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民聯第一批會員之一的王法堯，曾在共產黨的勞改隊中度過21年半的人生光陰。客居海外，如今80歲的他，凌雲之志不改，赤子之心猶在。往事的回憶沈重而又清晰，因為這些故事對他刻骨銘心。面對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一生承負如此記憶的本身已是痛苦。他說，不想把肚子裡這些故事帶走。
既然政權無法修史，且肆意歪曲歷史，那麼中國的歷史必須由民間來記述；即便記述的歷史充滿血淚與寒屍，我們不敢隱諱，因為這是真實發生的過去，這是我們千千萬萬中國人一路跌撞而來的鮮血腳印。
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之七談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我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可以證明共產黨確實是殺人起家。我談一下我所經歷的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一個乞丐頭和六個店舖掌櫃
我1930年出生。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我七歲。第二年共產黨到我們這裡，我已經八歲了，已經能記事了。我們的縣很小，大約70％是山區，30％是平原，總共也就有十家左右的小店舖。
共產黨一來，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殺了六家店舖的掌櫃，我還記得其中兩個掌櫃的名字，一個叫邸鳳鳴，一個叫米有餘。還殺了一個名叫王京兒的乞丐頭。要飯的在我們當地稱棍子，乞丐頭就是棍子頭。
為什麼殺他們呢？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日本佔了保定後，日本人開了七、八輛汽車到各縣去轉，去示威。滿車的兵，看上去多厲害啊。那些店舖的掌櫃怕日本兵來了又燒又殺，就想了一個法子，讓人用紙在筷子上糊一個日本旗，買幾個西瓜切開招待日本兵，這樣等日本兵來了，可以在街面上照應一下。可誰敢出這個頭啊，那就讓棍子頭干吧，結果王京兒就干了。
八路軍來了，就拿這個說事，就要殺。他們把王京兒抓了起來，說他是漢奸。王京兒不承認。八路軍接著又抓了六個掌櫃，嚴刑審問，說他們是漢奸。掌櫃也不承認，說這樣做只是為了讓日本兵來了不燒房子不殺人。共產黨見他們不承認，就打他們，嚴刑逼供。幾個掌櫃只得違心供述，說他們歡迎日本軍來，給日本去了信讓他們來的。其實那些掌櫃根本不會寫信，他們沒有多少文化，識不了幾個字，只會打打算盤、記記帳而已。是共產黨編好了這一套，問他們，是不是這樣，不是就打。六個掌櫃只好說是，承認自己是漢奸。最後他們在認罪書上摁了手印，變成了漢奸組織維持會。
這樣共產黨就用大刀砍頭，把這六個掌櫃的頭砍掉了。乞丐頭王京兒骨頭很硬，他不服氣，我怎麼算漢奸呢，我是保護地方的。他不服，所以他不是大刀砍頭，是鍘刀鍘，要讓他腰斷三截，脖子上鍘一下，腰上鍘一下，把人斷成三截。
共產黨過來實行的是殺人要開會，過去中國哪有殺人要開會的？共產黨殺他們的時候，要開會。各村去多少人，老人小孩只好應付。我那年8歲，一聽殺人早嚇傻了，根本不敢到跟前去看，就在後頭看。這個王京兒骨頭真硬，要鍘他了。他說：「等一會兒，你們八路軍不是會唱歌嗎？你們唱個歌我聽聽。」
八路軍就唱了，唱了當時的救亡歌，我還記得第一句是「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唱完了，王京兒說：「好了，活著給我念了祭文了，來吧！」這就開始鍘他，先鍘脖子吧，讓他頭朝下。王京兒說：「不行，不行，我要頭朝上，我要眼睛看著摁刀的。」這一看不要緊，沒人敢摁刀了。下面瞪著眼誰敢往下摁？最後八路軍命令一個騎兵營班長，讓他殺。那人摁了刀，回頭就跑。這一摁，王京兒的腦袋掉了下來。據前面看的人說，血一噴一丈多遠。本來腰上還要再鍘一刀，沒人敢鍘了，所以王京兒只被鍘了一刀。
共產黨這一開會一殺人，大片刀一砍，大鍘刀一鍘，把老百姓都嚇傻了，所以王京兒和掌櫃的屍沒人敢收。他們把死人扔進山溝裡，狗就吃死人，吃得都紅了眼。最後狗都吃得不知道是死人活人了，要是人少了，一個人兩個人走路，一群狗都追你，狗都吃紅眼了。
一般共產黨殺人，都是殺地方上比較有名的人，這樣有影響，能夠製造恐怖，一殺，就把縣裡的人都鎮住了。
我們小孩子看完這些，也不懂事，回家就當笑話說給大人聽，「哎呀，王京兒的骨頭真硬啊！先讓八路唱歌，等摁刀的時候還要看著摁刀的。王京兒這骨頭多硬啊，是英雄呀！」
還有當年共產黨說他們搶了日軍的糧臺，到附近各個村給小孩發煙卷、塊糖、餅乾，說這些是勝利果實，其實是他們從車站的商店裡搶來的。
設下鴻門宴——殺反正軍
日本侵略中國後，日本的政策是以華治華，用華人當漢奸，治理華人，所以建立了很多偽軍。皇協軍是偽軍的正規軍，有一萬多人，都是中國人，駐防在北京通縣。皇協軍是從過去軍閥的軍隊召來的，都是老兵，很能打仗。
1939 年，皇協軍起義抗日，要獨立反正，脫離日本，所以後來被稱為「反正軍」。他們從通縣起義，經過保定，打算到太行山獨立，跟日本打游擊戰。他們往外跑，日本追他們，也不打，就往回叫，圍著反正軍，動員他們回去。到太行山的時候，反正軍有一半多人被追回去了，只剩下三千多人。
農曆7月30日就追到我們村了。我們村西邊和北邊都是山，反正軍走到這兒的時候是7月29日的晚上，日軍追過來。反正軍也不跑了，就在我們村的山上跟日軍打了一仗。晚上我們已經睡覺了，聽見手榴彈一炸，村裡的人就亂跑啊，牽上毛驢，推上被窩，就跑到西山溝裡睡覺去了。
我那年9歲，因為我父親和叔父都進了國民黨的軍隊抗日去了，家裡只有我爺爺奶奶、我母親、我叔母和我妹妹，我們一家就睡在山溝裡。我的表叔曾當過吳佩孚的兵，他回村裡去拿糧食，看見反正軍正在佈防，挖戰壕，說要跟日軍決一死戰。我表叔回來告訴了大家，我們一聽要決一死戰都嚇壞了。
7月30日天一亮，日本就打了兩個照明彈過去，我們看到天上打了兩個大紅球。日本的飛機也來了，圍著山頭偵察，飛機往哪兒扎，日本的炮彈就往哪兒打。我們老百姓人多，飛機往我們這兒一扎，炮彈就打到我們老百姓這裡。炮一響，我和我妹妹騎的那頭毛驢嚇得亂跑，我們從毛驢上摔了下來。正好一個炮彈過來，炸得土都把我們埋住了。我母親給我們打打土，還拉著我們跑。我們全村的老百姓拉著毛驢，順著山溝往北跑，正好從反正軍的後面過去。反正軍正把守著那道嶺，日本就攻那道嶺。
等太陽一出地皮，日本就開始進攻了。飛機一扎，大炮就打。日本軍的炮是真準啊，每個山頭打三炮。反正軍給數著，日本這一天打了5百多炮。日本進攻上去，被反正軍打下來，又衝鋒，又打下來。日本衝鋒了三次，都被反正軍打下來。三次衝鋒打不上去，日本就不再進攻了，回去把我們的村子給燒了，沒燒房子，燒了柴草。我奶奶在山上一看，燒的正是我們這個村，她倒在地上就哭開了。
這仗整整打了一天，打得很厲害，槍都停不住，像響雷一樣。這一天我們沒吃上飯，後來跑到一個村裡，跟一個老太太要了一碗小米稀粥吃。那個老太太好心眼還給我們一碗菜，是醃的青辣椒。我和我妹妹不知道，吃了一口，辣得我倆都哭了，正哭著，日軍的炮又打到這個村來了。我們一口飯也沒吃上，又趕緊跑，說是跑，其實還不如人家走路快，我那個時候都嚇得走不動路了。我們跑到20里地外的山嶺。天下起了雨，上那個嶺時，我都走不動了。走著走著就趴下去，我母親把我拉起來，坐一會兒還走。走到一個村裡，住了七天，我們才回去。
這次日本沒追上，反正軍把它打垮了。這樣反正軍就駐守在太行山，準備跟日本打游擊戰。當時共產黨的晉察冀邊區剛建立，司令員是聶榮臻。共產黨想要收編反正軍，他們不接受改編。共產黨就從後方調來正規軍，把反正軍給包圍起來。正在這個節骨眼上，日本開始了掃蕩，又到了我們這兒。
我們村民又往山溝那邊跑。反正軍當時只有一個班在山嶺上站崗。這時來了三個騎馬的八路軍。八路軍士兵都穿土布衣服，他們不是，都穿著軍裝，可能是八路軍的軍官和兩個護兵。這三個騎馬的命令站崗的反正軍撤退，押著他們往回走。
反正軍和我們老百姓走在一塊。他們走得慢，那三個騎馬的走得快，就走在前面。我聽見日本的飛機和機槍響著，反正軍就在後面罵街。有一人罵：「日本來了就跑，這叫什麼抗日？」還有人罵：「游擊戰，游擊戰，游而不擊，是什麼游擊戰啊！」有一人說：「我們不撤不行，我們人少。」又有一人說：「人少也得打一陣啊！」 於是反正軍就開始爭論起日軍的人數。有人說：「日軍人多，有一千多人，我們打不過。」有人說：「不多，不多，最多二百人。」帶隊的班長就說：「走，咱們回去看看去。」說完，掉過頭就往回走。
這時前面那三個騎馬的，有一人騎馬「嗒嗒嗒」回來，問：「幹什麼？」反正軍說：「抗日啊！」這一個班排著隊就往日軍那邊走。我們老百姓傻愣愣都在旁邊看著。結果前面那兩個騎馬的也「嗒嗒嗒」追過來，中間那個八路軍軍官「啪」掏出手槍，在馬背上喊「命令！」，反正軍都趕緊立正。軍官說：「向右轉！跑步走！」讓反正軍撤。這三個騎馬的就押著反正軍往西北方向跑，撤了一段路後，這三個騎馬的就跑走了。這個時候日本已經追過了，日本上了嶺後向正北方向追過去了。我們和反正軍是往西北的山溝跑。我的表叔一看這個情況，就對我們說：「別跑了，鬼子已經過去了，回去吧。」我們就回來了。
日軍走了，共產黨繼續包圍著反正軍，給他們訓話，要改編他們。反正軍要自己打游擊，不聽八路軍的，他們想要三個縣，不受改編。共產黨見收編不成，就召集反正軍的軍官，給他們開會，說要招待他們，給他們吃好的。反正軍一共有三個司令。一個姓石，另兩個都姓李。其中一個李司令說：「開會，我們三個不能都去。」他留了下來。結果，共產黨果真把所有去的反正軍都繳了械，槍殺了所有軍官。留下來的李司令帶著一個連突圍出去，又投降了日本。反正軍裡的姚大隊長曾在我家住過。他跑的時候，帶著一個排，一挺機槍，兩匹馬馱著他兩個太太，大白天大搖大擺地走了，又投降日本去了。共產黨也不敢追，共產黨打仗沒有反正軍厲害。共產黨的正規軍過來，都是召的新兵，老兵沒多少。
惡人先告狀——殺「頑固軍」
國民黨的正規軍從河北退至河南後，又組織游擊軍北上，返回到河北，深入到日本後方打游擊。當時游擊軍司令是張蔭梧，河北人。我父親和我叔父都是張蔭梧的兵。我父親當時是河北民軍總部參謀。這個時候張學良東北軍的呂正操投降了共產黨，共產黨給他們建立了一個冀中軍區。這樣河北民軍就和呂正操衝突了，搶地盤了。
1939年，河北民軍張蔭梧一過來打游擊，他覺得正規軍打日本打不了，他要打一下，正好圍住了日軍一小部分，把日本一個炮兵陣地搶下來了，不過自己也損失了一個營的兵力。
可是國民黨在前面抗日，八路軍就在後面給國民黨抄後路。毛澤東親自策劃了這場陰謀。這次也跟打反正軍一個辦法。共產黨要給河北民軍慶功，對他們說，「我們現在是統一戰線，國共合作。你們是抗日英雄啊，給你們慶功開會！」於是殺豬宰羊，請河北民軍總部吃飯喝酒。當天夜裡就趁機包圍了他們，半個鐘頭就消滅了河北民軍總司令部，只有張蔭梧一個人逃了出去。
這次我父親也被共產黨俘虜了。後來我父親逃出去了，沒處去，覺得中國人老打中國人，這怎麼抗日啊？還是回家為民吧！就回到我們家了。當時我們村已經被八路軍佔著了。我們把日本佔領的地方叫敵佔區，日本則叫保護村；把八路軍佔領的地方叫根據地；像我們村，白天日本來，晚上八路軍還來，這叫游擊區，來回打過來打過去，也不大打，都是小打。我家裡住著八路軍五班，都是新收編的兵。五班長曾問我奶奶，「大娘，你們家裡怎麼沒男人啊？」我奶奶就說，「老總，我兩個兒子都當兵抗日去了。」
我父親一回家，很巧正趕上是在我們家住的五班的人站崗。我們村裡人穿的是短衣裳，我父親穿的是長袍大褂，一看就是平川的人。那站崗的人一看不對，就拿槍把我父親抵住了。那時候八路軍一看是外頭的不認識的人都說是漢奸，抓起來就打啊。我們村別的家，家裡住的是八路軍營部，他家來了一個外地人，營部一問不對，就把那人給殺了。那時候八路軍凡是逮住一個外地人，都是漢奸，一律殺。
我父親趕緊對站崗的人說：「老總，我就是這村的。」他指著我們的房子，「那房子就是我的，我就是這家的。」那個站崗的知道我父親和叔父當兵去了，他馬上就問我父親：「你是大哥還是二哥啊？」我父親說：「我是大哥。」這時正趕上那人換崗，他換了崗，就往我家跑，叫我奶奶：「大娘，大娘，大哥回來了！」五班長過來問我父親，一問，得知我父親是國民黨的兵。五班長一聽不是一路的，就告訴我父親：「大哥，你可不要出門，我也不報告，住幾天你趕緊走吧！」這個人好心。
我父親住了七天，又跑回去找河北民軍了。我父親走的時候，那時兵荒馬亂，真是亂透了。我那年九歲，已經有兩、三年沒見到我父親了。我父親回到家，他的處境很危險，我那時都懂，非常害怕。我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父親的情況，要是八路軍知道我父親是河北民軍的，肯定會把他殺掉。
我爺爺是前清秀才，民國以後又上了師範大學，一輩子教書，是個有文化的人。我父親和我叔父原來都教書，後來日本侵略中國，為抗日他們才當的兵。當年共產黨一過來，我們家人都害怕。我爺爺很明白共產黨在南方殺人起家，當時共產黨殺人是出了名的。我爺爺給我們講，我從小就知道這些事。我爺爺還常給我們講，抗日的都是英雄啊，中國人不要做亡國奴，不要做漢奸等等，從小就給我講做人的道理。八路軍住在我們家的時候，我們什麼話都不敢說。
河北民軍被共產黨打成「頑固軍」，八路軍叫「打頑固」，還編了一首歌，造聲勢。我還記得歌詞是：「呸呸呸，頑固分子，真見鬼，掉轉了槍口來對內，我們大家齊反對！齊反對！」共產黨說人家不抗日，反說自己抗日，真是活見鬼。它宣傳的歷史沒一個真的，就「解放」戰爭打國民黨，這是真的。
共產黨很會造聲勢，開大會講，「我們要反對頑固派，全民要起來打頑固！」我們村開了幾天大會，村裡的人還是不懂什麼是「打頑固」，就我爺爺聽懂了。我爺爺說：「這可了不得了，反的就是你爹和你叔父他們啊！他們現在還不知道咱們家的情況，要知道也得殺掉了！」我們一家都害怕的了不得。我們村的村幹部也不懂什麼「頑固」不「頑固」，弄了個村裡老太太，說她「頑固」，開了幾個晚上鬥爭會。因為這個老太太對她兒媳婦挺厲害，村裡就認為她是個「頑固」老太太。結果開了幾天大會，也沒懂是打「頑固軍」，弄了個「頑固」老太太，鬥爭了幾天。
毛澤東不僅成功打倒了「頑固軍」，還說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是「頑固派」，親自向蔣介石告狀，反咬一口。蔣介石為顧全大局，維持抗日局面，也沒有辦法，只好把張蔭梧的司令給撤了，換了一個司令，叫喬明禮。
河北民軍就撤到了河南。實際上，下面的人暗裡還是聽張蔭梧的，為了躲過共產黨的告狀和打擊，他們組織了敵後抗日游擊軍，有八千多人，找日本駐防比較薄弱的地方鑽空北上，從河南又回到河北。
我叔父當時是抗日游擊軍的政委。他們得到一個情報：日本在當地駐防的憲兵指揮部人比較少。於是我叔父帶了三百多人，在知情人的帶領下，晚上大約走了七、八十裡，摸到日軍的指揮部去了。十幾個人摸進屋子裡，憲兵隊長正睡覺呢。進去之後，拿手電筒一照，憲兵隊長醒了，伸手從枕頭底下拿手槍，我叔父一腳踩住他的手，把槍給搶過來了。大家都不說話。但是隊長身邊有一個護兵，這個護兵的槍在牆上掛著，那個護兵把槍拿到手，我叔父開槍把護兵打死了。幾個人把憲兵隊長摁住綁起來。周圍的日本兵聽到槍響，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沒追，只是亂放槍。我叔父他們也不還槍，綁著那個隊長，鑽空隙就跑出來了。這次偷襲成功了。後來我問我叔父，「那個隊長聽話嗎？」我叔父告訴我，「很老實，可聽話了。」這就像戲中唱的「萬馬軍中取上將」。我叔父為此還受到國民政府的表揚。
我叔父他們打到河北後很困難，走到哪兒都是晚上活動，怕暴露目標，主要是北方早被八路軍佔著了。有一次，我叔父他們夜間活動，他們都不敢集體活動，都是分成小部分，走到一個地方，覺得累了，想休息一下，看到周圍好像一個獨門獨院的小村莊。我叔父拿手電筒筒一照，突然照見一個站崗的日本兵。往大院裡一照，全是日本兵，躺了很多人，究竟多少人也不知道。可能是日軍行軍，也是累了，在大院裡躺倒休息。那個站崗的日本兵被手電筒照著眼睛，也看不見我叔父他們，不知道他們是中國軍隊，以為是上級查崗，還打了個敬禮。我叔父一看，遭遇上了，先下手為強，趕緊後退，召集了他們的部隊，當時他們一共也就是三百多人，小聲商量好，先散開，往日軍院子裡扔手榴彈，扔完就跑，到十幾里外的一個村子裡再集合。那一次遭遇戰，我叔父他們究竟打死了多少日軍也不知道。日本兵也蒙頭了，始終沒有還槍。
抗日游擊軍到了北方以後，力量薄弱，八路軍專找他們撿便宜，消滅他們。後來游擊軍被共產黨給打散了，八千多人的抗日游擊軍被八路軍消滅一半多。日軍也追他們，掃蕩他們。我叔父他們在河北站不住腳，只好往河南撤。他們三百多人從河北撤回來，走到黃河北岸。當時國民政府有命令，中國軍隊不許撤過黃河。國民黨軍隊在黃河南岸機槍大炮支著，不許過河，必須抗日。我叔父他們退到黃河北岸，三面受夾擊。黃河南岸是國民黨不讓撤，過河就炮打；正北是日軍追他們，頭上還有日本飛機掃蕩；西邊離山西與河南的交界地中條山很近，鑽山林吧，八路軍就在山林裡等著，專撿他們的便宜。
我叔父他們三百多人實在沒辦法，有幾天甚至連飯都吃不上。國民黨在黃河南岸看到北岸的國民黨軍隊也是真沒辦法了，就從南岸派了一個人來看他們。那人頭頂著衣服，游過黃河，因為頭上有日本飛機來回掃蕩，不能坐船。那人看到我叔父他們被八路軍消滅成這樣，確實也沒辦法，就告訴我叔父他們，沿黃河下游，走十幾里路，那裡河面比較寬，水比較淺，讓他們三百多人夜間撤回南岸去。
後來零零星星還撤回去很多人，許多都是軍官。為什麼跑回去呢，因為國民黨的這支抗日游擊軍基本上都被共產黨打沒了。被共產黨逮住，整編軍隊時，都是要士兵和槍，把軍官一律槍斃，所以零星跑回去的都是那些有文化、有頭腦的軍官。
以前張蔭梧訓練河北民軍，他有一套理論叫「三桿主義」，就是要有筆桿、槍桿和鋤桿。筆桿，就是讓老百姓學文化；槍桿，就是要武裝民眾，學會打仗，跟日本做鬥爭；鋤桿，就是讓老百姓又是兵，又是老百姓，既有文化，又會種地，還會打仗。可是共產黨不允許他推廣這個，不管是河北民軍，還是後來的敵後抗日游擊軍統統消滅。雖然同樣都是組織民眾，但張蔭吾訓練河北民軍，是和和平平訓練老百姓，他沒有恐怖手段；而共產黨訓練民兵，最重要是用恐怖手段控制，暗地裡發展的黨組織可以說是特務組織，是黑社會性質的，這是本質的不同。
鎮反就是殺人運動
共產黨統治中國，說是「解放」。 1949年北京解放後，1950年3月25日，共產黨在北京第一批殺人，我在北京親眼目睹。開會遊街，開著大卡車，把這些人剃了光頭，一共五十三人，都是糧店老闆，一輛卡車裝六個，一面站三個，頭朝外。軍人一手拿著大片刀，一手摁著這些人的脖子。北京人哪見過這個？共產黨說他們的罪名是「囤積居奇」，「操縱糧價」 ，當時叫「打老虎」。這一天殺了五十三人，這是我親身經歷的。
51年開始鎮反，全名叫鎮壓反革命運動，其實鎮壓就是殺人，鎮反就是殺人運動。在原來國民黨佔領的地方，你說鎮壓反革命，這還好說。跟國民黨沾邊的人，這好殺。可是在共產黨佔領的老區，日本和國民黨根本沒有去過的地方，怎麼殺反革命啊？那就殺以一貫道為主的道會門，包括信佛的老和尚也殺。可老區裡真正的山區，連道會門都沒有。山裡十戶、八戶是一個村，二十戶、三十戶也是一個村，好多村裡連一個識字的人都沒有。農村醫生很缺，有個頭疼腦熱的，給灶王爺燒個香、磕個頭，這也算反革命，也要殺。因為你們那裡殺反革命，殺那麼多人，我們這裡殺得少，這不落後嗎！殺人也要攀比。這樣一來，燒香的老太太也倒了霉了。
當年河北易縣抓出一個三十多人的反革命集團，說他們是一貫道，但是沒有殺他們。每逢廟會，共產黨就讓他們穿上皇帝的衣服，穿上娘娘的衣服，或者大臣、太監的衣服，讓他們自己說自己的反動思想——「我要當皇帝」，「我要當娘娘」，讓他們充當反動活教材。後來胡耀邦掌權時，給他們落實了，說他們不是一貫道。其實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一貫道，都是公安局給他們編的，一套一套怎麼說。那些衣裳也是公安局給的，讓他們去這樣做。
共產黨殺人起家，其實那個時候老百姓有幾個真信共產黨的，都是村裡幾個流氓當了幹部，亂整人。共產黨一來就殺人，尤其是土改的時候，每個村打死幾個人，互相鬥，真是不把人命當回事啊！
「殺錯人了」
我其實沒有給共產黨提過意見，一次發言也沒有，一張大字報也沒有，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從1958年4月到1979年10月，勞改21年半，這裡的故事太多了。
跟我一塊勞改的有一個叫李健，是共產黨裡的縣級法院審判員。那時審判員沒學過法律，也不懂法律。縣級幹部大部分都沒有文化。他是個中學生，當了審判員。在鎮反高潮時，河北農村的集，五天一個大集，三天一個小集。那時共產黨規定，大集殺五個，小集殺三個。縣有大縣，也有小縣。小縣也不甘落後啊，人家殺得多，你殺得少，殺人也比賽。
鎮反的時候，李健審了一個人，犯人姓王，判他死刑。一般殺人的佈告上最後一句話都是：「驗明證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其實根本就沒有驗明證身。監獄裡一提名，有兩個犯人姓王。一叫名，其中一個也沒聽清楚，就答應了，站起來往外走，也不知道要幹什麼。把他脖子、嘴拿繩子勒上，怕喊冤啊，綁到了刑場上。
李健走到集上看見了。他是審判員，一看，人錯了，不是他審的那個人。這怎麼辦啊？趕緊告訴法院院長。院長一聽，就罵他，怎麼搞的！李健問現在怎麼辦？佈告都已經貼出去了。院長說:「殺錯了就殺錯了，下個集再殺那個人不就得了嘛！」
這件事如果李健知道，院長知道，也就完了。可是李健老跟別人說，「哎呀，殺錯人了！殺錯人了！」這一來，院長發怒了，把責任都推到李健身上，給他一個處分。李健內部做了檢查，檔案裡也給他裝上了。李健心裏覺得冤枉，明明不是我的錯，審人是我審的，往外叫人可不是我叫的，而且我發現了錯誤，也及時告訴你了。這處分，我不服。就這樣，越不服，越處分；越處分，越不服。就為他這個不服，最後被送進勞改隊了。勞改隊裡要認罪，他就說：「我怎麼認罪啊，是院長記了我這個仇了！」
「我保證不殺人」
文化大革命時期，和我一起勞改的還有一個叫李省悟，河北河間人，原來是國民黨憲兵營長。
國共內戰時期，共產黨對外宣傳，凡是投降的，官升一級。李省悟見大勢不好，就和另外兩個營長脅迫團長，想起義投降共產黨。最後團長和另兩個營長放棄了起義，覺得這樣做，有辱人格，忘恩負義。李省悟沒辦法，只好自己帶著兩把手槍投降了共產黨。
他的岳父是國民黨的縣長，告誡過他：「你不能投降！共產黨對待投降俘虜，當場不殺，以後殺；在前方不殺，在後方殺；現在不殺，將來殺。」李省悟不聽，他認為投降共產黨的人多了，怎麼可能呢？
共產黨一開始還優待他，讓他寫信叫憲兵團投降，憲兵團沒有投降，這樣李省悟立功沒立上，共產黨也沒有給他陞官。李省悟見沒給自己陞官，就去問，主動要陞官，他覺得自己怎麼也得當個師級。共產黨就說，你這個起義是假起義，真的李省悟逃跑的時候，已經被憲兵團長槍斃了，你根本就是冒名的，還想當師長？
李省悟找來各種材料證明自己是真的，但沒人理他，軍隊也不留他了，給他轉業了。他後悔了，後悔沒聽岳父的話，看來共產黨明不殺，暗裡殺；今天不殺，明天殺，是真的啊。他老是跟人這樣說，他老婆一看這個人完了，可不能把自己和孩子搭上，就和他離了婚。這一來，他更不服氣了，起義了官沒升上，連家也沒了。他不服氣，越鬧越鬧，最後也被送進了勞改隊裡。
在勞改隊裡批判他反革命思想，懷念國民黨，想復仇，就鬥他。其實勞改隊不讓搞文化大革命，因為已經都是被打倒的人了，就不搞了。可是勞改幹部裡有少部分人專門以整人為樂，好人也不敢管他們。
有一個王隊長，名叫王震川，老是整李省悟，叫犯人們「幫助」他，一「幫助」就是打。我看見李省悟的脊背被打得肉都離開骨頭了。打他的時候，他骨頭真硬，就是不喊叫，也不出聲。
有一次晚上鬥他，罰他站。王隊長叫人架住他的兩隻胳膊，下麵點著原油。原油點著後，煙特別大，污染也特別大，就用煙熏他。兩邊的人都得輪班換人，誰都受不了那個煙熏火燎。那晚我值班。晚上風很大，風一吹，火一撩，撩到李省悟臉上，頭髮、眉毛一下子就燒著了，臉都是黑的了。李省悟就是不出聲。
我一看，不好，這要出人命，趕緊報告王隊長。王隊長就罵我：「你這個小子真混蛋！你看他的骨頭多硬啊！」後來接著燒，李省悟臉上的肉皮慢慢燒熟了，他掙紮著，一下子掙脫開手，往自己的臉上一抹，變成了一個大花臉，黑的黑、紅的紅，這時他才喊出來：「蒼天啊——蒼天啊——蒼天啊——」連喊了三聲。王隊長一擺手，說：「散會！」於是會就這樣散了。從那以後王隊長就不再鬥他了。
然後就到了中國新年，我們勞改農場的場長說，要讓大家過個好年，保證吃好，不鬥爭了。過年時要交心，談怎麼把年過好，大家都交心。李省悟交心時說：「過年這四天，我保證不殺人。」
李省悟的監管人叫蔣少先，外號大土匪。李省悟上茅房、打飯，他都跟著，監管他。蔣少先聽到李省悟「保證不殺人」這話，起來就拳打腳踢對他又打又罵，「你什麼玩意兒啊，還想殺人！」 蔣少先瞧不起他。本來場長都說了，不讓打人，他又打開了。李省悟冷笑，對蔣少先說：「嘿嘿，我不跟你動手，我跟你動手，三個五個你也不行。」因為李省悟以前是憲兵，會一套武術。
後來李省悟去打飯，蔣少先後面跟著。打飯回來，李省悟先進門，門自動關上，把後面邁腳進來的蔣少先的菜打翻了。蔣少先不幹了，說怎麼辦？李省悟說，又不是我給你弄掉的。我那天值班，就把這事報告給隊長了。隊長說，多賣給他兩份菜。於是這件事當時就平息了。
結果晚上李省悟就下手了，先殺別人，再自殺。李省悟偷了一把剃頭刀，連割了三個犯人的脖子。被割的第一人叫徐佔鰲，挨著李省悟睡。他的脖子上挨了兩刀，切斷了動脈，血打到天花板上，濺得到處都是。李省悟接著又去割其他人的脖子，但都沒割到動脈。當時屋裡十二人，誰都沒敢出聲，全都嚇傻了，眼睜睜地看著，也動不了了。其中有一個久經戰場的國民黨營長，負傷三十多次，到這個場合也說不出話來。
蔣少先手腳並用逃出去，爬到了院子裡，喊了一聲，「殺人啦！」聲音很小，都變了聲了。我值班聽見了，一腳揣進門，我一看也嚇傻了。我看見徐佔鰲的血還在往上打，李省悟正坐那兒用刀片割自己脖子，他的手已經軟了，割不到動脈，沒一會兒他也出溜倒了。地上一層血，冬天很冷，我的球鞋抬起來都覺得粘粘的。我強站著沒摔倒，趕緊去找隊長。「李省悟殺人了！」我拍門。隊長沒出聲。我就砸他的門，喊：「李省悟殺人了！」隊長不敢出門，在屋裡說：「知道了。」
李省悟和他後來殺的幾個犯人被救活了。因偷竊進勞改隊的徐佔鰲死了，死的那年二十四歲，那一天是他結婚第十天。至於李省悟最後的結局，我就不知道了。
屎殼郎救了我
王震川隊長讓我去整別人，我不願意，他就認為我對毛澤東不忠，對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他罰我站，在勞改隊的院子裡立了一個毛澤東紙像，大概一米寬，一米三、四高，天天讓我衝著毛澤東像罰站，吃飯也得衝著毛澤東像站著。別的隊長去了讓我下來，他回去了還讓我接著站。我就這麼一直站了三、四天。
有一天晚上，院子裡又點著了原油，以前點火烤李省悟，現在不烤人了，但天天晚上還要點火，造那個氣焰，在院子裡放火放煙，唱歌，喊口號，又開會又喊， 一百度的大燈泡有好幾個。
很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不知怎麼，鋪天蓋地的屎殼郎衝著這個光亮飛過來。正好把院子裡那個毛澤東像碰了個稀爛，但沒有碰倒，把紙給碰爛了。屎殼郎碰到牆上掉下來，有死的，有半死的。我們掃了掃，一共裝了九大麻袋屎殼郎。
所以說，屎殼郎救了我，也不罰我站了。後來沒過幾天，這個王隊長遭了報應，得了癌症，很快就病死了。
我們村的「訴苦」會
文革時期，我們村開訴苦會。那時解放軍支農，是個營教導員主持全村開的這個訴苦會。一般訴苦會要說舊社會怎麼苦，新社會怎麼甜。我們村的支書叫老三，他弟弟叫老四，可是他爸爸叫老六，大家都叫他六兒爺。全村都讓老三他爹先訴苦。六兒爺就上去訴苦。他一上去就說：「別看俺從小窮，俺窮得有志氣，沒偷過沒摸過，沒坑過沒騙過。俺上蒙古地裡去，俺帶一包針，換他一群羊回來！別看俺兒女多，俺都養大了！」
「這不對啊！」那個教導員說，「要你訴苦，你這是說的什麼呀？要不你就說現在吧，別說過去了。」六兒爺嘆了口氣說：「唉，你別提了，我這輩子村裡一個仇人都沒有，現在老三當了個幹部，把全村的人都給得罪了！」 「不對，不對！」教導員又說，「下來，別說了！換別人！」這樣又換老毛來訴苦。
老毛是外縣人。他給地主趕大車，做長工。地主去世後，他把地主第四個姨太太給拐跑了。當時他趕著三套大騾子車，拉著現大洋，拐著這個四姨太太，跑到我們村來了。讓他訴苦當然好啊，他是無產階級長工，給地主做活，跟地主做鬥爭，就讓他訴苦。可是老毛一上去，老是講趕大車怎麼美，「三套大騾子車，我這鞭子‘啪啪啪’一打，全村老百姓都拍巴掌叫好！」他喜滋滋的說，也訴不出苦來。
教導員趕緊提醒：「你說生活上怎麼樣，吃飯怎麼樣，不要說趕車了。」老毛又得意地說，「俺們做活的吃完了，他家娘們才能吃飯呢！」教導員只好說：「別說過去了，你說現在。」老毛不滿地哼了一聲，「哼，現在全村裡就欺負俺是外鄉人。村幹部專欺負俺，打穀場都歸自己有，就把俺的打穀場給沒收了，就欺負俺是外鄉人唄！」最後還是說不出好來。
教導員急了，「換人換人，不讓他說了！」後來海樂被換了上來。海樂是小學教員。他家是真窮，他媽以前領著他討飯，那是真苦。我都記得他小時候，流著鼻涕，跟著他媽討飯。海樂一上臺，就哭，訴苦嘛，他就哭，講從小怎麼討飯，怎麼難，有的家不但不給，還說不好聽的，說他沒出息。他哭著說，他是真訴苦，而且他又有文化，很會說。
他正哭訴村裡人對他如何不好，這時六兒爺突然站起來，問他：「你娘怎麼死的？你娘怎麼死的？」教導員傻眼了，這是怎麼回事，一問村支書老三才知道。原來這個海樂不孝順他媽，他當了教員掙了錢，可他媽是凍餓而死。他媽凍死了，他不知道。村裡人看他媽好幾天沒出門，進門一看，她娘早凍死在炕席上了，連炕席帶他媽拉到街裡來，找群眾們來看，村裡人都說他媽這麼苦，把他拉扯大，他當了教員，不孝順，把他媽給凍死了。所以訴苦會上村裡人都質問他，「你娘怎麼死的？」
教導員一看這個訴苦會是沒法開了，「算了！不開了！散會！」我們村的訴苦會就這樣結束了，訴苦會訴出了這些，真讓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