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的不看書報，不寫字不學習，實際上是長期靈魂的自我放逐。放逐在荒天野嶺，放逐在渺無人跡的天涯海角，與文明隔絕。退讓已經到了極限，不能再忍受，我的靈魂開始反抗，開始回歸，它需要奔向太陽，去掬起一束光，照亮前面的長路。
這事發生在和平路。一個偶然的機會，有個青年借給我《大衛۰科波菲爾》上下冊，文革大燒書時，他偷藏了一套。我看得神追魂隨，驚異世界上竟存在如此美麗的事物，書，無可取代的瑰寶。我後悔浪費了太多的光陰，過去為什麼沒有注意。那個小青年和他的朋友來我家索書時，我下半冊還有一半沒來得及讀，拚命請求拚命感謝，惟恐他們不開恩要我馬上還。其中一個年輕人見我為一本破書，急成這副模樣，又奇怪又感動。
我的獄友聶明淑，她的表兄，一個不起眼的公司幹部，文革前收藏了大量名畫和世界名著，文革一開始，他女兒嚇得主動「破四舊」，把家裡所有的名畫付之一炬。他氣急敗壞地說：「紅衛兵還沒行動，她自己倒先抄起家來。」只搶救下部分名著，他更加視若珍寶。我同他在聶明淑家碰過一次面後，他告訴聶，把這本書借給齊家貞，她肯定會喜歡，那是《悲慘世界》第一冊。從此，還一本借一本，讀完《悲慘世界》第二第三冊，然後是《九三年》，《復活》，《約翰۰克利斯朵夫》等等。高中同學賓敬孝過去開給我的世界名著名單上的書，我不再一無所知。當時文革剛過，我仍然心有餘悸，把禁書藏在一個皮鞋盒子裡拿回家，一路走一路擔心，萬一有人盤問我盒子裡裝什麼我該怎樣回答。「鞋。」「我看看你的新鞋。」這個理由惹事，不行，怎麼辦？快到家了，謊話還沒編好，急得我直冒汗。
這些劫後餘生的書，他們永恆的魅力照亮了我的生命。不分貧富貴賤，沒有階級階層，他們流動的生命衝破疆界國界，從一隻手傳到另一隻手，從一個家傳到另一個家，從世界的這一頭傳到世界的另一頭，把那些空虛黑暗痛苦無望的心一一點亮，劫後餘生的人看到了劫後餘生的書，看到了美好，看到了明天。
我的靈魂尋得安寧，開始體驗到生活中有歡樂。善良的冉阿讓為了姐姐五個一個比一個小的孩子，偷麵包入獄，十九年牢坐了出來還持一本黃護照，繼續被社會的偏見與法律的不公迫害。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看到歷史在重複。我坐牢出來被打入另冊，遭遇同冉阿讓相似，大我一百歲的冉阿讓與我同病相憐。
我不再翻來覆去像林嫂似地嘮叨柳其暢長柳其暢短，我有的是別的話題。我興奮地向朋友敘述小說裡的故事，人物情節場景對話，竟記得一清二楚，甚至我能夠背誦整段整段的原話。突然意識到自己有個好記性，心裏好感激。
我的理想主義，對人對事對社會的理想主義，已經被現實擊得粉碎，碎成了千百萬個小片，被颶風刮得不知去向。但是，它像「癌細胞」一樣頑強，只要有一個「癌細胞」活著，只要有一小塊碎片存在，它就不失時機地蔓延開來，重新佔據生命。
齊家貞的靈魂得救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國科學院在院長郭沫若主持下召開了文革以來第一次全國大會，方毅在會上第一次提出要辦「夜間大學」，「自修大學」，「電視大學」，要不拘一格培養人才。想不到，這條消息竟使我塵封了二十年的大學夢從灰燼中甦醒，繼而像大火一樣燃燒。我興奮地對父親說：「我要讀大學！」父親立即高興地回答：「好，你讀，你讀。」彷彿這類事由他由我就能做主。
此時，我離開柳其暢半年，在和平路當管家婆，有的是時間策劃上大學的事情。
我把焦點聚集在電視大學上，我非常清楚，對於一個沒有工作單位的人，等於沒有爹娘，等於一隻無家可歸的野狗。不夠資格讀正規的電大班，總夠資格打開電視自己學。買不起電視機怎麼辦？可否每天到下半城的另一側趙淑貞——那位在省二監三隊把我當男人追得發狂的女犯家借看。那麼電費、電視機消磨費如何計算，他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要看別的頻道，上夜班的大兒子要睡覺怎麼辦呢。我上午有課下午也有課上哪兒去吃中午飯，中午的休息時間在哪裡呆？能否在人家家裡堅持兩三年，大堆問題接踵而至，相當棘手。看來，得另闢蹊徑。
乾脆自己買一部電視機。家裡窮得叮噹響，買電視機太奢侈，我開始四面八方寫信籌款借錢。友人們儘管認為我讀電大的計畫太不現實將以失敗告終，但都熱情滿腔地讚揚我的精神可嘉，只是借錢太突然，乾癟的錢袋拿不出計畫外的資金，他們愛莫能助。此路不通。
我決定放棄電視機，自學！電視機買不起，書，我總買得起。
但是經過文革的燒書運動，大學教材之類的書幾乎無一倖存，去哪裡買？我發出三十封信寄去上海北京貴陽廣州重慶，請求親友為我找書，有的回了信，有的泥牛入海無消息，書沒找到一本。我自己到市中區、沙平壩、楊家坪，所有的書店一家一家進去詢問，空手而歸。
不久，新華書店登出廣告，發行文革後第一批世界名著，我排隊等候通宵買了《悲慘世界》前三集。剛把書買好，看見一位滿頭銀絲的老工作人員從我身邊擦過，我趕緊跟上去，請求他千萬幫我這個忙，數學、物理、化學任何一科的大學教材，有什麼我就買什麼。他走東我走東，他走西我走西，就是扭住他不放。大約是提這種要求的人不多，大約是要求買科學讀物的人更稀少，大約是我等候通宵買書的熱情感人，這位新華書店的老工作人員，說不定是曾被打倒現在又剛剛啟用的老領導，自始至終，沒有說一聲「不」，我相信在他腦子裡的某個角落存放著有關的記憶。終於，他從庫房裡翻出樊映川的《數學分析》上下冊給我，我高興得想跪下去給他磕頭。後來，一位朋友借給我一本舊版的《範氏大代數》，紙張已經發黃變脆，上面有我中學時代沒學過的「平面解析幾何」。
我在鳳凰服裝廠上班時，街道工業姜會計的妹妹中午常常來找我，她打算參加高考，請我為她補習初等數學。我問，你怎麼知道我有能力為你補習。她告訴我，在縫紉機修組時，那天，李從芳讀高中一年級的小女兒楊三，因為有一道數學題做不出來，哭鬧著非要完成後才肯去上學，她媽媽沒辦法找了包括小姜在內的三四個高中畢業生幫忙，個個拿著筆束手無策。突然，有人想起齊家貞是高中生，叫她來試試看。我正握著縫紉機折騰，滿手油膩指甲像黑緞子鑲了邊，被李代表召見，我掐一團柴油棉紗邊擦手邊進屋。幾個年輕人呆立一旁，楊三還在哭鬧。以為有什麼大事，原來是要我解題，我彎下腰把題念了一遍，拿起筆寫出解答，筆一放，若無其事地出去了。我並不知道我來之前幾個秀才被考得心慌，也不知道我離開後留下的一片驚愕。這件事我根本沒往腦子裡放，好像我是昨天才離開學校的，解出這道題目沒什麼稀奇。經小姜提醒，我才想起自己離開學校已經十九個年頭，十九年來我不是扁擔槓子壓肩頭，就是縫紉機鐵砣砣在手裡轉，從沒翻過一頁數學書，從沒解過一道數學題，根本就不去思考與數學有關的問題。
我以為科學知識已經在我頭腦裡死盡死絕，今生今世與它們徹底絕緣。結果，你們還活著呀，你們仍然在那裡集結待命，準備隨時應召而起！我的天啊，我的媽咪啊，我是多麼的幸運。
我當管家婆很不盡職，家裡人很寬容，放什麼在餐桌上他們都接受，我有事不在家，他們自己動手弄。現在我辭職不幹了，不再封爐子開火，不再煮水燒飯，每天早上七時半離家，下午六時半歸來，不比他們上班掙錢的人空閑。
我走二十多分鐘到住在凱旋路下面的趙劍秋（獄友周光璽的媳婦）家「上班」自學。
周貢植烈士（共產黨四川省原組織部長，與鄧小平同赴法國勤工儉學）解放前被國民黨抓捕，大富翁祖父去監獄裡要求他寫悔過書以救他一命。他說別救我，放我出來，我還要幹革命，結果在重慶朝天門槍斃。相信周烈士已經在九泉之下哭過兩次，第一次是為他的遺腹子。
這位他父親就義時在母腹裡僅三個月大的周光璽，沒有享受到父親為革命犧牲帶給他的光榮，反而從祖父名下分到一頂地主帽子，無論如何賣力，他始終被打入另冊。後來，在周烈士為之獻身的土地上不種糧食造爐灶煉鐵，煉出了個「自然災害」，周光璽的五個子女餓得癱倒在床上沒力氣上學，其中兩人脫肛。為了子女活命，他接受了一千一百元人民幣贓款，坐牢八年。刑滿後，與我同在「孫家花園（四川省二監）」就業，都是壁報組成員。
現在，周貢植哭過了兒子哭孫子，孫子週一非因為議論華國鋒無能，說毛澤東糊塗，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判刑七年。
趙劍秋是週一非的妻子，一個人帶著五歲的兒子，每天清晨五點，她不得不把孩子從睡夢中拖起來，從市中區趕到江北客運站餐館上班，當售票員。在賣票的櫃臺旁，她用兩根長凳為兒子做床，讓他接著睡覺。從早忙到下班，回家已是晚上七八點。白天家裡沒人，是我自學的好地方。
劍秋對我說：「我一直為自己是周貢植烈士的家屬自豪，想不到‘自然災害’把爸爸整進監獄，現在一非成了反革命，我們跟著也成了反革命家屬，從烈士家屬到反革命家屬競是這麼容易。過去聽到反革命三個字心裏嚇得要命，現在才體會到，反革命不一定真的做了壞事，和大家沒什麼不同，也是人，怕什麼。」知道我想逃避家務借她的家自學，趙劍秋熱情洋溢地講了一大通：「齊姐，歡迎你。這裡，一非的鑰匙給你用。別的我提供不起，你中午吃飯，熱水瓶是滿的，我每天為你準備，罐子裡有白糖，你可以沖糖水喝。吃了飯，你還可以在地上睡個午覺，我每天回家擦地板，又乾淨又涼快。晚上回去之前，你先上陽臺洗個澡，一切都很方便。隔壁住的單身漢，他長期外出，這層樓等於我家獨佔，沒人干擾你。」劍秋為我考慮得如此週到，我滿心感激，不知說啥好。
每天，我在路上買四兩饅頭（最便宜)，偶爾也買一根我喜歡吃的油條再加二兩饅頭，花一角錢上下，帶去劍秋家作為午餐，開水我天天喝，沒動過她的白糖。
每天下午回到家裡，治平已經把飯菜做好。晚飯後，我伏在書桌上繼續自學，父親坐在另一端咕咕咕讀英文，他的英文已經荒廢了三十年，決心把它撿回來。此時，我三十七歲，父親六十六。一個鄰居走過房門口，看見這對傻父女不顧炎夏圍著一盞檯燈夜讀，善意提醒我：「齊家貞，你好好休息吧，這麼用功，我覺得學了沒有用。」
我真的沒想過有用沒用，我喜歡，我有興趣，明白了不懂的道理，學到了新知識，我就心滿意足，像肚子餓了要吃飯，吃了飯就舒服。我很欣賞車爾尼雪夫斯基對他兒子講的：「保衛真理，保衛你所愛的而不要想到它將帶給你什麼。」知識也一樣，你愛它你就學，考慮得失幹什麼。
在沒有任何微詞壓力的情況下，我極其安心專注地自學，用一個星期通讀了《範氏大代數》 ，把初等數學複習了一遍，補學了「解析幾何」，用兩個月的時間學完了樊映川的《數學分析》。後來我又找到了復旦和武漢大學編寫的《數學分析》教材，我可以同時用幾套書彼此參照著研讀，並且，做完了上面所有的習題。從六月初開始到八月中旬結束，我沒有弄到別的書，以為「數學分析」就是高等數學的全部。
「電視大學」沒有讀成，結果我卻在重慶市中區工業局辦的電視大學班當了數學輔導老師。只想摘一個果子，卻得到了一棵果樹，命運之變幻莫測，實非凡人能夠捉摸。但是，我始終相信，機會只給有準備的頭腦。
那天，父親下班回來告訴我，長江儀錶廠通知他離開噴漆組準備去工業局辦的電視大學班當英語輔導老師。長儀廠是區工業局屬下七十多個單位之一，它這次辦電大非常熱心，推薦了大半個班的學生，局裡委託長儀廠聘用幾個科目的輔導老師。本來，出於某種考慮廠裡不打算開英語課，在學生強烈要求和推薦下，才決定開英文課並由父親擔任輔導老師。工會主席傅蘭要父親幫她找個數學輔導老師，父親說：「我不認識人，到哪裡去找？」 「你女兒呢？」 「好吧，我回去問她一下。」我說：「你叫他們把教材給我看看。」居然這麼巧，正是樊映川的那兩本書。一來，我這個人生性不知天高地厚，有一股初生之犢不怕虎的傻勇氣，二來自以為「高等數學」我已經完全學過。
七九年二月十二日，剛滿三十八歲的我，來到枇杷山後街十三號，區工業局在市中區辦的兩個電視大學班就在這裡。
這是個居民大院，局裡租用樓下兩個房間做教室，前面是一班，後面房間特別大是二班，每班有二十來個學生。外面有個大天井，供學生下課出來舒展身體，辦公室設在樓上。雖然有一兩家居民混雜其間，他們比較安靜，環境還可以。
兩個班近四十名學生，按規定都是高中畢業有兩年或以上的工作經歷，由本人申請經單位推薦而來，享受全脫產帶薪學習的待遇。由於電視大學在中國是「大姑娘上轎第一次」，沒有經過嚴格的入學考試，學生素質良莠不齊，對輔導老師的要求也沒有明文規定，所以，我這個高中畢業生也混了進去。相信重慶市這樣的情況絕無僅有，聘用的老師幾乎都有大學本科畢業文憑，還是那句話，我這個傻人常常有點傻福氣。
辦公室有四個全職老師，父親輔導英文，重慶光華眼鏡廠一位三十六歲尚未結婚的陳植，是二班的數學輔導老師，她畢業於重慶大學動力系，蕭功庇某大學化學系畢業，輔導化學兼搞班主任工作，其餘科目如機械製圖、物理等，都是從重慶交通學院、重慶大學請的兼課老師，我負責一班的數學輔導，在此地資格最可憐。
為了區別兩個齊老師，學生們叫父親「大齊老師」，叫我「小齊老師」，原來廠裡不准叫父親「同志」，「師傅」的清規戒律不廢自除。
「小齊老師」幸福地坐在大電視機前面與學生們一起聽課，不少學生起初以為她也是學生。一下課她就躲在樓上不敢出門，兩個星期內，她不知道怎樣給大學生上輔導課。
班主席李遠鈞上樓來問我，數學作業本需不需要整齊劃一。哎，我粗糙的頭腦想不到如此精細的問題，只好裝作胸有成竹的樣子回答：「哦，那就不必了。」李遠鈞也是文革前一中畢業的，比我低三個年級，一位全面發展極其聰明優秀的學生。他如果向我提數學問題，那就非同小可，我得在辦公室裡至少研究兩三天，才能給出較為滿意的解釋。當然，這是後話。這次，他大約見我數週沒動靜，上樓來敲敲門。
我在批改作業中，發現大多數學生初等數學的知識沒有弄懂，混亂不堪。找到了突破口，我上了第一次輔導課，從補習初等數學解絕對值不等式入手，一步一步往前走。後來，我才知道高等數學哪止微分積分這一點點，以後開的「線性代數」、「復變函數」、「概率」、「場論」、「數理方程」等課，我都是與學生一起在電視機前現學。我得高度緊張地聽講，在聽講的過程中腦子得飛速旋轉，思考消化弄明白難懂之處，遇到電視老師推導公式時跳了幾步，我必須立即在心裏把這幾步補上，下課必定有學生發問，我得馬上作答。
學生們一到電大，第一件大事就是打聽附近哪個伙食團開得最好，牙祭(吃肉)打得最多，然後削尖腦袋開後門找關係買飯票。我不存在這個問題，不是我不愛吃大魚大肉，胃口不好，而是工資太低，比許多學生的收入都少。
我就在轉角處街道伙食團搭伙，每天中午三兩飯五分錢菜從不超支，有時是酸菜湯，有時是幾乎沒有油星的素菜。父親中午回和平路，治平做飯，我同吃伙食團的學生在教室裡進餐。
端著飯菜，我剛跨進門，學生們就用喉嚨哼奏起淒涼悲慘的楊白勞出場曲，「賣豆腐掙下了幾個錢……」。我問，這是幹什麼呀。他們指著我碗裡那點發黃的小菜說：「小齊老師，你還生活在舊社會喲。」他們說我是在吃「憶苦餐」 ，給學生上憶苦思甜課。工業局搞職工教育的老師借電大辦公室閱卷，見狀勸我：「吃下去的東西進入身體是化學反應，不是物理反應，你每餐這樣對付自己，身體跨掉了很難扶起來。」道理我懂，但是鈔票無情。
工業局教育處賀主任見我很受學生歡迎，竟還是個長江儀錶廠的臨時工，他三番四次找王區長，找不到就在開會會場門口攔截，最後區長撥了一個名額給儀錶廠專門給齊家貞轉正。一聽說我已經四十歲，超過三十五歲當學工的年齡了，只能從二十七元的普工工資拿起，一年後三十一元，兩年後才三十四點五元，我馬上說錢不夠用，我不要轉正。蕭老師罵我傻不堪教，賀主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爭得的名額，別人磕頭也要不來，錢是少了幾元，保長期飯碗，將來退休也有保障。我不情不願地接受了。八二年一月十六日，我作為長江儀錶廠的正式職工借調到電大，實現了每個臨時工夢寐以求的夢想。
處境似乎好了，但實際月工資卻比臨時工少了七元五角，這點錢是我伙食費的一大半，等於是「雞腳幹上刮油」，我的經濟更加拮据，伙食吃得更省了。
那段時間，除了經濟上極度困難，婚姻挫折的煩惱和感情上進退兩難的折磨使我日子更加難熬。我經常一個人傷心痛苦，像生活在地獄裡。
但是，上天賜給了我「電大」，我在「電大」建立起自己的天堂。
我批閱作業的紅筆在他們的本子上寫了一行又一行，不厭其詳；我上課的聲音洪亮，繪聲繪色，枯燥的數學一點也不枯燥；我經常工作到深更半夜十一二點，雙腳浮腫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四處蒐集題目，考試測驗學生，加強基礎知識的訓練。我告訴他們「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道理；考試時哪怕是我自己搞的小測驗，對作弊的學生我從來不客氣。我說：「你們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已經是久經沙場的戰士，戰士要懂規矩，嚴禁偷雞摸狗，嚴禁眼睛下鄉。」每過一段時間，我搞一次 「驗收」，晚上七點開始，考捲髮下去，交一張驗一張，哪怕有一題不對，打回去重做，全對才放行。最後還走不了的學生，我幫助他們弄懂。當然，最晚離校的是我。我準時上課，哪怕只來了一個人，時間一到必定開講，學生瞭解我的德性，個個提前到達不遲到。我從來不點名，遲到早退缺席，眼睛一掃便知，下課後才上樓做記載。有學生上大課不來，想讓我專門為他一個人開小灶，還沒跨進辦公室，我就叫他向後轉。但是，聽了大課還弄不懂，那就坐在我辦公桌旁一頁一頁翻著書問，半天大半天為他、她開小灶，我都歡迎，我喜愛這種踏實用功的學生。有人不交作業我會下樓到他手上討，沒有人混得過。上課時講話，我專門抽他起來回答問題，紅著臉答不出，看你下次好不好意思再這樣。半期考試不及格，我一個一個叫到辦公室刮鬍子（批評），找出問題在哪裡，期末考試不敢再馬虎。黑板不乾淨，喊到誰，誰就高高興興上來擦，知道我坐過牢，沒學生因此同我作對。有個學生說，這有什麼，你沒有成功，要是跑成了就好了。她的話使我非常吃驚。
總之，我該說的要說，該管的要管，從不知道也決不打聽誰誰的老子是書記，誰誰的老娘是廠長，這些與我當老師的毫不相關。學生說：「小齊老師燥辣。」
上課我不認人，我是老師，你是學生。下了課，我和同學打成一片，跳繩、打撲克、嘻嘻哈哈不分老少。國慶日我和李遠鈞當節目主持人，在學生面前出醜。父親用普通話、上海話、廣東話、潮洲話、海南話、英文、越文、法文，從一數到十，一樣的意思，奇怪的發音，令全場捧腹，被評為最優秀演員，最佳保留節目。春遊南山南溫泉，父親和我一律熱心參加，與同學們一起爬山野炊留影歡笑。
陳植老師回廠加工資，又常出差，學生經常沒老師，我乾脆把那個班也攬過來，兩個班一起在大教室裡上大課。
站在講台上，陽光從身後傾瀉進來，我沐浴在金色的光輝裡。近四十名學生專注的神情，信任的眼光，滿意的微笑，由衷的敬意，就是對我最大的回報。他們的青春啟動了我死去的青春，我變得年輕，我為自己自豪。
我拿很少的工資，做很多的事情。人生每一段崎嶇，練就我更好的腳勁；我在冷水裡浸泡了幾十年，但我的心還是暖暖的，我愛生活，我愛我的學生；已經四十歲的我，靈魂仍然是個孩子，讀書求知的夢還在做下去；我被理想主義的追求擊得粉身碎骨，我蒐集起所有的碎骨肉，再拼出來的還是理想主義的追求……這就是我，固有的特質不可更改。
我希望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看到，它們曾經聯合起來不遺餘力要扼殺的那個年輕的女學生，那個承受著「現行反革命」 千鈞重壓的小青年，經過難以言述的艱難跋涉，今天，她榮耀地站立在電視大學的講台上，受到同學老師們的尊敬與歡迎。我但願他們感到臉紅。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這隻醜小鴨終於變成了白天鵝。現在，即使有人議論：「啷個搞的喲，我們廠裡請了個反革命分子當電大老師。」我也不在乎，因為沒有污泥扔得進天堂裡。想起在鳳凰服裝廠，我這隻被「羊群」 趕出來的「狼」，我笑了。在天堂裡，我不擔心這份工作會被別人搶走 ，電大數學輔導老師，並非熨斗舞得起勁的人能夠取代。
天堂裡，沒有苦是真正意義上的苦，因為在這裡沒有地獄門前那塊令人讀之喪膽的「絕對地沒有希望」的石碑；天堂裡，任何的軟弱怯懦都不能使你真正倒下去，因為倒下去還是倒在天堂裡，你得繼續做天使；天堂裡，五彩斑斕的光輝使孤獨與無聊隱退，再不能吞噬你的活力與意志……
天堂把眼淚變成甘露，天堂把哭聲變成歌聲，天堂把淒風苦雨變成晴天麗日，天堂把懦夫變成勇士。天堂把鬼變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