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勤(微博)
簡光洲
劉暢
王克勤、簡光洲、劉暢……這些名字，乍看之下可能你會覺得很陌生，但那些被他們揭開的黑幕，你必定相當熟悉——山西疫苗黑幕、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山西繁峙礦難黑幕……每一次，他們的報導都讓我們能夠直面那些被掩蓋的觸目驚心，那些血與淚交織的真實；每一次，他們的報導都極有力地推動著這個社會的進步，讓我們離陽光、安全的生活更近。他們，就是中國的新聞「扒糞工」，就是中國的揭黑記者，他們是社會的良心，也是權利的守望者。
11月29日的《江淮晨報》報導了該報記者採訪一起醫療糾紛時遭院方多人毆打的新聞，一名男子更是恐嚇道：「想怎麼給你弄死就弄死。」這樣不可預知的風險，正是調查記者們時時需要面對的。揭露真相的過程，並不總是一帆風順，調查記者們不僅要面對各種暴力傷害，還要面對數不盡的官司，甚至，他們的家人，也會接到各種各樣的恐嚇電話。但憑著對新聞理想的堅守，憑著對真相近乎本能的渴求，他們堅持了下來，為了一個夢，他們繼續前行。
在《南方週末》「2010年度完美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中，被譽為「中國第一揭黑記者」的王克勤與吳敬璉、吳宇森等人一起，獲得「中國夢踐行者」的稱號。當王克勤作為傳媒界代表站在北大百年講堂的舞台上接受致敬時，媒體的中國夢已經悄然浮現——讓權力更規矩，讓這個社會更純淨。而以王克勤、簡光洲、劉暢等人為代表的調查記者，無疑正是媒體中國夢的先行者。他們的生存狀態，需要社會更多的關注。
第一揭黑記者王克勤：拳腳相向就當鍛練身體了
聯繫王克勤比想像中的艱難，陌生來電不接，已經是多年風險意識積累下來的下意識。經王克勤的同事介紹後，才終於接通了他的電話。已經是下午三點多，但電話那頭的聲音卻很疲憊。用王克勤的話說，做調查記者這麼多年，作息時間不固定已經是習慣了，所以在任何時候，只要有時間，他都會趕緊睡上一會。「一忙起來，經常幾十個小時睡不到覺」。
這個已經46歲的中年男人，被稱為中國第一揭黑記者，更被媒體同行譽為「中國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國上世紀初新聞界「扒糞運動」中最著名的揭黑記者)。他的成名作，是2001年的《蘭州證券黑市狂洗「股民」》，這篇報導引發了證券業的大地震。之後，《公選「劣跡人」引曝黑幕》《甘肅回收市場黑幕》等重磅作品亦陸續登場。因這些報導鋃鐺入獄的黑惡分子就有一百多人，但王克勤也為此付出了代價。黑惡勢力出價500萬買他的人頭，同年11月，他更被原所在單位無辜開除公職。
懷有「對讀者負責、對歷史負責」新聞理想的《中國經濟時報》，成為了王克勤最新的戰場，在這裡，熱衷於揭黑的他如魚得水。2002年，王克勤歷時半年調查完成了《北京出租車業壟斷黑幕》，再度震驚全國。
接下來，《河北邢臺愛滋病真相調查》《山西「煤毒」》等重磅揭黑報導也先後問世。王克勤近來最為人熟知的作品，則是今年3月份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的《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一次次震驚全國的揭黑報導，都與這個漂泊半生的中年男人相關，說他「一個人就像一支軍隊，筆下有千軍萬馬，有驚濤駭浪」，並不為過。
與王克勤的電話交談經常被打斷，因為他會不斷接到各種各樣的投訴，但他也很無奈，「很多投訴我處理不了，畢竟我就一個人，沒那麼多精力」。王克勤的微博上，私信功能是對所有人開放的，這也是他重要的線索來源，最多的時候，他一天能接到一百多個投訴。
但這些線索中的大部分，他同樣沒有精力去處理，這讓他對那些求助者心生歉疚，但又無可奈何。
「我最大的煎熬，還是面對眾多苦主求助的眼光，你不能每件事都報導。」這種職業特有的煎熬，在王克勤眼裡，其實也是調查記者應該具備的最起碼的激情。他說：如果你對所有的受難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當記者。
但個人的力量終歸是有限的，「中國需要更多的專業調查記者。」這是中國第一揭黑記者王克勤的感慨。有鑒於此，他現在正在有意識地留下更多時間去參加各種講座和培訓，將自己多年積累的揭黑經驗傳授給更多的年輕人，比如說如何保留證據、如何保護自己。「有時候記者還得學點化裝的本事，我有一次採訪完了，就是化裝成當地農民的樣子才逃出來的。」王克勤大笑。此外，王克勤現在花費很多精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多年來的採訪經驗和內幕背後的內幕整理出書，以供更多的調查記者參考。「應該明後年就能出書，現在採訪經歷這部分已整理得差不多了，內幕背後的內幕這一塊，正在整理當中。」王克勤最新的行程，是去廣州參加一個培訓班，給年輕記者們講解如何揭黑。
這麼多年的調查記者生涯，王克勤已經記不清楚有多少次感覺到生命危險了。但讓他覺得離死亡最近的一次，仍然是蘭州證券黑市的報導出來後，黑惡分子叫囂要花500萬買他人頭的那次。「那時候有四個全副武裝的警察保護我，但我仍然感到了死亡的威脅，說實話，的確是有點害怕。」至於採訪中經常遭到對方拳腳相向，在王克勤看來，那已經「只能算是鍛練身體了」。
不僅是自己的人身安全，連家人有時候也會因為揭黑報導受到威脅，這讓王克勤很愧疚。事實上，王克勤的許多報導，都是在拮据和窘困中創造出來的，有時甚至拮据到採訪中連出租車也不敢坐。每次的潛伏採訪，因為長時間沒有文章發表而沒有稿費，只能靠微薄的基本工資維生，這些更讓他對家人感到歉意。
但王克勤終於還是堅持了下來，「我沒辦法對苦難保持冷漠」，這是他堅持的理由，也是他前行的動力。王克勤總結自己的新聞理念，就是「把人當人，將心比心；說人話，做人事」。
他認為輿論監督有三個層面的作用：第一從微觀上講，是捍衛具體的公民權利，直接幫助到特定的受害者。第二從中觀上講，可能影響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僅使報導中的當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對整個國家的制度建構起到點滴的改變作用。第三從宏觀上講，揭黑報導大多是真相的呈現，只要不斷把真相告之於眾，就有累加效應。這個作用是漸進的，常常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這個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對於揭黑記者的前景，自稱「還能夠再干十年」的王克勤總體上是樂觀的。
雖然受到這樣那樣的限制，雖然十篇稿子中總有近一半因為各種壓力無法刊出，雖然笑稱「與管制的對抗中，我屢戰屢敗」，但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還是讓王克勤覺得有太多東西可以做，有太多黑幕需要揭露。
「要想達到美國上世紀初扒糞運動的高度，我們需要更多的調查記者，只要有心去做，題材多的是，空間也總是有的，畢竟他們不可能什麼都管得到。」
「問題奶粉掘墓人」簡光洲：面對誘惑和風險說出事實不容易
揭黑記者們面臨的各種風險中，拳打腳踢已經是小菜一碟，公權力或明或暗的介入，讓揭黑報導隨時有夭折的可能。於揭黑記者本人而言，來自資本的收買是風險之一，濫用的公權力更會讓他們面臨被拘留、被通緝這樣的風險。
簡光洲這個名字為人熟知，是因為2008年轟動全國的「三鹿奶粉事件」。2008年9月11日，簡光洲供職的《東方早報》率先點名披露三鹿問題奶粉事件，隨即引發中國乳業持續至今的三聚氰胺風波。這次讓三鹿破產，讓中國乳業傷筋動骨的揭黑報導，被稱作「中國乳業的9•11事件」，簡光洲本人也因此被稱作「英雄記者」「中國的良心」。
事實上，在此之前，簡光洲已經做了五六年的揭黑報導，其間經歷的種種危險，同樣不遜於王克勤。但在簡光洲心裏，感覺到危險最近的一次，仍然是三鹿事件報導簽發前的那個晚上。「當我把稿子上傳到編輯部後，心中其實也有過一些害怕和猶豫，我擔心這個報導出來後，我明天還能否回到這個辦公室，繼續從事自己喜歡的新聞工作。畢竟對方是市值100多億的乳業巨頭，能量肯定大得很，且當時正值殘奧會，類似的問題也相當敏感。」
報導簽發之前，簡光洲的腦海中甚至已經見到了自己站在被告席上的樣子。但一個個不足一歲的孩子全身麻醉後被推進手術室的場面，讓簡光洲良心難安。「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夠這樣含糊其辭？」
很多嬰兒的母親留言更讓他作出決定，即使被起訴，還是要點名。「我不是說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說出一個事實。在這個社會，面對著各種誘惑與風險，要說出一個簡單的事實其實並不容易。」
現在回想起來，這的確是一次冒險。一年之後，簡光洲才獲知，就在東方早報報導刊發的當天，有關部門就讓查查簡光洲是誰。同樣，《東方早報》在三鹿問題奶粉報導刊發之後，面對眾多媒體的採訪要求，也一概予以婉拒。「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讓報社和我本人當時都不知道事態會向什麼方向演變，在情況明朗之前，我們只能保持沉默。」
事態的演變無法控制，來自各方面非正常因素的干擾，在簡光洲眼裡，是比自己人身安全更大的危險。「比如說最近越來越多的抓記者事件，一些地方的公安機關，成了一些地方領導對抗輿論監督的工具。甚至為公司所利用，比如說仇子明報導上市公司內幕遭警方通緝的案子。如果真是打官司，我們倒也不怕，好歹是按程序來嘛，是可以預知的。最可怕的就是通過非正常程序對你施加壓力，這些危險是你不可預知的。」
好在，讓簡光洲感覺危險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最後在媒體集體推動和中央領導的重視下，終於按照一條正常的軌道演變下去了——三鹿的破產，不僅讓中國乳業痛定思痛檢視自身，並且讓中國的乳業安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實話說，作為一個調查記者，三鹿奶粉的報導出來後，我的任務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這就像是點燃炸藥的引線，至於它什麼時候爆炸，爆炸範圍能有多廣，就是我無法控制的了。」
多年的調查記者經歷，危險時刻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了，但簡光洲一直在為樸素的新聞理想堅持著。他說：在市場經濟的浪潮面前，很多記者們早就已經丟掉了先輩們具有的名譽和使命感。作為一個調查記者，簡光洲能做的，就是用一篇篇報導找回那些記者失去的尊嚴，「如果你不去做的話，就什麼都改變不了。」
但簡光洲有時候仍然會感到明顯的無力感，在他所做的調查報導中，會有三四成的報導因為各種外部力量的干擾而夭折。這種很多時候毫無道理可言的干擾，讓他和所供職的報社倍感無奈。
談到這個話題，簡光洲有著與王克勤類似的感慨：中國的調查記者太少了。簡光洲想像中的情形應該是，媒體之間能夠形成合力，調查記者之間能夠互通有無，你這邊不能做的我來做；我這邊不能做的，就交給你來做。並且，簡光洲認為，聰明的記者可以跑在各種壓力前面，在干擾到來之前就把稿子發出來，「讓他們在後面追，這樣你就主動了。」但現實與他想像中的情形相距甚遠，並沒有那麼多的人願意跟他們一樣，冒著各種風險去做一個調查記者。
與王克勤一樣，深感中國調查記者太少的簡光洲也經常會受到邀請與一些高校新聞系的學生分享下他的經驗與夢想，他說「新聞是個理想主義者的職業，可以妥協，但永遠不要放棄夢想」。簡光洲還經常引用尼採的一句話來作為他演講的結尾，「那些沒有消滅我們的東西，將使我們變得更加強大。」
「十佳曝光勇士」劉暢：離開客觀就離開了真相
雖然現在已經是中青報綜合採訪部主任，更多的時間用在管理上；在中青報上也時常能看到他針砭時弊的評論文章，但提起劉暢，人們還是很自然地把他和調查記者這個「職業」聯繫在一起。自1992從業以來，劉暢作為一個調查記者，採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調查性報導。其中2002年寫就的《山西繁峙礦難系列報導》已經成了調查性報導的經典。
提起調查記者這個話題，劉暢考慮得更多的是調查記者自身的問題，調查記者的責任，調查記者應該恪守的新聞倫理等等。在他看來，雖然目前的調查環境還很糟糕，這兩年發生了許多針對調查記者的傷害甚至暴力事件，但克服困難報導真相，是一個調查記者的天職。「當你從事這份工作時，你就應該想到它可能帶給你的危險和困難。」
在接聽電話前，劉暢剛剛參加了人民大學關於調查記者的一個研究會。他認為目前國內存在調查性報導這個文體，但是不能說有調查記者這個職業，「目前專職的調查記者人不多。」他的這種認識和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張志安(微博)博士的觀點類似。
雖然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在中青報就有了調查性報導，但是中國的調查記者被公眾普遍知曉是在2003年。劉暢記得那一年年底某網站做了一個「中國調查記者的崛起和彷徨」的專題，那一次全國的一些調查記者在北京聚首、溝通。劉暢說，他和王克勤就是在那次聚會上相識的。「那是中國調查記者第一次在公眾面前集體亮相。」
崛起與彷徨，這兩個詞的並列很有意味，可以把它理解為「在彷徨中崛起」。劉暢認為，經過7年時間的實踐，隨著一系列惡性事件被曝光，國內的調查記者進入公眾視線，他們成了人們信賴的人群，一些調查記者甚至成了「明星」。
雖然調查記者普遍感到公眾的信任，但7年來，調查記者的工作環境似乎並沒有得到改善。不久前，一位媒體研究者在微博上公布了一份他自己統計的「2010中國記者被打不完全檔案」，竟然有接近30起調查記者被打事件。劉暢介紹說今年記者節的時候，央視放了一個片子，片子分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各地記者挨打，受傷被送進醫院治療的情況；第二部分是部分記者利用職務之便進行敲詐、犯罪的報導。這說明記者這個行業是複雜的，劉暢說，我們在為我們工作環境惡化感到不滿的時候，也要時刻對自己的工作保持一份必要的警醒。
在劉暢看來，被媒體曝光的、被濫用的「權力」為了他們的利益，肯定會拚命遮蔽真相。但正是因為有遮蔽，調查記者的工作才有意義。
「時代造就了調查記者廣闊的生存空間。」劉暢介紹說，空間越大，其實對調查記者的要求越高。「調查記者有公平正義的職業理想，悲天憫人的職業情懷，但同時必須有客觀理性的職業表達。」劉暢說，追求公平正義是每一個調查記者的從業底線，但調查記者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也必須恪守自己的職業倫理，而職業倫理，是靠記者的專業精神和專業素質體現出來的。調查記者要對事實負責，公正、全面地敘述真相，這是一種公共表達，不能摻雜私人情感；調查記者在調查過程中，心態一定要平和，要給當事的各方以平等發出聲音的機會。劉暢說，目前媒體特別注重影響力，注重轟動效應，這裡有一個邊界，就是客觀，你離開了客觀，就離開了真相，就背離了調查記者的工作初衷。
提到經微博報導和全國同行的強烈聲援，被通緝的調查記者被「解救」的事情，劉暢認為，在網際網路時代，一個不法官員會在網上被窮追猛打；一個調查記者的權利被侵犯，經網際網路傳播，幾乎會引起所有媒體同行的聲援。「網際網路時代，有利於調查記者，或者從更大範圍說，有利於媒體工作者形成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作用是明顯的。仇子明由被通緝到獲得自由，這個共同體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調查記者是時代的守望者，我們可能淚流滿面，可能拍案而起，但是我們絕不絕望。」作為調查記者中的前輩，劉暢相信，無論有多大的困難，一個優秀的調查記者始終都會堅定地走在尋找真相的路上。
2010年記者被打不完全檔案(據新民網，網友薛陳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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