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轉送海涅對模仿者說的話：「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這句話很流傳，卻是德國撒但教徒的隱語，長期以來沒有人說清楚這句話的真正含義。隨著馬克思加入撒但教的真相被披露，還有共產黨的「光照幫」前身被揭示，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了：即這兩個人以詩、以文播的是惡龍種，收的卻是邪跳蚤。
海涅和馬克思這樣說，表示的是對學習他們寫詩和撰文的人的不滿。但倘若他們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共工中國」，聽到「紅小鬼」的稱呼，聽到全民唱《龍的傳人》，就會很滿意。他們要的就是對神州大地炎黃子孫的這種改造：從劉邦「龍種」說的皇帝是「真龍天子」，到全民是「龍的傳人」，毀滅中國人。
劉邦「龍種」的說法見於《史記》：「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准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司馬遷記下那時候民間關於劉邦出身的說法，是否真實很難考證。但「好酒及色」的社會特徵，足見劉邦混在平民社會中，是沒有干卦所述之「龍」的高貴。那麼關於其出身「龍種」的說法，很可能就是民間在劉邦大業有成後的一種解釋性的傳說。
以奧地利阿德勒的心理學理論看，劉邦認可「龍種」傳說屬於其超越自卑的心理補償。平民心態中，神龍在上仰望才可見到，蛟龍凶猛威武異常。成為一個頭兒，有這種傳說，無疑是可以加強權威的。於是這就逐漸成為皇家「專利」。就儒家而言，貴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龍馬精神，把人跟龍拉扯在一起或者視為「龍的傳人」，純屬邪說，是小人思想。孔子是其父母「野合而生」，但這一點沒有妨礙他的學生和歷代皇帝對他的次要內容，因為其言行事跡的高不可攀明擺在那裡，出生不怎樣反而顯得其人品格調難能可貴。貴物質不如重精神。
如此看來，龍種說比喻皇帝的血統高貴，龍袍成為皇袍，當成皇權的形象化象徵，倒顯出漢朝儒家平民化了，日趨缺少春秋戰國時代那種尚古而不趕時髦、好酒不怕巷水深的自信。古人崇拜能夠帶來的吉祥、福氣的「龍」，但並沒有人說過自己是「龍的傳人」。皇帝之「真龍天子」說，與「龍的傳人」南轅北轍。中國人敬畏龍，也就是將其當作一種皇權象徵或司雨的力量，而不是把自己卑微地貶低為這種「獸」的所謂「傳人」似的後代。中國人很清楚，龍是獸，非人。
中國文化傳統中對龍「敬」，是貴族文化中做正人君子所需要仿效的一種剛健的精神和在天上的騰飛力量，但畢竟是神人的坐騎，是獸，是低於人的生靈；對龍的「畏」，是平民文化中對皇權「敬而遠之」的「惹不起」的躲避心態，但也只是不願意引火燒身而對權力的閃避，還沒有斯多哥爾摩綜合症那種病態的愛。由此可知，「龍的傳人」完全是一種西方傳過來的思維，包藏著陰謀與禍心。
龍是皇家「專利」，是皇權世襲制的符號。中國沒有「龍的傳人」之說，謀反也不會這樣說。中華民族真正的圖騰是干陽•一，坤陰•二，是由《周易》文化中崇「易」之「上日，下月」的天地崇拜的高度抽象的文化符號，抽象程度甚至高過《聖經》中的神。中國百家姓的圖騰符號中的動物圖案，都是實有動物圖形，沒有「龍」圖形。中國人的「十二生肖」是文化習俗，於圖騰崇拜關係不大，並非認為自己是這些動物的「人體」存在形式，而是祖先傳下來的一種與動物尋找相似之處，以友好相處的生肖文化，屬於炎黃子孫「和為貴」大文化中的小文化。「龍的傳人」在中國缺乏歷史、考古和民俗文化的支持，屬於西方邪魔文化。
「龍的傳人」的說法被中國人聽到和接受是很近的事，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才出現的事，似乎就是針對炎黃子孫在大陸被變異而來的。針對什麼呢？
《龍的傳人》首先是1978 年12月16日，臺灣作曲家侯德健創作的一首歌。兩天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工中國）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會被稱之為「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的「歷史性的會議」。時間，其實就是生命的連續和轉移。《龍的傳人》就是為中共變異華夏國民為共工部民成功而創造的。這是臺灣和侯德健自己都不知道的，也只是被歷史地安排了。時逢美國政府宣布與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斷交，出於戰略利益考慮轉與危害人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交。侯德健心潮起伏之下填此歌詞，其實他並不真正知道這首歌真正要唱響的地方和最終的意義。歷史安排他來填唱這首歌，是因為中國大陸還有他要了的一段情緣。跟大陸沒有深切關係的音樂人，當時也想不起來要填寫這首歌。
這首歌後來經臺灣、香港歌手李建復、張明敏、關正傑演唱，在臺灣、香港、大陸兩岸都變得家傳戶曉，居然成了中華民族的別稱。現在看來，臺灣、香港唱響這首歌，完完全全是為了大陸，那時候臺港的流行歌曲必定在大陸流行，反之大陸流行的《打不進豺狼決不下戰場》等，是沒有一首能夠在臺港流行的。臺灣、香港如同海上漂泊的船，唱響這首歌，僅僅是兩個地區的島民文化傳統上的戀祖情結被七頭十角的大紅龍操控和利用。侯德健1983年違反《臺灣省戒嚴令》前往共工中國，《龍的傳人》遭禁唱。這標誌臺灣人唱這首歌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
《龍的傳人》在1989年5月27日香港《民主歌聲獻中華》的籌款活動中，歌詞被侯德健作了特別的修訂：把「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改為「四面楚歌是獨裁的劍」，把「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改為「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歌詞主要部分是：「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巨龍腳底下我成長，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四面楚歌是獨裁的劍」。中國這時候已經納入西方化的大系統，所以歌詞並不是中國性情中人以為的僅僅是傳達自己的情愫，實際上就是西方法律社會中的一種契約：做中國共產黨的部落民眾，放棄民主。歷史上四面楚歌是劉邦和韓信的劍，此後項羽放棄了戰鬥。7天後六四民運被鎮壓。而當年參與表演的歌手梅艷芳、侯德健、張曼玉、劉德華們早就投靠了獨裁。
中國人了不起，很偉大，生命力是地球上最強健的民族。但歷史安排的共產黨是古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是大紅龍——「七頭十角」，如同《聖經》裡所揭示的那樣，具有誘騙人類和迷惑普天下的能力：懂得如何利用神賦予人的自由意志，誘惑人犯絕對不可犯下的七宗大罪和可能犯下的十項小罪。為了把炎黃子孫變成了「龍的傳人」，這個在暗物質空間活動的大紅龍，挑動了中國人在1919年對西方列強的仇恨，一步一步地走近蘇俄（蘇聯）共產黨，唱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社會主義好」，拋棄中國國民黨作了選擇。
侯德健的歌詞是我們凡夫俗子的信口開河：東方龍名叫「中國」。「中國」這個詞的確從西周時期就有了，卻是表示「九州島天下」之「中央」，即「神州」，作為國名則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在古老的東方，很少叫「中國」，大多數時候稱「中華」、「華夏」、「九州島」。可見「中國龍」是個別有用心的西來邪詞，目的就是要讓「中國人」認可自己是「龍的傳人」。把中國說成「中國龍」，這原本是非常反中國文化的，卻因為中國人接受了生物進化論和唯物史觀共同兜售的「猿人」邪說，也就沒什麼反對地就接受了「龍人」說的歪理邪說。
《龍的傳人》在大陸家傳戶曉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斗為樂」替換「和為貴」的幸福法則的黨員、團員、隊員，以及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的人，再通過自覺自願地唱「龍的傳人」，就完成了從炎黃子孫到共工部民的標誌性轉變。《聖經•啟示錄》中所說的大紅龍，如此狡黠，炎黃子孫就這樣成了它的子孫。
除了像馬克思、列寧之類極其、極其少數的人，會甘願做大紅龍的爪牙，絕大多數是不願意的，更不用說是做「魔鬼子孫」了。畢竟人都懂得人的珍貴，更沒多少人願意下地獄。當然它有能力強迫我們，但強迫是不被宇宙法則認可的。於是神魔之間展開了智慧的較量。魔鬼對神說：我有辦法讓你創造的人選擇我。
龍的傳人，就是西方魔鬼撒但「迷惑普天下」讓人跟它下「無底坑」的辦法。這是個邪說，是「紅小鬼」的悄然演化。地獄龍播下惡龍種，邪跳蚤終成紅小鬼。
2010年11月27日，共工中國的少兒電影《紅小鬼》在中影公司首映，講述江西在中華民國戡匪戰爭中紅軍後代由打架的「野小鬼」變成殺人的「紅小鬼」的歷程。據說，目前劇組已在創作《紅小鬼2》和《紅小鬼3》。中共可真是「毀」人不倦，對人類真恨到骨子裡了，邪招魔法施展不停，紅塵中人真不幸。紅小鬼，最初是「紅軍大人」對「紅軍娃娃」的稱呼，網上可查到的姓名有向軒、彭勝昔、李耀宇、王新蘭、胡耀邦等，最小的是9歲的男孩向軒和女孩王新蘭，職務最高的就是眾所周知的胡耀邦。胡耀邦心不壞，但一成「紅小鬼」，就由不得他好了。
紅小鬼這個稱呼很邪毒，是共產黨毀人的毒詞之一。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就寫在其黨旗上。共產黨旗幟上的錘子、鐮刀可並不像它口裡所說代表工人、農民。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共產黨的前身是撒但教、光照幫、共濟會、雅各賓派、巴黎公社、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鬧革命的真實理念和意義是光照幫秘密文件確定的。共產黨旗幟上的錘子就在共濟會加入儀式上「石匠大師」手裡，鐮刀就是共濟會從事毀滅活動的標誌。在西方通俗文化中，鬼拿著個鐮刀，鐮刀代表死亡。共產黨的黨旗中的鐮刀，跟農民沒有關係，赫然代表著毀滅人類幾千年的文明（即它所說的「舊世界」）為此而獻身。共產黨員稱「同志」是共濟會二級會員傳下來的。共工中國每年慶祝「五一節」，表面的說法是紀念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罷工，實際上是慶祝1776年5月1日光照幫成立的日子。被共產黨欺騙到現在的工人、農民，總覺得是被共產黨蛻化變質後拋棄了，真可憐。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共產黨蛻化變質的問題，它從來就把工人和農民視為「有用的白痴」。共產黨是魔，從來就把我們當成它的鬼。龍的傳人是紅小鬼的全民稱呼。
但人就是人，是神造的，沒有神的眷顧，人類就如同個體生命一樣，難活過百歲。但人類活了上千年，炎黃子孫更活了五千年，這其實就是神存在的活證據。所以撒旦教•光照幫•共產黨處心積慮要把我們變成它的鬼子孫•龍傳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今法輪功修煉人在向我們講真相，勸三退。我們可要好好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