝甘支隊突破天險臘子口，然後翻越岷山，於9月20日佔領甘肅岷縣、西固間的哈達鋪，脫離了雪山草地地帶。這是紅軍長征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紅軍在哈達鋪進行了休養和整編，並在當地郵政所獲得了一些國民黨發行的《大公報》、《山西日報》等報紙，黨中央和毛澤東從報紙上瞭解到紅25軍與陝北紅軍會合的消息，瞭解到陝北還有一支活躍的紅軍，於是提出了去陝北會合陝北紅軍的意見。肖鋒在其《長征日記》1935年9月22日記述：「方面軍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了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作政治報告。他說：‘……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9月26日，陝甘支隊佔領通渭縣的榜羅鎮。在榜羅鎮休息期間，黨中央從榜羅鎮的一所高級小學校得到了更多的報紙雜誌，從中進一步瞭解到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情況。於是，黨中央在榜羅鎮舉行會議，分析研究了當前的形勢和陝北的軍事、政治、經濟狀況，認為陝甘支隊應迅速到陝北同陝北紅軍和紅25軍會合。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原定的戰略方針，作出了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最後抉擇。很快，陝甘支隊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下繼續北上，連續突破西（安）蘭（州）大道封鎖線，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勝利到達陝北根據地的吳起鎮，與陝北紅軍和先期到達陝北的紅25軍勝利會師。
從整個長征過程，我們不難看出：在第五次反圍剿紅軍失敗後，不得已中央提出轉移，一開始原想和湘西的賀龍會合、在反圍剿時期也已經派出任鄙時、蕭克帶領六軍團先行開路。後來被蔣介石識破、在紅軍必經路上設下重重防線。不得已紅軍轉向貴州、想在那裡找到落腳點。可是中央軍和黔軍、滇軍抓住不放、在貴州繞了一圈後徑向雲南以擺脫追軍。（期間曾希望從四川過江北上立足、也被老蔣識破、結果損失一軍團兵力，有折南下。）雲南有強大的龍雲、後又有追兵不敢久留，只好渡江北上入川，不能入川東（四川軍閥實力強大），走山路以避開中央軍和川軍的圍追堵截、所以紅軍一直沿川康邊境走、聽到川北有實力強大的紅四方面軍趕緊去會合、希望在川陝一帶有所作為。不料會合後張國燾見一方面軍人少、就想奪中央權、非要強迫中央一起南下。中央就乘機帶領7000人的陝甘支隊去找報紙上看到的劉志丹的陝北紅軍去了。
綜上所述，紅軍（特別是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完全是出於被動的、是為了投靠其他政權（包括蘇聯）和逃避危險、保存自己進行的行軍。長征如果要說原因的話只能是這個了。長征是以反圍剿失敗後的突圍開始的，長征開始的時候，紅軍的目的地並不確定，而且更多時候充滿了矛盾，一方面，紅軍希望著能夠捲土重來，重回蘇區，一方面，紅軍期望能夠到其他根據地去得到殘喘的機會東山再起，甚至，紅軍自己也因為究竟要走向哪裡差點進行了一次足以導致紅軍徹底覆亡的鬥爭——這就是與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的糾紛，也就因為這個糾紛，紅四方面軍大部分成為葬身沙漠的西路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